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哪些领域面临改革的紧迫性？

2012年01月20日 02:31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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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们已走过动荡的2011年，正迎来蕴含巨变的2012年。在这新旧更替之际，对中国人来说，迎来了一个有特别纪念意义的日子——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的邓小平，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发表了系列讲话，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甚至如今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都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南方谈话，全面解决了困扰国人的姓“社”姓“资”问题，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了计划和市场的优劣。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为改革开放注入新的活力，是一次极大的思想解放。

这次谈话，也为小平身后的中国定下了基调。小平多次说，那是他的“政治交代”。此后的邓小平，再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话，此次谈话，也成为《邓小平文选》的最后篇章。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有历史学家评价说：小平以自己的威望和智慧，澄清思想混乱，帮助领导者抓住了历史机遇，推动中国巨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

如今20年已过，就小平的具体意见来说，20年的实践，有些或已超越，有些仍踯躅不前。伟人已去，风范长存。今天，我们纪念小平南方谈话，一是学习他观察问题的方法、眼光和胸怀给我们永恒的启示；二是在这个大国前进的途中，有些领域的改革动力日渐衰弱，关键领域的改革犹豫不决。

作为一份对时代负责的主流财经媒体，我们有责任对这些重大话题进行思考；我们愿意实事求是，超脱利益和派别之争，与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探讨中国前进的方向；我们更希望，这种探讨可以正本清源，廓清迷雾，给中国带来一股清新和健康的风气。

[ 我们今天讲要重振改革的信心，这个很重要，但也要知道我们错在哪里，否则就很难找到正确的改革方向 ]

第一财经日报：刚才几位都谈到，我们今天之所以要纪念邓小平南方之行20周年，之所以认为那个时刻对中国很重要，很值得回忆和总结，是因为目前也面临改革的困境，需要从那里获取改革的胆识和共识。在你们看来，目前哪些领域面临改革的紧迫性？

李子彬：我认为以下几方面的改革是比较迫切的。

第一，以人为本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变外需拉动为主为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为主的基础。针对现实生活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距继续扩大的实际情况，实现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目标，十分迫切需要改革分配制度和财政管理体制。

第二，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也是降低能源和物资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最有力的抓手。这一任务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再到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讲了十五年，有成效，但是不够令人满意。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滞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缺少人才及科研成果的强有力支撑。二是缺少差异化的税收政策导向和财政政策的支持。三是现行的金融政策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支持不力，银行更多的倾向于追逐本单位的利润。四是立法和执法的环境很不利于保护知识产权、打击假冒伪劣，以至于山寨产品、有害食品、有毒药品充斥市场。

第三，努力培育全社会、全民族共同拥有的核心价值观。现代化的中国，不仅物质文明水平要赶上并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精神文明也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广大群众的信仰，现在的小学生都在思考教师节时给老师送什么礼物，谁家的汽车是名牌，谁的家长官大。这是危害极大、后患无穷的事情。要从娃娃抓起，要在全社会开展生动活泼、教育与趣味相结合的培育全社会共同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防止发生信仰及道德危机，防止利益与权力结成神圣同盟。

第四，深入推进干部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诸多任务中政治风险最小、见效最快的一项改革。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人民群众在选人、用人中的选择权和监督权。各级党代会代表、各级人大代表，都是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经过反复酝酿，并按照合法程序产生的。各级党组织应当高度重视他们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高度信任和尊重他们对领导干部的选择权。坚持上级党组织提名，扩大差额考察、差额推荐，实行差额选举。让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通过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把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选进各级领导班子，解决好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只对上负责、不诚心实意地对下负责的问题。

汪玉凯：我认为小平的很多判断完全适合现在。现在对中国影响改革走向的最大障碍，还是“左”的思想。中国发展处在一个新十字路口，中国改革正处在一个胶着期。这个十字路口接下来从哪里走，对中国未来20年影响深远，如果走得不好，中国可能会倒退。

目前的困局有几方面表现，一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逐渐拉大，收入分配改革遇到了巨大阻力；二是要警惕国进民退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有加速倾向；三是垄断行业改革迟迟难以起步，垄断行业掣肘了民营企业和社会空间的发展；四是政府改革举步维艰，老百姓对政府要求越来越高，要求透明、公开的方面越来越多。在这方面我们确实也做了一些事，但还是跟不上老百姓的期待。

这个胶着期的直接表现就是许多重要领域改革很难推进。因为改革开放到现在，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控制了很多重要领域，他们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

在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我认为未来20年改革要逐步推进，就是要沿着邓小平在南方之行谈话的思想解放，发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在十七大报告里，胡锦涛讲过四个坚定不移，包括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搞改革开放，但第一个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思想解放。

