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改革新共识：纪念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座谈会

2012年01月20日 02:33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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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牛智敬、杨小刚、刘展超

嘉宾：

李子彬：曾任深圳市市长，现为中小企业协会会长

张曙光：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周志兴：《领导者》杂志社长，《共识网》总编辑

霍建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时间：2012年1月6日

地点：北京

对小平南方谈话有何评价？

第一财经日报：在座的各位都曾或多或少经历过20年前邓小平发动的那次思想解放大潮，在你们眼中，邓小平南方之行是怎么回事？对其有何评价？

李子彬：纪念邓小平南方之行20周年，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当时的八九风波过去两年多，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剧变，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代表大会的前夕，小平同志于1992年巡视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方，这个时间很重要，为党的十四大召开定下了基调。

南方谈话的很多要点，都具有开创性意义。谈话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要反对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多办实事，多做少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实事求是等等。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破除了在思想上困扰我们多年的禁锢，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为党的十四大的政治纲领奠定了基础。

时间过去了2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有了显著提高，但深刻领会南方谈话精神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汪玉凯：2012年有两个重要事件，一个是纪念小平南方之行20周年，还有就是党的十八大。虽然20年已过，但有些趋势和1992年还是很像的，如果说1992年小平南方之行是改革开放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的话，现在需要开展第三次思想解放。

我一直认为小平南方谈话在整个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否定“两个凡是”，如果要评价邓小平南方之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需要结合当时背景。

八九风波后，当时中国出现了两种趋势：第一是改革开放进入低谷，按照我的记忆，我们过去30年平均经济增长9.7%，但1990年，经济增速回落到3.8%，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值，整个改革开放也进入低谷、低潮。第二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一剧变深刻影响中国，一些左的思潮开始泛起，甚至有人提出“中国应坚持双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

1991年7月，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建党70年理论大会，开幕式的时候坐了很多领导人，就有人在争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提出是一个中心好，还是两个中心好，有人说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这个观点一出，邓小平没有想到，他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主张，有可能在关键的时刻被否定掉，所以1992年，邓小平虽然已是88岁的老人，但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破门而出，到南方转了一圈，一方面看看自己提出的经济特区建设到底怎样，更重要的是有感而发，走了一路，说了一路，形成著名的南方谈话。

这次南方谈话完整地构成了改革开放第二次思想解放，南方谈话至少有四句话构成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完整形态：第一句话是“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一百年不动摇”；第二句话是“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这个观点出来后，使人们看到，计划和市场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与政治制度没有直接的关系，就一下子打开了中国人的思维空间；第三句话就是“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认为，1989年以后，改革完全进入低潮，改革开放被放到次要位置上了；第四句就是“要防右，但当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左”。这四句话应该说构成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完整形态，我们应该站在这样的高度看小平南方谈话。

你不搞改革没有好下场

迟福林：1992年的时候，我还在海南省做体改办主任，小平南方谈话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我当时推开省委书记的门，问书记，小平南方谈话有没有看到，我说我获得了一个稿子，要不要开常委会会议讨论，第二天真开常委会了。

可以说，小平南方谈话开辟了中国改革的一个新时代，就是明确开辟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简要概括有三方面意义：第一，20年后回头看，我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我国经济总量得到极大的提升；第三，我国从一个全球化的参与国成为一个主导国之一。20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使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回过头来看，20年改革走到今天，我们运用政府的力量推动了市场经济的改革，这个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市场经济改革，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改革发展进入到新阶段，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面临着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们运九五”，特别是“十五”计划提出要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实际情况是消费率逐年走低。这就使外部环境变化时，经济增长缺少内在的支撑；第二是贫富差距逐步扩大，贫富差距不是处于一个缓解缩小的趋势，而是有所扩大；第三，腐败问题难以扼制，而且其严重程度更加突出。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重新回到小平的改革时代。小平讲的这个话是对的，你不搞改革没有好下场。问题是今天的改革如何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霍建国：回顾小平同志1992年初南方之行时中国经济社会的大背景，可以说中国正徘徊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十字路口，尽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基本原则已表述得十分清晰。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出现了一种“左”的倾向。面临十四大召开在即，是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还是重新讨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内容，是当时所面临的十分艰难的选择。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可以说以一位老一代革命家的责任感，实事求是地表明了他的立场和观点。句句是真理，字字震撼人心，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肯定。从而再次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在纪念中国入世十周年之际，不少人都认为是中国入世改变了中国，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其实客观地讲，恰恰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及1992年底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关于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加速了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步伐，并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活力。而入世只是一个加速器，促进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全面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并享受到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成果。

