全体大会7文字实录

2011年11月10日 19:02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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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讯 11月10日，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全体大会第七场展开讨论，议题是“全球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凤凰网财经全程直播。以下是全体大会7文字实录。

以下为文字实录：

全体大会7：全球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欢迎大家回到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现场。下面进行第七场全场大会。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各位来宾，掌声有请会议主持人国际金融论坛常务副理事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我们的老朋友戴相龙先生。

戴相龙：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现在我们召开第七次全体大会。这一节的主题是“全球平衡与可持续发展”。一共有五位重要领导和嘉宾发表演讲。下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今天主旨演讲嘉宾上台。他们是：国际金融论坛主席、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国际金融论坛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先生。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主席。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先生。

下面我们隆重邀请成思危先生发表主旨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成思危：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我今天想就中国经济再平衡的问题跟大家做一些探讨。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演讲嘉宾很多，所以我就讲快一点。

大家知道实际上在本世纪初，包括世行和IMF都有学者提出警告，就是全球失衡的警告。当时的情况，美国的一些国家，中国有比较大的贸易逆差，其实从历史上看，全球失衡也不是第一次。大家记得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和中东石油国家之间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在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和日本、西德之间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从2005年以后，全球失衡的现象更加严重。而且这次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到底失衡是好是坏呢？本世纪初的时候，由于世界经济形势发展比较好，所以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失衡没有什么关系，不影响经济的发展，甚至还可以得到双赢的结果。但是实际上这个说法是假定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非常完善，可以容忍越来越高的杠杆率，是在这个假定下设立的。但是实际证明并不是这样的。当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到一定情况，杠杆率太高的情况下就发生了金融危机。所以现在大家都承认这个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要再平衡，但是我个人认为，外部的失衡实际上它的原因是内部失衡。要想解决失衡问题，首先每个国家要审视自己的内部怎么样去再平衡它的经济。

温总理也讲过，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可持续，我们需要认真的审视一下，我们中国怎么样再平衡我们自己的经济，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至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怎么样再平衡他们的经济，我最近在美国巡回演讲也说了，你们应该很好的思考。当然，我们讲的平衡、再平衡也是一种动态的。因为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总是从不平衡到平衡，然后再到不平衡。但是，我们总得有一个战略思考，有一个方向性的考虑。

实际上，我2009年在华盛顿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上就讲过六个平衡的问题。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六个平的问题。今天我想就这六个平衡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平衡，储蓄和消费的平衡。大家知道中国的储蓄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表上看到，这个表上列的是国民储蓄率，所谓国民储蓄率就是政府、企业、个人的储蓄对GDP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或者说亚洲国家和地区，比欧美国家的国民储蓄率要高的多。这儿列的两年的数据，一个是90年代的，一个是21世纪的，96年和07年的。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和美国比的话，这个差的很多。我们不但要关注国民储蓄率，还要关注居民的储蓄率。居民储蓄率的概念，是居民的储蓄被他的可支配收入。如果从这儿看，中美比较就相差很远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将近到40%，而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只占5%左右，相差的很远。

从理论上来，应该是富裕的国家的储蓄率应该高，因为储蓄率跟人民的收入是有关的。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呢？我想第一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积梏防饥，养?悍览稀Ｒ簿褪撬抵泄幕旧砭陀幸恢执⑿畹奈幕Ｆ涫得拦�0年代的时候，也注意储蓄，富兰克林曾经说过，谁要借钱的话谁就不能开薪。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变化了，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先买以后再付款，变成了消费主义文化。

第二，传统。中国的传统是父母对子女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即使在子女毕业、就业以后，父母还得管他的住房、结婚等等。所以中国出现“啃老”现象，美国基本上子女上完大学就业，父母就不管了。

第三，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那么完善，再加上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问题。所以，有一种自我保障的需要。所以也要加强储蓄。

最后，中国处在一个经济起飞的阶段，根据罗斯特(音)的理论，起飞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个资金要靠高储蓄率来支持，所以造成了中国的高储蓄率。但是高储蓄率同时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因为大家把钱村银行了，所以银行的储蓄就大量增加了，银行把它贷出去，现在银行说贷给个人贷款占15%左右，大部分都贷给企业和地方政府，然后拿去投资，就造成了投资过热，投资过热造成多余的产能，多余产能生产的产品，国内消费不了就出口，出口要竞争，出口的价格也比较低，就廉价出口。出口以后，就会造成比较大的贸易顺差，最后就造成了比较大的外汇储备、外汇节余，正如大家所看到的现象。

所以过高的储蓄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当然美国的低储蓄率和它的高消费率是造成这次杠杆率越来越高的一个原因。当然从中国来说，我觉得应该适当的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也就是说转变我们经济发展方式，更多的依靠国内的消费。

第二个平衡，国内内需和外需的平衡。大家知道中国外贸增长很快，从进入本世纪以后，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外贸和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的很快。到2008年到了顶峰，顺差到了顶峰。但是由于金融危机外需的减少，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我记得2007年的时候，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是正的23%，但是到了09年，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是负的39.1%。从正变成负，而且外贸成了中国经济拉后腿的情况。

发达国家都在所谓去杠杆化，所谓去杠杆化就是减少负债率。去杠杆化的结果必然造成我们中国生产能力的降低，因为出口少了，就是去产能化。所以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人大，都提出来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更多的依靠国内的消费。但是，更多的依靠国内消费，它不是一句话，这需要做很大的努力。首先我们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就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让大家有能力消费。我曾经提过三个制度性的安排：第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要让人民群众收入和经济的增长同步。从这个图可以看到GDP的增长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情况，应该说近两年来，基本是接近的。第二，要把工资和CPI通货膨胀率挂钩。现在30个省市把最低工资和通货膨胀率挂钩了，但是整个工资还没有，因为不挂钩的话，等于在高通胀的时候大家的实际收入就降低了。第三，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来提高工人的工资，这也是必须的。但是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提高劳动生产力。我们的劳动生产力相对来看，还是比较低的。从制造业来说，美国的劳动生产力每人每年18万美元，我们国内可能还不到它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们要提高劳动生产力来提高工人的工资。

同时，还有两个辅助的方面，一个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咱们从800到1600，到2000，最近到3500，现在只有9%的人需要纳个人所得税。再一个方面，要促进信用消费。我们银行贷款给个人的，包括住房贷款等等，只占15%左右前两年。所以这个还可以促进信用消费，让老百姓有能力消费。