如果中国要进行第三次思想解放，本质并不在经济领域，而在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所以我说第三次思想解放要沿着小平南方谈话的重大判断好好讨论一下，哪些东西适合做，哪些东西没有过时。比如说对整体形势的判断，中国到底是“左”的危险大，还是“右”的危险大，我现在认为是“左”的危险大，

具体来讲，我认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应解决几个关键的问题。一是现在的关键问题要提高党内民主，完善干部选拔机制，也就是要推进党内民主的改革。应该看到，推行党内民主改革是完全可控的，不用担心失控的问题。

第二是人大的改革。人大的改革首先要改变人大代表的结构，以及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结构，人大代表产生的方式、选举方式，包括人大对政府的预算监督、审计监督，都应放手交给人大代表去做，扩大人大的权威和权力。

第三是政府改革，政府改革主要是解决政府对公权力的制约，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制约，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政府职能转变是不可能的。政府功能整体上太强势，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在政府改革中，对官员行为约束也是一个重要改革。

政府应尊重市场规律

迟福林：我认为，目前有几个大问题需要回答：第一，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方式，要不要走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转型，要不要走向民富优先的发展新路？现在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面临很大问题，尤其在外部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投资主导难以为继。去年，投资率创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消费率走到了最低点。

麦肯锡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用12年的时间就可以创造一个现在德国的市场需求总规模。问题在于，市场潜力这么大，为何消费率不断下降？在我看来，就是增长方式的问题。官员的普遍观念是没有投资就没有增长，同时，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有关系。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比重逐步走低，政府和企业的比重大，这显然对刺激和拉动消费不利。

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核心问题，不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实现收入分配大的突破，这种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方式就很难改变。我认为，我国的经济应当提出，“十二五”初步实现消费主导。202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这样，我国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第二，如何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贫富差距尽管在某些方面有所缓解，但总体上看，贫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利益关系的协调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就是特殊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像清华教授孙立平所说的，既不想退回到“文革”时代，也不能回到改革的轨道上，要搞公平公正的改革也不行。这样，对他们不利。为此，利益关系的协调是对今天改革的一大挑战。

第三，增长主义的政府要不要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为什么利益协调关系很难，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在推动市场形成的同时，在推动做大GDP的同时，助推了增长主义的形成。为此，要转变GDP导向，就要改变增长主义政府的倾向，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

在现行财政税收体制和干部选拔机制下，增长主义政府的特点越来越突出，尤其在地方更明显。当然，这与政府自身利益的驱动性越来越强直接相关。当前，客观地看，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垄断行业的利益都很强。这就是政府职能难以转变的重要原因。

在经济社会领域，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力量。政府只有在尊重市场规律的作用前提下，市场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什么？市场监管、宏观调控、规划的科学性和基础设施，政府是干这些事情。经济性、社会性、制度性的公共服务，把这些事做好了，全社会、企业才能够通过公平的竞争来取得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才有公平的环境，才能保证市场环境有秩序地开展。

利益集团是改革的绊脚石

霍建国：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市场化的改革，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大家都是认可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目前在具体推动市场化改革方面以及在改革的具体环节和设计方面似乎举步维艰。谈论的改革内容较多，但具体操作力度较小，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目前在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当强大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恰恰是改革的绊脚石，这需决策层认真对待。

此外，我们对市场化改革的认识问题仍不够深刻，对改革的优先顺序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强调顶层设计。比如说，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的职能定位如何约束，在这些问题的认识上不够清楚。尤其是在目前的形势下政府的调控和社会管理职能日益凸现其重要性，而经济发展理念，社会管理水平更多则取决于长官意识，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而保证这一发展质量的关键不能单纯地等待人的水平的提高，而更多的需要法律和制度的约束。

大家普遍认识到改革是当务之急，但具体到某项改革，大家又感到很茫然。比如在财税体制、行业垄断、产业政策、投资政策、信贷政策、利率市场化等诸多方面，大家都认为要改，但不知道先启动哪个，也缺少推动任何一项改革的魄力。现在看来我们缺少这样一个部门，按照单独就改革的内容、顺序、具体步骤提出一个详尽的、可操作的方案。

从大的方面看，又面临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孰先孰后的问题。像刚才大家谈到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许真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但是很难操作。最理想的就是在经济体制上继续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在确保经济保持增长活力的前提下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经济转型为何推不动，其实与市场化的发展不到位有直接关系。按道理讲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以企业为主体，只要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自然会在竞争中不断转型升级。

此外，还存在着干部业绩考核问题，我们不应把GDP的增长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至少应将民生的改善、环保的内容以及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纳入考核和追朔体系，形成综合的系列考核指标，在短期内可能会见效，但根本上来讲，还是要改革干部体制，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外，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名列全球第二，同时我们在国际上也遇到了新的矛盾与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国际经济存在的博弈和竞争也是我们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尽管目前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繁荣和增长，而且很多发展指标都出现积极的变化，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社会矛盾在不断激化，风险在逐渐上升。急需启动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以缓解这些矛盾，激发新的增长活力，不要等到矛盾产生了以后再被迫改革，一定要主动促进改革。