在纪念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再次审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新的矛盾和问题，把握发展机遇，简单地讲，小平南方之行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和内容及发展的步骤都是清楚的，是无需顶层设计的，需要的是顶层决策。而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改革的方向和决心是明确的，而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是不够清晰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尽快明确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并形成共识。

需要纪念是因为缺乏改革的动力

周志兴：我记得1988年的时候，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的第一本画册是邓小平画册，这个画册是小平生前看过的唯一一本画册，当时这个画册是在香港印刷，后来运到广东，我们想借此机会去深圳看看。但找什么由头去深圳呢，我们提出把邓小平画册想送给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志，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借此我们就到深圳看了一下，深圳因为改革带来了很大变化，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992年南方之行之后，小平女儿毛毛写了一本书《我的父亲邓小平》，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书出来以后，中央电视台就来找我，问我们能不能做一个邓小平的纪录片。后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纪录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1994年，我们很多工作都是围绕着邓小平的生平，以及他的思想做的，包括我们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第一本书，就是邓小平的《论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是我们跟小平的渊源。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纪念邓小平南方之行20周年，就是现在形势有需要。为什么需要？就是现在缺乏改革的动力。我们现在讲邓小平，不是说把小平同志过去的具体说法拿出来具体实施，而是要继承他改革的精神。

张曙光：小平南方谈话，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决策，而且也能看到小平的魄力。八九风波之后，国内外遭遇相当严峻的形势。国外有对中国的批评和封锁，国内也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但邓小平力挽狂澜，再次推动改革。因此，学习小平精神，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这是我们今天纪念谈话的目的和宗旨。

当然，我们纪念邓小平，也不能神化邓小平，应该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他也是正常的人，有伟大的地方，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以邓小平当时的地位，他为什么不在北京直接发号施令，而要进行南方之行去发表这样的谈话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他的话在北京没人听、没人响应呢？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自己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八九风波后，他把宣传舆论的大权交给了(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用大帽子吓唬人”的评理论家、政治家”，这些人是反对改革开放的。

1991年1月28日～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向上海的干部讲了一些与1992年南方之行大同小异的话，《解放日报》副总编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以皇甫平的名义连发四篇评论，但遭到《当代思潮》、《真理追求》、《求是》、《高教战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强烈抵制和严厉批判。甚至有领导人给上海打电话，说什么我们刚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上来，你们现在又讲市场经济，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可以说，上海讲话其实是南方谈话的预演。

这就是南方谈话的背景。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战略思想和魄力。

改革的突破口在什么地方？

第一财经日报：尽管大家对改革的顺序和领域各有说法，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基本有了共识。在当前的形势下，在可允许的前提下，考虑到改革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各位认为目前最大的突破口可能在什么地方？

李子彬：我认为改革开放仍然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持久动力。不改革就不能更好地发展，改革提供了一个持久动力。从社会到经济体制，包括分配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破除垄断行业等，都迫切需要改革，不能往后推了，这个要尽快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事情很多，风险比较大，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所以谈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风险最小、见效最快的一个是改革干部管理制度，从发展党内民主开始，逐渐完善干部选拔机制。

迟福林：改革处在一个危机凸显、矛盾风险加大的阶段，而且有些矛盾问题积重难返，需要加快改革。从最迫切的改革来看，我认为应该从整个发展方式的转变开始，首先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未来几年，需要在行政体制改革上有大的突破性进展，以推进以公平与可持续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

周志兴：去年辛亥革命一百年，当时有一句话说，当改革之门关上的时候，革命之门就打开了，所以现在就是改革和革命赛跑的时期。我个人认为，改革的突破口是法治，法治是老百姓的心理底线，当法律都保护不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绝望。谈到法治，我希望有些改进，比如同级政府不能领导同级法院，要成立巡回法庭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法治建设说了很长的时间，相对来说，这是比较容易的突破口。

张曙光：我的观点很清楚，不管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实现法治，都需要从社会寻找突破口。你讲的法治问题，如果没有社会的监督，没有社会的推动，这个法治也是一塌糊涂，有其名而无其实，现在要解决实际问题，需要从社会改革来突破政治改革。

霍建国：处理好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仍是最关键的，创造条件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是当务之急。改革首选的仍应在经济领域，当前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一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二是要对垄断行业的发展有所约束，三是要保证民营企业享受到公平的发展环境。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保持活力的情况下再谋划下一步重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