然后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上学收择校费，看病贵、看病难等等问题，让大家能够敢于消费。最后，我们要不断通过创新推出各种新的产品，让大家愿意消费。所以我说中国需要更多的乔布斯，就能够不断推出新产品，让你去买，从ipod到iphone等等，老让你去买，所以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我们和中美之间做一个比较，总的经济GDP，我们的外贸和GDP的比例和顺差，或者是逆差和GDP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差的很远。中国可以说有大量的外贸顺差，而美国只有贸易的逆差。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外贸了，但是我们的外贸确实是需要掌握一些原则，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外贸依存度不能过高。现在我们是40%左右，应该在30%左右就可以了。另外，外贸的顺差掌握在4%以下，这个完全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国际上公认的一个标准。

第三个平衡，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平衡。大家知道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而金融监管最主要的是要防止它的过度投机。但是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就是说魔和道的关系，有一个创新出来突破了金融监管原来的规定，然后金融监管又做出新的规定，然后在这个环境下做出新的创新，这在国外是这样一个规律。

从国外来看，金融创新确实是监管没有跟上。可以说它的经济越来越虚拟化，从中国来说，我们还是要鼓励金融创新来改善，同时要改善我们的金融监管。因为如果没有金融创新，我们的金融效率是比较低的。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风险和收益的概念，大家知道风险和收益是对称的。你要想高收益，你必须要承担高的风险。比如是我们买美国的国债，当然美国国债现在也降级了，我们先不说美元贬值的风险，国债从AA降了一下，但是它相对来说还是风险低的，大概只有4%的收益率。根据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的统计，在美国投资平均回报率是8%。当然美投资有一定的风险。我们宁愿要4%风险很小的债券利息？还是要8%的有相应风险的投资回报呢？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如果我们只要4%，等于把钱借给美国投资人，他赚了钱以后分一半给你，他拿你的钱赚钱。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鼓励金融创新，提高我们的金融效率和我们的金融竞争力，但是同时也要加强金融监管。我认为金融监管应该做到合法、合理、适度、有效。当然要有法可依，另外要讲理，你推出任何一项监管措施，都要讲明它的道理。另外不能朝令夕改，老改变游戏规则，这不行。第三，你得适度。尽管是有成本的，不是说越严越好。美国的萨班斯法律出来以后，尽管加强了上市公司的内控，但是成本也提的比较高，有一些公司跟我说，当时的CPA都不够用。上市公司每小时的成本增加800美元，有的上市公司这样说。所以要适度。最后要有效，你的监管措施要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这样监管才有效。否则，像我们股市疯涨的时候，增加印花税，它还是涨，股市跌的时候，你降低印花税，它还是跌。所以一定要有效。

同时我认为监管首要就是要有透明度，只有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及时性、全面性，我们才能实现有效监管。因为只要信息披露做到透明了，就可以大家来分析，通过分析发现问题，发现问题然后再进行处置。这些观点我讲过多次了。

第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平衡。虚拟经济是和实体经济相对应的。简单地说，它就是直接用钱来生钱，也就是说实体经济要用货币换成劳动力、材料、厂房、机器，然后通过生产出产品，产品通过流通变成商品，商品再通过交换变回货币。但是虚拟经济，你买股票，买债券，是直接用钱去买这些东西，然后通过股市、债市等等生钱。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它是互相依靠的，而且也是互相补充的。非常重要的，要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为什么？因为虚拟经济它本身是从实体经济中产生的，而又服务于实体经济。如果你不服务于实体经济，你光玩虚的，那么必然要出问题。我们看看全世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规模的比例，全世界股市的市值，加上债券的余额，加上没有平仓的金融衍生品合约余额是800万亿美元，而全世界GDP才60多万亿，这个比例差的太远了。在美国的国家里面靠金融工程等等办法设计各种产品来赚钱，也好赚。

所以，把规模搞的很大。大家想怎么会有这么高呢？因为它设计了一些虚的东西，比如说CDS就是这样一个情况，CDS的本质，我是一种保险，你买了CDS，如果债务人违约，我收购债务人的抵押品。当房价上涨的时候，违约风险很小。如果违约率是0.5%，我收保险金的1%我就赚大钱了。但是没有想到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下房价下降了，违约率大大增加。所以一个合约的价值，可能真正付的钱是1块钱，但是它放大100倍，所以放大效应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规模之内，不能够脱离实体经济去单纯地发展虚拟经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

当然从中国来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例，基本是1：1，最多的时候也就是1.5：1左右。从中国来说，我们还需要稳步的去发展虚拟经济，而且我们强调虚拟经济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要注意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五个平衡，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大家知道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一些官员的GDP崇拜。同时，把投资变成了一种主要的推动力了。我们这样下来，则是不可持续的。大家可以看到，08年启动了4万亿投资，09年我们9.2%的增长里，投资占了8.7%，09年投资增长了30.5%，总量占到22.5万亿，这样大量的的投资，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在10年看到的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投资效益降低、环境问题的增多，同时大量的资金投放9.6万亿的银行贷款额增加，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危险，还有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还有房地产的资产泡沫等等。这两年在处理09年经济刺激计划的负面的作用。当然那时候是需要经济刺激计划的，因为根本我们的研究，没有这个计划，可能当年经济增长只有2.4%，但是另外方面，大量投资的结果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更多注意一些非市场的经济活动，比如说研究开发教育和慈善事业等等。

我曾经讲过，经济只能管我们的今天，科技管我们的明天，但是只有教育才能管我们的后天。所以投资交易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下更多的力量。还有慈善事业，属于三次分配，也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同时要注意环境成本。我们做过一个研究，05年我们国家环境成本，包括能源效率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是我们GDP13.5%，当年GDP增长只有10.4%，这说明我们要把环境债务留给子孙后代，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环境成本。

现在中国是在积极地发展绿色经济，包括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等等。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投资占GDP比例到了74.1%了，这个实在太高了。而我们的能源消耗也是在不断地增长。

最后一个平衡，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平衡。我05年在韩国首尔讲过，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平行不悖，又相互补充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出现了贸易。10加1，中国加东盟10国，在2010年1月1号启动了，去年双边贸易量达到了2927.8亿美元，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从总体来看，已经超过中国和日本的贸易了。总的投资到了800亿美元。