重树改革观念和共识

周志兴：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共识的缺失，这个表现在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左右的共识，比如说朝野的共识。

因为我现在做着一个网站叫共识网，吸纳了很多的不同意见，我自己也和很多的不同想法的人，包括一些左派、一些右派，他们之间现在越来越坐不到一起，中间撕裂的程度越来越大。

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共识，比如说反对腐败，这个是有共识的，比如说要缩小贫富差距，这个是有共识的，但也有很多不共识的东西，左派很多的意见比如说反对美国，认为美国是我们的敌人，这是左派的共识，右派不会这么想，再一个就是左派反对跨国公司，认为跨国公司是对中国的威胁，这个是左右之间很大的不同。

左右之间的有些不同，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朝野之间有很多的不同。学者、企业家和官员，我认为这三部分人，有时候是需要相互沟通的，但是他们的话语体系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不同。

官员有很多的实践，学者有很多的思路，但是学者缺乏实践，所以很多想法不一定好操作。官员有的时候因为现在政府比较强大，一些官员也是盛气凌人。再比如说很多老百姓，平时会客观地看待问题，但一说官员就是贪官，就是腐败分子，很多官员认为是老百姓提的观点，就不以为然，朝野共识也是我们下一步努力去做的。所以现在因为有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思想界、我们的理论界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下一步怎么办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重树改革的观念。要确立改革的观念就是要有信心，我们现在的管理层存在两个倾向性的问题，一个是信心爆满，认为我们中国非常强大，我们的体制非常好，我们能做很多别的国家做不了的事情。再一个就是信心不足，老担心出问题，担心丢掉政权，这样导致不愿意改革，害怕改革。这两个方面的情况都有。

目前最紧迫的改革，可以在推进法治、扩大参与，还有平等权、追求共富等方面有所进展，这是我们下一步追求的改革共识。但对这些改革，我希望下一步改革应该有“两试”的功能，一个是试点，我们要允许有一些地方做一些试点，这些试点要允许他们有所突破，就像小平同志说的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还有就是试错。改革一定要考虑到有错误，有失败，要允许很多地方犯错误，这样才能把改革推向前进。

市场经济不只是一个工具、一种手段

张曙光：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前进。很多人也主张市场经济，但有一条我觉得大家现在并没有去好好思考。小平本人多次讲，计划是一个手段，市场也是一个手段，社会主义能用，资本主义也能用。但是，现在来看，市场经济不只是一个工具、一种手段、一种方法。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人与人的经济，是一套制度安排，绝不仅仅是工具，绝不仅仅是它有效率，更重要的是有它的价值内涵，包括法律体系、道德基础和人文关怀在内。

直到现在，我们接受市场经济只是把它当成是一种工具使用，而其他内涵就不要了。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界应该反思，应该对这个事情负一定的理论责任，因为理论界就是把它作为配置的手段和方式来论证和宣扬。

小平接受的那个市场经济，也只是接受市场经济工具理性的东西，并没有接受它价值理性的东西，价值理性的一套东西完全排除在外，甚至认为那些东西全部都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后来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生了很大的扭曲，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评价邓小平，既要看到他伟大之处，也要看到他局限的地方。我们今天讲要重振改革的信心，这个很重要，但也要知道我们错在哪里，否则就很难找到正确的改革方向。

说到改革的紧迫性，我认为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留下的时间也不多了。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政府非常有钱，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矛盾也很尖锐。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经济增长的潜力明显下降，各种风险、矛盾和危机日渐凸显。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改什么。现在大家反映最多的是政府太强太大，占有的资源太多，直接参与和干预了经济生活，强大到权力无限，没有约束。而且政府太强就挤压了社会的活动空间，也正因为社会太弱，几乎没有发育，才无法约束政府，导致一些决策失误、贪污腐败盛行。

在我看来，改革就四句话，实际上两句也可以概括，第一就是约束政府，第二是壮大社会。如果还要来两句话，那就是打破垄断，回归市场。当然最主要的是怎么样把政府约束好，怎样把社会壮大起来。约束政府就是要树立一个重要的观念，即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是法律明确规定的那几项权力，而且权力是要受到约束的，不是可以胡来的。

但约束政府光靠现在的纪检委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要真正约束政府，最终还是需要壮大社会，还是要靠社会约束，靠法律约束，靠媒体约束，靠大家一块来约束和监督。

当然，壮大社会还要打破垄断，回归市场，给民间社会更大空间。比如说现在大家讲要发展第三产业，要进行经济调整，要转变增长方式。第三产业不只是那些金融、电信、商业、贸易，更重要的是各种社会机构能够成立，能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这方面的余地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