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侄子：只有政治家才会说人民创造历史(2)

2012年01月16日 11:18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徐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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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我最好的老师。”他15岁时从武汉来到地处鄂西北的随州(当时还称随县)环潭镇，扛起锄头拿起镰刀当了将近两年农民。这段接地气的生活提供的精神力量滋养他至今，“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日子都没有在农村的日子苦”。在农文革’中他学会了观察社会观察人，加深了对人和政治的认识，而“研究历史无非就是研究历史上的社会”

省城少年初到乡下，背包里装着18世纪英国小说、鲁迅文集，听到样板戏中刁德一劝降沙奶奶，“我刁德一保你从此不缺米和柴……”

他心中生疑，“柴怎么能和米相提并论呢？”乡下生活展开之后，他才知道“燃料的问题大极了”，“队里的树是不能砍的，要跑到很远的野山里砍，砍了再挑回来，年纪小，砍柴没力气，挑也挑不了几根，经常缺柴烧。

吃菜是另一大难题，种菜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农活，知识青年们都不擅长，就着米饭吃米饭是常有的事儿。

他不愿意在回忆中放大这些苦难，在他看来，苦难的价值不在于回味，而在于观察，“我们这一代人经历都差不多，就看你能不能从中看出点什么东西，吸取点什么。

伯父邓小平在“文革”中几起几落，每一次震荡都会波及到整个家族，他的境况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近距离体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滋味。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体验。

“你采访的时候可以问问他，很多搞社科研究的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像邓野这样的家庭出身更难，毕竟他的父辈就是亲身参与历史的，为什么他能跳出来？”雷颐先生对自己这位低调的老同事赞叹不已。

或许，43年前湖北随县环潭镇，那个站在老乡院子门口的少年能够给出答案：

他和几个武汉知青回了趟省城，回来后发现自己所住的农舍被人撬开了门，老乡把知青们所有的东西都拿光了。几个少年到处敲门，问是谁干的，没有一个人说，怎么查都查不出来。就算是跟他们住一个院的关系很好的老乡，也不肯透露半个字。

“‘文革’是个反复的过程，翻来覆去，看到人的负面的东西太多。政治家们总爱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共产党这么说，国民党也这么说，吴伯雄到南京，题词是‘人民最大’。事实上也只有政治家这么说，科学家不会这么说的。比如马克思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因为马克思不是政治家，而是科学家。

着眼利益，观察政治

人物周刊：你是因为何种机缘与民国史研究结缘的？是自己兴趣所在，还是一些偶然因素？

邓野：我从前对古代史有兴趣。历史系的学生主要课程就是两个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从古到今。我自己从年轻到现在，有个比较好的习惯--自己给自己定目标，一段时间一定要完成什么，不断定目标。

在大学上古代史的时候，我给自己规定，课程结束时要写一篇关于古代史的论文。一般学生其实不要求写论文的，只有毕业的时候才要做一个毕业论文。

但我自己定目标，《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每门课结束，我都写。当时“五四以后”叫现代史，我也是自己规定要写一篇，写的是陈独秀，写完之后不久就要写毕业论文了，我想刚刚写完陈独秀比较熟悉一点，干脆就再写一个陈独秀吧，省得找材料费事。后来就写了《试论“五四以后期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作为毕业论文，这个写了以后，我干脆就转到现代史(研究)了。

人物周刊：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你如何看待民国史，这段历史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具有什么样的独特性、吸引力，及挑战性？

邓野：现代史研究最早主要集中在党史研究，做党史有个环境始终解决不了，总是脱不开宣传的性质在里面。民国史在“文革”之后才独立出来，这方面研究自由一点，另外也没什么大家，因为几乎是个空白，很多基本的东西都不太知道，不像古代史，和老专家们差距太大了。

人物周刊：在你的论文集《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序言中，你强调“政治逻与“学术”的分野，强调自己“自踏入中华民国史这一学术研究领域，至少在主观上始终按照学术的本质”治学，因此自己的作品大都具有“原创意义”。你的治学原则是如何形成的？从什么时候养成这样的自觉的？

邓野：一般人学习或者研究历史，都有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先前多多少少总有些这方面的宣传或者教育。研究者也好，读者也好，很多人的思想在那个圈子里绕不出来。我写东西，不太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只跟事实走，这样就比较容易突破。

从前大陆搞党史是党史材料怎么说，就怎么写，台湾学者一样，国民党材料怎么说就怎么写，大陆这边共产党资料怎么样则不管，各说各的。我的方法是跟着事实走，把国共两方面的东西对照起来，两方面的素材分量差不多，我尤其喜欢把一个相同的问题，国民党怎么看的，共产党又是怎么看的，放在一起，两相对照。

一般人写历史往往难以摆脱倾向性，倾向于一个人好的时候，对他不好的东西或多或少总是要淡化一点，规避一点；倾向于写不好的时候，对他好的东西也是淡化一点，避免一点。我是恰好相反，我要写一个人，你一般的好我懒得写，我要写你最好的部分，同样，你一般的坏我也懒得写，我要写你最坏的，我要把你最好的和最坏的摆在一起，一点也不回避。

人物周刊：《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一书中有很多有意思的历史细节：中共与美国曾有过亲密互动、苏联在国共之间有双重利益需求、两党分别从意识形态敌人那里获取道义支持，以及美国为在中国移植美式民主所作的努力等等，这些细节带我们穿越历史的深水区，接近真相，既兴奋又感慨。

邓野：1944-1946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有5种力量--国共美苏民盟，这段历史复杂就复杂在这里，在此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么多重力量。赫尔利之前美国没有插手国共，马歇尔走了之后美国就退出去了。苏军也是这一段进来，然后走了。同样，民盟也是这一段起来，以后被解散了。我就是要把这个复杂关系写出来。

从前很多人不会这么看问题，简单地认为共产党就是跟苏联一起的，国民党就是靠美国的。政治有非常矛盾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政治主要就是利益，而利益则是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的。尤其是局部性的利益，它不像总体的战略性利益那样比较稳定，局部性的利益其实是非常广泛的。有时候大的战略上不能建立利益关系，但是小的局部上可以建立利益关系。着眼于利益，跟着利益来研究，就可以把政治看得更清楚。

人物周刊：《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是民国史研究，也是共产党、国民党的两党党史研究，你在写作中用史实说话，摒弃了一些党史研究者惯有的立场先行。从1980年代到现在，从你的亲身经历来看，你认为历史研究的话语空间有怎样的变化？你自己会因为语境的局限而自我审查，给自己限定边界吗？

邓野：随着时间推移，环境一点一点在松动，这本书2003年第一次出版时，我写到政协会议闭幕以后，张治中举办一个招待会庆祝政协成功，同时欢迎江青到重庆，江青发言时就讲了几句废话，“我到重庆是来拔牙的，牙拔完了，马上就要回去。

审稿的时候就给我删了，说很敏感，编辑还专门找我谈了话，说万一上边要追究起来要惹麻烦什么的。这次再版我又把它写进来，同一句话，当时还觉得敏感，现在完全没什么。

这本书里还有些东西没有说透，比如说四平决战，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我没有说透，也许再过些年，可以把它说透。

人物周刊：不少读者看完这本书，感到很悲伤，武力决定民主的形式，决定民主的实现，这是“民国的政治逻辑”，想听听你考察这段历史时期的个人感受。

邓野：(笑)我们搞历史的只往后看，不往前看。我只管把这个历史写出来，至于产生什么作用，我不管。

(实习记者乔芊、张森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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