10加3，中国加日本、韩国，也在进展之中，最近有两个进展，一个是成立了1200亿美元的储备库。其中中国和日本各占32%，韩国占18%，东盟各国占20%。另外成立了亚洲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在新加坡。第一任主任是中国人，下一届是日本人。当然，10加3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互信不够，我们和日本之间，和越南、菲律宾之间的互信还存在问题。另外成整个10加3的发展，发达程度相差太多。但是知道实行地区一体化，发达程度最低的国家最受益，但是如果相差太多，有的发达国家就不愿意了。

再一个，我们和北美自由贸易，和欧盟不同，区内的贸易比重很低，不像欧盟，这种贸易区还是比较松散的，允许各个成员单独和区外国家签订自由区协议，中国和智利、秘鲁等等签订了协议。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10加3能够出现，世界上将是三个大的经济版块，一个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一个是欧盟，一个是东亚自由贸易区。北美占27%，欧盟25%，东亚将占到23%。从发展趋势来看，东亚的发展速度肯定比每欧要快。所以世界将形成一个多极的世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中国古代和谐的核心就是中庸之道，我们说平衡就是在不断动态在之中来把握好度。中国应该掌握这六个平衡。我们要通过掌握六个平衡，来重新平衡中国的经济。谢谢大家。

戴相龙：感谢成思危主席的精彩演讲，下面有请韩升洙先生发表主旨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和世界的未来”

韩升洙：尊敬的成思危主席，尊敬的各位发言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明年将成为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可持续发展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年。我此次发言主题是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世界的未来。

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我坚信虽然金融危机它是我们大家现在所关心的，而且需要我们采取马上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我们长久需要保持可持续发展，而且要确保我们未来的子孙后代他们能够有供给，能够来应对各种外界造成的冲击。

女士们，先生们，世界的未来依赖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来回答可持续发展方面所提出的挑战。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希望采取全球和迅速的举措，这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应对的挑战，它本质是非常复杂的，是全球性的，而且造成了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影响。遗憾的是，它就要求我们来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够浪费时间了。对于长期的挑战来说，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最为令人震惊的挑战来自于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的现象已经在国际社区进行了很多道路，而且已经延续了一段时间。美国在去年一年当中，像风暴飓风、洪水、干旱、森林大火这样的自然灾害，都造成了很多影响，而且发生的频率和程度是非常高的。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当中的增长模型，它能够导致现在的这种不能够持续发展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主要强调经济扩张，但是并不考虑所造成的生态方面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针对数量增长的方式，还有在工业革命本身，他们其实需要我们现在来回答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我们要进行扶贫，要来人们的福祉，而且要不断扩大经济的发展。

从一个纯粹的经济视角，我并不相信，如果我们现在做的不太好，其实并不是夸张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采取了重要的举措，我也已经朝着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工作。我们就可能持续发展方面也找到了一些答案。通过我之前担任的职务，比如说在联合国大会第56届当中担任主席，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方面秘书长的特使，我也亲自参与了很多的活动，我看到了全球做出的努力，应对气球变化正在使全球朝着可持续发展方面。全世界的各位领导人都清楚，我们要求进行团结的努力，以便能够有效的来应对气候的变化。除此之外，我们更多的强调，我们有必要使用新的技术，并且分享技能技巧，以便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同时确保这样的功绩能够传播给发展中国家，因为他们通常在气候变化方面最为脆弱。

除此之外，我们也清楚的认识到一个事实，大量的投资有必要，以便使得各个国家非常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并且减少排放。因为我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第15次会议当中，我们通过了绿色气候基金。这是在09年哥本哈根所召开的会议。我们建立这个基金，以便能够筹集到300亿美元，以便能够从10年到12年作为启动资金。另外到2020年之前，每年要拿出1000亿美元，以便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来进行气候应对。

在不久之后，我们即将进入2012年，它对于我们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标志着从我们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这个里程碑以来，已经经历了20年。我们把这次大会叫做地球峰会。当时是在里约召开的。所以2012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到时候，它标志着我们第一个承诺到期。在附录1当中的国家，到时候已经完成了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因此，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目标，不仅没有完成，而且我们之后要继续一个国际性的气候机制，前景看起来也是非常暗淡。

我们看到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浓度，还是在增加。同时，人们不断来寻求非常有限的资源，希望能够分享到有限的能源和水资源。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来举行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大会，来纪念这一标志性的年度。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之后前景并不是太好。我们大家也不断地来进行争论，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应对挑战的原因是什么，其中包括我们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而且我们在一些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之内来进行决策程序方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另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他们的利益背离了，而且还互相指责。但是我们认为在国际政策制定方面应该进行更多谈话和对话，以便能够来了解在这个问题方面所出现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在最近几次当中，决策者他们逐渐地意识到一个事实，这就是气候变化和环境的恶化，它们不仅是环境的问题，它的核心问题其实也是经济的问题。所以，解决方案还是在经济方面。

绿色气候基金，正是因为这个意识产生的。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金融所起的重要角色，它在给我们提供气候和环境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政策框架，它能够建立在广泛的合作关系之上。这样的一个框架能够帮助我们驱动经济的增长，能够阻止环境恶化，能够来帮助我们得到环境的可持续。

理念的转化要求我们意识到经济的增长和环保能够同时获得。这是最基本的前提。在这样一个假设上，我们所进行的绿色发展的新的发展模式正在进行。在绿色发展的新的范式下，以及能源危机这样的挑战，它不再单纯的问题，我们可以进行新的增长和增加新的工作机会。过去所采取的密集型劳动和资本密集型方法不一样，对于绿色增长驱动的因素，包括新的理念、变革性的创新，还有领先的技术，尤其是在信息和通信领域。各个国家在全球都不断努力来实施绿色增长的政策，包括韩国，它已经推出了低碳绿色增长是国家新的一个发展愿景。

因此，我们要把绿色增长转换为政策，对韩国政府来说，他们已经宣布了一个蓝图，能够找出17个增长引擎。其中包括绿色经济的一些技术，而且也包括了可再生能源、有关节能技术、先进水资源管理、LED的应用、绿色的交通系统以及绿色城市的打造。通过这样做，比如说促进像剧变这样的技术，其中包括IT和制造技术相融合，比如说促进像剧变机器人的应用，一些新的材料以及纳米技术的应用等等。为了系统化的实施这些倡议，我们韩国政府在09年2月份的时候，成立了绿色增长总统委员会，我们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进行了充分的咨询之后，我们国家大会通过了有关的低碳绿色增长的框架协议，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公约。那么它其中也规定了我们要到2020年要减排30%，而且根据我们第一个五年绿色增长计划，这是09年到2013年，同时就绿色增长方面，也看到了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雄心勃勃创意。在应对08年危机当中，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其中38%分配到了清洁技术，尤其包括污水处理方面的，中国旨在到2020年来减排45%，这是在05年的基础上。

中国所实施的“十二五”规划中，也把目前整个章节来用于绿色开发的规划，希望每年的GDP保持在7%，同时希望把非化石燃料的比例占一次能源的11.4%，同时希望减少资源和能量方面的消耗，以便能够减排。

毫无疑问，对于韩国，对于中国来说，还有其他的国家，我们认为金融所扮演的角色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对新的历史技术和渐进性的能源和环境政策方面非常重要。我们已经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倡议，以便能够对于潜在的融资渠道进行分析，以便能够促进低碳绿色发展。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有关气候变化融资的高级咨询团队，他们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最近在世行、IMF、OECD地区之间进行的联合报告也出台了，主要希望整合气候方面的资金。但是投资的规模要求我们最好能够来创建出一个有着协作的效应，我指的是在公司各个部门之间都能够来促进资金的流动，而且能够充分地使用各个工具，能够把效率提到最高。尤其是在现在，随着各个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它们正在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财政和预算方面的紧缩。非常有限的公共的资金，应该是被杠杆化，以便能够来引入更多私营部门资金的注入。

为此，政府的领导力是一个关键因素，对于公共政策来说，他们应该要来帮助促进私营部门的资本的流入，来确定一个合适的能源的价格。从政策层面上确定一些二氧化碳的减排的一些机制。这样的话，能够建立低碳社会。在目前为止，市场价格在20到25美金左右，我们在这个方面通过价格杠杆能够在资本市场促进碳市场资本的巨大流动。在这个方面通融资对绿色技术、环保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另外一方面，它在整个技术发展的阶段来讲也是非常之必须的。尤其是在早期发展阶段更是如此，在创新早期阶段，公共融资对于研发，以及促进整个创业资本转向绿色环保技术的鼓励作用是非常之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要保证那些私人行业建立相应的信心，然后从事一些绿色技术的开发，并且将其产业化，进一步加速创业企业，采用本地适用的技术，而所有的技术在技术部署和发展阶段，公私合营的方式会使得公共基金能够帮助一些项目获取更大的第二阶段发展的资金。

除此之外，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气候相关的一些研究和创新。而这一点，也对于金融市场以及行业的绿色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切包括碳市场和碳汇基金、碳帐户的建立以及碳减排和中间机构的建立，碳市场毋庸置疑，对于支持中国发展新技术和利用现有的私人投资来讲，非常之重要。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在此发展过程中，金融行业尤其是私人投资行业会扮演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会在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方面起到一个多元化的市场和资金的供应方的角色。这些包括行为层面的变革，将会使得全社会转向低碳社会的建立。

受到这个消息的鼓励，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观察到了一些进步，比如说在韩国和中国，两个市场积极对政府绿色发展战略做了响应，所有大的一些业务，特别是在韩国，他们已经将绿色能源和绿色项目给予了优先考虑，这一些将会极大的扩大他们在这些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电动车、汽车开发过程之中的投资组合，也包括一些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还有LED光源和智能电网技术的开发。在新的能源相关的一些就业市场方面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就业机会。而新的一些中小型企业也会采取一些创新性的方法，能够抓住这个领域的投资机会，并且从新的环保市场和绿色市场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和行业，已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它占到国内一次能源消费的8.8%左右，这是现在可再生能源占中国一次性能源结构的占比，中国的企业，像东方，还有尚德这样一些公司，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公司。

除此之外，中国已经开始超越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像丹麦、德国、西班牙以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风能发电机生产商和太阳能板的生产制造商，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包括生物沼气方面更是如此。

另外一方面，绿色发展战略也给亚洲国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通道，通过这个通道，我们不光能够缩短与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方面的差距，更主要在很多层面上，甚至可以超出传统的那种发展道路，从事一个更加可持续，走上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这种道路完全可以保证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三重目标的实现。换言之，绿色发展能够提供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来应对全球能源方面的挑战。而这个挑战是我们全球目前所共同面临的。

只有认识到了绿色发展的重大潜力，中国和韩国之外许多国家才能够有这样的动机将绿色发展纳入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日程中去。丹麦在这个方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丹麦不断采取一些非常先进能源政策，旨在加强能源安全和能源独立，保证经济发展，同时也可以解决气候变化和环境的恶化问题。在这种核心政策支持下，丹麦不断地开发自己国内的一些绿色技术，尤其是风能技术，这一切将会导致全球公司，尤其像维斯塔(音)和东方能源公司的崛起，在2009年可再生能源占到丹麦所有能源电力消耗的27%左右。就像刚才所提到的一点，全球挑战带来的后果，我们必须将我们的视角从自己国内的层面上放眼望去，采取国际性的视角，尤其是气候变化，它已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且不可能再通过一个国家单枪匹马战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此，绿色发展需要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普遍的共识，一个政策协调。另外一方面，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成本，控制相应的风险。而且将这个方面蕴含的机会进一步完全潜力。

可以简单地说绿色发展需要全球化，而且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将这种趋势传递开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就像2009年经合发组织部长会议上说的话，我希望能够获得参与此次会议部长级的一个一致支持，将OECD的一些宣言进行采纳，并将纳入本国绿色发展决策中去。这一切已经在旅社发展战略里面体现出了，这个在OECD50周年庆典仪式上向大家提交了。除此之外，我们在传播绿色发展理念方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个方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最近成立联合国秘书长高级别全球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目的是希望能够建立协调方面的一些机构。

为了确保绿色发展能够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共同资产，全球的绿色发展机构，就是GGI，我现在就担任GGI的董事局主席，在2010年成立了，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全球智囊团，促进绿色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我们也希望能够基于我们以前在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巴西做的工作进一步与其他国家的接触，包括柬埔寨、哈萨克斯坦、阿联酋等等其他国家来使得我们的共识进一步巩固下来。谢谢。

戴相龙：谢谢。下面请吴敬琏教授演讲，题目是“中国如何为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做贡献”

吴敬琏：谢谢戴相龙理事长。我想中国对于全球金融危机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不是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哪几个国家的事情，而是一个影响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我们应该共同应对这个挑战。

中国要为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做出贡献，我想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要来对应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首先我们要对全球金融危机做出诊断，特别是要知道这种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它是由什么原因产生的。

在中国，大致上在2006年、2007年，在金融危机还没有爆发以前一两年内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学界就多次讨论过全世界经济结构出现了什么问题。当时主要讨论的主要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涉及了全球的问题。现在看来，当时我们这种讨论对于理解后来在08年前面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有意义的。

当时我们相当一部分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存在着一种情况，就是在世界上存在着两类的经济结构失衡。在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失衡，它主要的表现就是过高的储蓄率，过低的消费率。这里所说的储蓄率，刚才成思危先生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在中国的情况之下，特别对于中国媒体来说，常常把储蓄率看成是储蓄存款。其实我们这里讲的储蓄率是说的可支配收入中没有消费的部分。

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处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而且21世纪以来越来越高。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它的经济也是失衡的，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正好是跟中国的情况相反的，就是过高的消费率和过低的储蓄率。美国居民储蓄率在危机爆发前，我们在06、07年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降到了负数。这两种结构失衡都有失衡，但是正好相反，于是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就形成一个世界这样的经济格局，就是两种失衡正好是相反的失衡，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

这两类经济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过国家贸易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我把它叫做镜像互补，就好象照镜子一样，一个人照镜子，他的影子和他之间，正好什么事情都是相反的。这种镜像互补下的世界经济运行，它的特征就是通过国际贸易，使得发展中国家过高的储蓄率的一部分借给了发达国家去用。这样一种镜像互补的经济结构，在某些时间段，它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有利的，比如说东亚国家，日本、韩国、台湾以及后来的中国，东亚经济都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利用西方国家的结构失衡，在一段时间里面实现了高速度的增长。西方国家利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贸易货币这样一个地位，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松驰金融监管，西欧国家因为它没有这样一个货币的条件，所以就用大量的借债的办法来支持经济的繁荣。

在一段时间里面，这两类国家都维持了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维持了高的消费和高的福利。但是这种均衡是不能持续的。特别是到了21世纪以来，这种经济结构，它产生的问题已经造成了爆发经济危机的基础。不管是哪类国家，在这个运转中间，都出现了一些相同的经济现象，这就是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虚拟资产的大量积累和资产负债表的高杠杆化。

上个世纪末期，1997年爆发的亚洲地区的经济危机和这次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我看来都是由此产生的。所以，要应对现在的仍然没有脱离全球金融危机隐隐的重大的灾变，我们要针对这样一些问题来采取措施。从短期应对来说，现在各国政府都正在采取措施，比如说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一些大而不能倒的会引发系统性危机的金融企业进行救助，对于某一些发生了还贷困难的国家进行救助等等这样一些短期措施。中国在用短期措施应对金融危机，它所采取的态度已经在最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国集团峰会上清楚的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中国的态度是坚持“同舟共济，合作共赢”这么一个方针。胡锦涛主席也提出了一些中国的具体做法，最重要的就是三条：一条是积极稳妥的推进国家货币体系改革，致力于建立公平合理、非歧视的国际贸易体系。第二，挖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带动全球总需求的扩大，当然中国属于这样的国家。第三，推动建立更加平等、更加均衡的新型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这是讲中国对于短期应对的态度。我觉得更加重要的还是解决长期问题所应该采取的措施。为了从根本上摆脱危机，世界上每个国家必须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情，铲除危机的根源，最重要的要消除泡沫、去杠杆化和实现再平衡。刚才成思危先生已经对于实现再平衡做了全面的论述。我认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需要克服由于消费主义和高福利政策所导致的高赤字、高负债、高货币发行和高信用膨胀的问题。这样才能解决发达国家的失衡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效率，要改进增长的质量。

下面讲一下中国应该着重做什么？中国经济再平衡的症结，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大致从50年代中期以来，就采取了一种依靠投资驱动的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在50年代、60年代很快就造成了经济上的灾难。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了一个出口导向政策来克服由于投资驱动的这种高增长所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因为靠投资驱动，因为投资回报递减，所以投资率不断提高，投资率不断地提高，它就引起了消费率的相对的降低，造成了最终需求不足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不能得到提高。

用了出口导向政策，增加了进出口，就使得我们可以用进出口的需求来弥补我们内需的不足。进出口还使得我们大量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可以得到就业的机会，能够使得他们从事城市的非农产业得到的收入水平比过去从事农业劳动，处于一种低就业状态下的农业劳动的收入水平能够得到提高。所以出口导向政策，缓解了某些矛盾。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可以长期持续的一种增长的模式。特别到21世纪以来，首先出现的就是我们的资源发生了短缺和环境遭到了破坏。这种低附加值，以加工出口为主的这么一种出口经济活动受到了资源和环境的限制。

接着来的问题其实由于成功的实行了这样的出口导向政策，它造成了像东亚许多国家都碰到过的问题，就是因为外汇节余的增加，外汇占款造成的货币超发以及它引起的资产泡沫、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和流动性泛滥，造成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

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货币对GDP的比率是世界第一，超过了180%，流动性大量泛滥。造成的金融体系受不了外部或者是内部的冲击。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它就是储蓄消费结构失衡最深刻的根源。因为投资率不断提高，当然消费率就会不断地下降。而且对于分配发生了一种消极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分配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由于在生产中，资本要素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作分配中，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者的收入越来越低。而劳动者是社会主要的消费力量。这样一来，它就造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所以要解决储蓄消费结构失衡的问题，就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不转变这种靠投资和进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无法解决我们的经济失衡问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中国正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很长时间了，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1995年到2000年这个五年计划就规定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直到现在，这个转变进行的不是很顺利，没有达到原来预定的要求。那么是什么原因呢？从1995年、1996年以来，曾经有过反复的研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想这个结论是准确的，原因是因为体制上的障碍。

怎么才能消除这种体制障碍呢？那么就是靠改革，只要坚持改革，才能消除经济发展模式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有利于创业的经济体制。“十二五”规划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我们改革已经有30多年了，这个中间最关键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经过30年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基础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在很多领域，旧的体制，政府的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来干预微观经济生活这样一些旧体制的遗留，依然顽强的存在，而且在某些时候还有回潮，还有增强，这样一来就不能够完成中国政府在80年代已经决定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或者是后来说的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样就不能实现了。

一定要弄清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政府和企业是什么关系？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我们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在过去几年，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都提出来，说现在政府做了许多不应该做或者自己做不好的事情，而有一些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又没有做好。那么政府需要在今后改革中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应该由政府做的事情，让市场去做，要有所不为。另外一方面，政府需要进行监管，在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基础的社会保障，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体系等等方面，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应该加强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改革工作做好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能够进行的更快、更好一些，那么我们解决这个失衡问题就能够做的更好了。这样不管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都会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

戴相龙：感谢吴敬琏教授的精彩演讲。下面我们有请郭树清先生发表主旨演讲。郭树清当过贵州省的副省长，当过国家人民银行副行长，当过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刚刚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郭树清：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抱歉，因为我工作安排的原因，原来的题目我做了调整，本来是要谈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是关于世界经济再平衡。我想我也比较适合谈这个题目，为什么？看到我的老首长很高兴，戴相龙行长在人民银行做行长的时候，我有幸给他做过两年的助手，我们一起工作非常愉快。由于工作的缘故，虽然都在北京，但是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所以我看到他非常高兴。

今天讲到的不平衡，我想世界很多场合，在过去10年中，经常会讨论这个问题。在国际场合大家谈到不平衡的问题，实际上我感觉多数外国朋友暗指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不平衡的根源。表面上看好象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过去这些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比较大，特别是外汇储备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年增长20%、30%，绝对额4000亿美元，数量相当大。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理解可能还不是太一样，就是对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理解。

中国人说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和外国人说中国经济不平衡不一样，中国人自己讲可能也有差别。我个人理解，我们经济的不平衡，可能并不表现为消费的不充分，特别是物质上消费的充分。首先吃的东西，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有可能也是最大的浪费国，这方面和美国不相上下。地沟油不能说再生资源，它再回到餐桌上是不对的。

在衣着方面的消费，中国纺织品以前是不到70%，但是现在80%以上是中国自己消费。交通方面，中国铁路、公路发展最快，现在高速公路已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了。汽车，我们前年刚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汽车市场，去年已经1800万辆了，今年增长速度，前面很高，后面很低。即使这样，新销售的汽车也有2000万辆。什么概念呢？肯定是全世界第一了。新增加的汽油消费，可能是全世界的1%，这个速度是不得了。住房，今年我们住房消费，投资新建住房弄不好，世界上每新建成两个单元的话，中国占一套。相应的就是中国的钢铁、水泥、玻璃消费都占了世界一半左右。我们还要提高到什么程度？有色金属情况不一样，但是平均也在30%到40%，铜现在消费40%在中国。

中国经济不平衡确实是存在的，中国的领导人，各个政府部门的官员，经济学家也反反复复论证，我觉得这个不平衡，首先表现为城乡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很大。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大，消费的差别也大，不光是地域。从农村地区来的人，消费水平也非常低。大家知道很多农民工，在一个城市工作10年以上，夫妻俩就去过一次公园。我认识一个农民工，他夫妻俩在北京八年了，只去过一次天安门广场，没有其他消费。城乡居民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第二，地区之间差别非常大。

第三，商品和服务之间差距很大。如果我们消费不足成立的话，首先是服务的消费，相对于商品严重不足。世界银行的行长佐立克先生问给我，他说中国有什么产业你认为是很有前景的新兴产业？我当时没有听懂他这个问题，在中国几乎所有产业都很有前景。包括我们说的农业和食品，说到服务业，所有的服务业差不多都是短缺的，从医疗、教育、卫生、旅游这些方面。所以中国的产业都是非常有前途的。但是比较起来，服务业的差距更大。

第四，公共服务欠缺就更多了，地区之间差别也很大，均等化水平非常低。尽管这些年有改善。

第五，大家都看到中国的物质财富、金融财富都带增长。但是我们的知识财富增长是很缓慢的。人力资本增长是很缓慢的，生态财富是负增长的，非常严重。我曾经说过一个判断，如果说外汇储备有3.2万亿美元的话，那么我们的环境自然生态要修复到欧洲和美国的水平，可能需要10倍的投入才能解决问题。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不平衡的情况。

中国经济对外的不平衡的表现，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前面几位嘉宾都做了精彩的演讲。我想核心的问题是产业结构的程度比较落后。制造业很发达，占比也很高，占到现在GDP的48%。但是高度集中于低附加价值，集中在低端产业。我们是靠低端的产品和其他国家交换，来获得贸易顺差的。这个顺差，刚才成思危委员长的PPT上显示的很清楚了，08年最高峰，然后逐年缩小。贸易顺差今年也有1000多亿美元，占GDP比重2%左右。全部经常项目的顺差加在一起，可能是3%左右，和前些年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当然我们估计顺差，无论是贸易还是经常项目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差距。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这些年差别一直调整，最主要的调整有数量的，出口相对增长慢一点，进口增长快一点，更重要的是价格在调整。出口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非常小，而进口产品价格上涨非常快，在过去20年里，只有个别一两个年份有改变，绝大多数贸易条件都是恶化的。中国卖什么产品什么产品就便宜，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贵，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

给世界做出的贡献，利用这种不平衡，应该说给所有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表现在什么方面？所有的工业资产比，价格都逐渐下降。所有的原材料、能源产品价格都上升。最典型的就是铁矿石，涨了五六倍。出现这样的变化也是必然的。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进口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也是很高的，最近几天在不断，但是总体水平还是很高的。

另外我们看到人民币的汇率出面了双向的调整，特别是离岸市场在香港就已经实行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幅度比较大。开始有一个双向的调整，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化重要的一个标志，也是我们对外经济平衡关系开始好转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是这也带来一些问题，带来什么问题呢？第一，中国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进口速度，特别是能源原材料，会对世界造成很大的压力。现在大家老觉得中国进口还是少，中国能进口更多更好，可能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该批评中国了。因为中国石油和铁矿石现在的对外依存度都超过50%了，接近60%了。据专家预测，石油的消费和生产，到2020年，增长4%。现在是40亿吨的产出，增加4%，也就是1.6亿吨，一年4000万吨，如果增长1%，就是4000万吨。前面说到中国光新增加的汽车就会消耗这么多，加上其他使用的原油，大概一年现在增长速度是5000万吨。

未来10年中国至少要增加10%，相当于世界产量的10%。现在是10%，再加一个10%，可能20%还不够。那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要把6%减下来，美国和欧洲少消费，但是人均我们还是低的很。所以这是很大的压力。

另外，环境的问题、排放的问题，这个不用说了。还有一个是产成品价格上涨，全球的通货膨胀可能会重新上扬。二战时期是通货膨胀压力最低的时候。

第三，廉价储蓄和资本会减少供应。前五年，中国每年提供世界净储蓄是4000亿美元。

最后一个问题，世界经济的再平衡的稳定增长。世界经济的再平衡问题，其实说不平衡，实际上是发达国家转向更高水平的经济形态，就是发达国家向后工业化、非物质生产主导，这个过程当然对美国和欧洲都是痛苦的，但是这种不平衡很难改变，可能也不需要改变。最要紧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像亚非国家如何能够得到更多的经济资源，在未来发展中不至于被甩的更远。现在发达国家资源是极度过剩，而发展中国家严重不足。

中国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有能力做什么事情呢？确实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主席在G20会议上都做出了明确的表示，温家宝在其他场合也做出表示，中国愿意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同舟共济，在既有的体系里进行改革，积极参与，为世界的经济繁荣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现在中国有大概4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70%都是外汇储备，都是证券类投资和组合投资，直接投资比重非常低。最近一些年，在国内一些机构，包括开发银行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到去年中国是全世界第五位投资大国，但是绝对额很小。如果把每年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一拿来做直接投资，或者是二分之一拿来做直接投资，那就不得了了，这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对中国也有好处。

中国有一个学习积累经验的过程，了解各种风险和学习经验的过程，外国也有开放市场，共同合作配合的过程。很遗憾，我们在这些方面，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方面，做的比在发达国家还多，还好。当然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的潜力，发达国家在提倡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声调很高，但是落实起来很难。比如说有的国家，给我们商业银行、大的企业，包括我们贸促会的会长，发放签证都要很严格的条件，要等待六七个小时才能拿到一个签证。这样的话，对于促进投资是很不利的。类似的这些问题，落实到具体的时候，有很多的批评、很多指责、很多苛刻的要求，我觉得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利于所谓的恢复平衡、稳定增长的。

最后一点，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出了很多要求，让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权利。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但是责任和权利必须对等，现在要求我们承担的义务太多了，一说到权利，很难了。中国是礼仪之邦，比较讲礼貌，让我们承担义务，我们也积极地参与，不让我们承担，也没有提过多的要求。但是如果大家能够更好的一起来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特别是绿色发展方面，能够一起来应对的话，希望中国能够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我想中国应该有更多相应的权利，在国际机构中。谢谢大家。

戴相龙：感谢郭树清主席的演讲。可能有人想听他讲股市的问题，他没有讲，大家可以理解，全世界的证监会的领导人好象都有一个风格，宁静致远，敏于行，而难于言。但是我相信他该做还会做，该讲还会讲。下面请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先生演讲，他当过北京市的领导，也当过中央银行常务副行长，长期当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董事长，我认为特别在开发金融理论和实践，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有贡献的。有请陈元同志演讲。

陈元：尊敬成思危主席，尊敬的戴相龙理事长，各位嘉宾好，很高兴参加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与各位就全球金融新框架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我代表国家开发银行对本届年会表示祝贺。下面就加快推进改革进程，构筑国际经济新秩序谈几点看法。

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逐步显现。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际金融体系弊端暴露无遗，主要表现在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供需不平衡，缺乏系统性调整，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存在缺失，缺乏功能完善的一体化监管体系，缺乏最后贷款人等于。这些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放大了金融动荡的系统性风险。近期，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升级，一些国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协调乏力，行动迟缓，导致危机不断蔓延，再次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矛盾和问题。

加快推进改革进程，构筑更为稳固强健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维护金融稳定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国际金融体系中南北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整体实力步入上升期，在世界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缺乏话语权，改革金融体系继续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从去年开始，世界银行、IMF先后提升新兴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份额达成一致。刚刚闭幕的戛纳峰会，决定推动建立更具代表性和稳定性、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也要看到，各方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还存在分歧，比如说在扩大国家货币基金SDR的使用，以及增强IMF的救助能力问题上，部分国家仍很难达成一致。这说明目前的改革只是一个起点，构筑国际金融新秩序还有长的路要走。构筑国际金融新秩序还要着重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为促进世界经济金融繁荣服务。所有的改革措施和体系设计，都有利于全球经济平衡和稳定发展，有利于扩大国家和地区间的经贸交流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和优势互补。其次，要为维护国际经济金融稳定和提升危机应对能力服务。要不断提升国际监管能力，构筑稳定的国际汇率体系，抑制投机，防范国际资本无序流动引发系统风险，保障国际金融发展的稳定性。第三，坚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既然要求有包容性，又要有约束力。

当前改革重点统筹兼顾，形成各方广泛接受、有效参与的决策管理机制，在国际金融监管上，要针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深度和阶段性特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避免简单复制针对发达国家的监管模式，而对于发达国家则应承受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第四，放在国际经济格局调整的变化中来考虑。金融是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要与当前全球经济多极化发展、南北发展差距逐步缩小总体趋势相一致，与经济结构深入调整相适应，与世界产业、贸易、投资等各领域的发展相协调。在推动形成全面有效，分工合理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具体来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一是进一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坚持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健全储备货币调控发行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改造提升SDR的地位和影响力，扩大SDR的规模使用范围，积极研究把新兴经济体的货币纳入SDR的一揽子货币。第二，完善多边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既推进IMF、世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金融组织的相关改革，重点优化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的产生机制，促进内部决策科学化，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这些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三是健全改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富有金融监管职责的国际组织，要尊重各国意愿，制定普遍接受的标准和规范，各国加强合作，利用搭建跨国金融监管平台，加大对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风险的监管预计，提升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能力。增强金融市场及其工具产品的透明度。四是加强各国，特别是具有系统重要性大国之间的政府协调。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影响本国，而且会通过外溢性影响到其他国家。每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发达经济体，系统性重要大国，其实就相关问题进行全球范围内广泛平等的磋商，确保各国在重大利益关系问题上，最大限度求同存异，增加共识。五是鼓励区域合作，扩大货币互换，减少对少数国际储备货币的依赖，加强金融市场多边金融组织建设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内金融体系深化和融合，增强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力。

中国金融不断加快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金融机构和产品从单一走向多元，综合竞争力大幅提高。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壮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金融监管能力不断增强。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积极参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为稳定国际金融形势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人民币走出去取得积极进展，越来越多的贸易投资伙伴国愿意接受人民币计价的结算方式。中国和韩国等10多个国家、地区签署了总额近万亿的本币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额超过2万亿元，双向结算额超过850亿元。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已经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人民币稳妥有序，向能结算、可兑换、能投资、可保值的国际货币迈进。将为推动构建科学合理、稳定有序的国际货币体系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作为中国中长期投融资银行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在促进国际金融合作方面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努力实现合作共赢。积极推动建立上合组织、多边合作机制，以金融合作支持中国和合作国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不断为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增强区域活力，促进整体发展。特别是在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我们通过大额合作，向境外银行授信、出口信贷，向亚太、拉美、非洲等地区发放跨境人民币贷款。余额超过600亿元，居中国金融机构首位。率先发行人民币债券，累计发行130亿元。同时，配合有关部门研究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体系，促进企业走出去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这些都为推动人民币走出去积累了经验。

各位嘉宾，构筑国际金融新秩序，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必然要求，国家开发银行愿和各界一道，共同探索，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秩序，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做出积极的贡献。谢谢大家。

戴相龙：感谢陈董事长的精彩演讲。到现在为止，国际金融论坛第七次大会会五位嘉宾的演讲到此结束了，我们对五位演讲领导人和嘉宾再次表示感谢。下面我们进入闭幕式，请成思危主席做闭幕致辞。大家欢迎。

成思危：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我们这次论坛两天，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一共是七次大会，参加的人，开幕式最多的时候有560人，有20多位嘉宾做了主旨演讲，有将近100位嘉宾参与了对话讨论，我们这个论坛希望打造成为一个高层次的非官方的、学术性的、国际化的交流平台，能让大家畅所欲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次会上大家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发言的人有的慷慨激昂，有的直言不讳，有的言犹未尽，有的还可能有所保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希望听到大家的真知灼见，希望听到大家的真话，所以我想我们确实是达到了这个目标。

这个论坛八年了，八年前我和蒙代尔创建这个论坛的时候，没有想到今天能够发展到这样的规模。我想也是要感谢这次参加会议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还有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还有各方面支持论坛的同志们。我想我们一定要努力把这个论坛越办越好，达到我们所设想的那样一个目标。

这次论坛总的话题很多，归纳一下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世界性的话题，一个方面是中国的话题。中国和世界又是相互联系的，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欧债。对欧债，我听下来，大概乐观情绪和悲观情绪可能差不太多，但是我想乐观稍多一点，可能60：40。对于中国在这个方面能够起的作用，大家也看到了，胡锦涛主席在戛纳会议上的讲话和一些嘉宾的发言，我就不多重复了。

总体来说，还是要靠欧洲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能指望中国救世主。我们既没有能力，我们GDP是的8%，我们人均GDP只有4400美元，欧洲是几万美元。希腊失业的人一年收入还1万多欧元，相当于10万人民币。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英雄救欧，英雄救美，我们不可能救，但是会适当参与各种机制做一些帮助，但是一定会量力而行。然后首先建立在欧洲自救的基础。我们真的要帮的话，钱要用在刀刃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经济增长9个百分点，对世界经济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如果中国经济搞好了，中国是世界上贸易最大的国家，应该说也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另外就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加强金融监管的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刘明康主席等等几位嘉宾都谈的比较透了。我想说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但是改革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艰巨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能是一种整体的渐进，我引用郭树清先生的一本书的题目，只能是整体的渐进，慢慢地演化，可能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但是方向是明确的，因为世界格局在变化，新兴国家的力量越来越兴起，他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位置，相应的发言权应该增加，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关于中国的话题，大家比较关心两个，一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随着中国进一步参与世界经济的事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化势在必行，从嘉宾的讨论里面也可以看到。但是，怎么样实现国际化？什么时候实现国际化？这个还需要我们深入探讨。中国经常帐户，在96年就已经放开了，资本帐户，按照IMF的规定是七大类43个分帐户，我们大概有20个左右放开了。大概还要继续走下去。像我们宣布的要在股市允许外国公司到中国A股上市，就是所谓国际板的问题，还有在香港实行离岸人民币的业务试点等等，都是在朝这个方面进行。但是我个人看要稳步地推进，而且不能宣布时间表。为什么？第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在国际金融形势下选择合适的时机。第二，监管部门、银行、企业要做好准备。没有做好准备就骤然放开一些帐户，那是很危险的。我们看一些东欧国家就知道了。我们只有管得住，才能放得开。所以要做好准备。但是我想我们应该积极地做好这个准备。第三点，如果我们宣布了时间表，等于鼓励一些投机者进行投机。所以我想不能宣布时间表。但是正如我们一些专家所估计的，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很可能在五年之内可以实现，人民币基本的国际化，当然不是资本帐户全部放开，基本放开也可能是五年到十年。我们在会上进行了一次表决，4：1，有4票认为10年内可以实现国际化，一票认为实现不了。这也反映了大家的一个估计。

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今天听了这一场，大家还是直言不讳。我们讲的民营中小企业或者小微企业，贷款遇到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弱，它的资金链很容易断裂，因为一方面要产品卖出去，钱收不回来，另外一方面要付原材料，开工资等等，所以确实很难。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从商业银行角度来看，它不愿意贷给中小企业，一个是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就是风险大、交易成本高，另外信用度也可能比较低。大企业是骨架，中小企业是血肉，所以必须要下大力量扶持中小企业。而在金融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在03年就提出来要搞社区银行，就是要通过社区把民间的资金吸收进来，引导进入金融体系。社区银行它没有历史包袱，它的存款人、贷款人都同一个地方，大家比较了解，借款人失信成本很高。第三，如果我们实行存款保险的话，那么存款人的顾虑也能够消除。我们当时出过书，提过建议，并且具体提出来在天津和温州试点，但是后来没有实现，对于草根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话题再次提出来。民间大量的资金，不要让他放高利贷，而是让它以适当的形式，以民间资本参股的办法参与到中小企业中，从中小企业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贷款问题。

最后一句话，中国要想对世界做更大的贡献，正如吴敬琏指出的，我们就是要继续坚持改革，扩大开放，除此没有别的道路。我曾经讲过改革到的关键时刻，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们必须处理好四个关系或者是四个平衡、四个矛盾：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一切问题仔细看一看，表面的现象，最后都可以归结到这四个关系上。然后不断扩大开放，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国际社会，在国内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我们努力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这是中央提出的目标，我们这个论坛一定要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做出贡献。

这次论坛有一些外宾提出意见，我们通知的太晚，时间太短，包括国内同志也希望能够早把时间定下来，当然我个人的想法，明年是不是在11月上旬召开，希望大家把时间留下来。会后再跟秘书处商量，最后定下时间来，尽早通知大家。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

戴相龙：感谢成思危主席对会议的总结。这次圆满成功。我们再次感谢来自国内外的嘉宾，特别是远道而来的国外嘉宾，感谢所有的参会者，特别感谢北京市政府对我们这个会议的支持，感谢新闻工作者的支持，特别是对我们会务组全体同志的感谢。现在我宣布“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