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需要找到社会改革突破口

2012年01月20日 02:34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作者：卢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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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找到了真正的突破口，自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在经历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二十年后，时间跨入2012年，中国面临外部和内部局势的多重变化。世界发展多极化，欧美债务危机阴霾笼罩，很多国家进入“选举年”，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国文化交锋、碰撞、融合。中国国内的政治、社会经经济发展也进入关键期，对于改革的各种声音再次出现交锋。

中国是否又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下一阶段的改革如何有效推进？《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及东亚问题专家郑永年。

日报：你如何评价邓小平南方之行对中国改革的意义？

郑永年：中国改革的真正突破口就是南方之行。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搞经济改革，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发展，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但是80年代中国的改革没有取得突破口。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真正的变化是在南方之行以后。

通过南方之行，邓小平要从沿海省份尤其是广东的发展经济中找到继续改革的动力。

南方之行非常重要，它解决了谁来改革，改革什么的问题。南方之行以后，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样就终结了当时“姓资”、“姓社”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论，因为市场经济只是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可以。

接着，中国经历了一波经济制度建设的浪潮。现在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都是90年代建立的，分税制，中国银行制度改革，“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等。中国还克服巨大的困难加入了WTO，从制度上和国际经济体系接轨。

同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南方之行不仅为国家经济发展指出了方向，也为共产党发展找到了出路。

南方之行给中国共产党找到一个方向——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南方之行以后央地分权，1995年以后国企改制，产生很多私营企业家。执政党首先修改宪法，民营企业合法化。再接着，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入党。后来的物权法确立了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

日报：在南方之行二十周年的当下，中国改革似乎又面临一个十字路口？

郑永年：对，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现在到了分大饼的时候还是继续把大饼做大？在一些方面，左的思想抬头，过分强调分大饼，想通过分大饼的方式来达到社会公平；同时很多地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敢提了，很多不好的现象都归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又面临一个十字路口。

近年来很多人觉得没方向了。我认为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是中国的改革者在改革试验过程中，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没有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分开。

比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都是社会领域，但是在中国都看成是经济领域，用经济政策去取代社会政策，把这些本来应当是社会的领域成为产业甚至是主柱产业在发展。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就有人建议开放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恶果到现在都没法解决。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房地产又成为支柱产业。之前，医院也成为暴富产业。中国的很一大部分经济增长是政府为了追求GDP主义通过破坏社会而得到的。在经济领域呢，应该是市场化的，反而体现过多的社会主义成分。例如国有企业改革没有深入，搞垄断，越做越大。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本来生存很困难，现在更困难，因此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家外逃。企业家外逃了谁来发展经济？国有企业已经改变原来的设想。现在的国有企业不是国有的，已经成了国家政府代理人的企业了，赚钱自己分，赔钱了向国家要钱。国有企业内部私有化情况很严重。谁来监督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怎么建立？国有企业内部要不要引入竞争？这些都有待于解决。

日报：所以，你认为现在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改革有些失衡？

郑永年：以前公务员下海，现在大家拼命往体制里跑，民营企业在抱央企的大腿，社会已经失衡。当然，欧美国家，日韩都有其自己的失衡。中国的失衡在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失衡。90年代改制后，基本上达到了国民经济结构的平衡，现在国进民退。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失衡，大型国有企业抢占民企空间，必然造成此现象。归根结底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政府力量越来越强，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小，所以大家都想脱离市场进入政府。

中国的情况是市场长在政府里，西方相反，是政府长在市场里。中国的政治经济都结合在一起，一旦经济危机发生，就容易引发总体性危机。

日报：你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应该深化？

郑永年：要继续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要分两块，一块要强调社会主义的成分，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另一块，在经济领域要继续强调市场经济，深化国企改革，发展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各类企业内部及其之间，引入竞争机制，不能走回头路了。如果说把经济政策滥用到社会领域是错误的，那么把社会政策滥用到经济领域也是错误的。

如果现在有人说社会不公平，我们要共同富裕，就是要分蛋糕，那么穷人肯定支持。但是光分蛋糕能够解决问题吗？光强调分蛋糕的发展是不可持续。如果不能把大饼继续做大，两三年就分完了。上世纪50年代后也是要分大饼，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但是分了几年就没有了，国家很快演变成为贫穷社会主义。

正确的做法，不是光分大饼，而是要继续做大大饼的同时强调分配公平。现在说社会改革，但社会改革不光是分配的问题，而是要为继续做大饼打下制度基础。中国要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经济。中国人不是不会花钱，而是没有钱花，或者不敢花。社会保障比较好的社会，上学、看病，住房都有保障，不消费干嘛？现在中国人因为没有社会保障或者保障水平过低，只好存银行，要为上学、买房或者生病作准备。这样，消费社会很难建立。但是社会改革需要很多钱，社会制度需要钱来支撑。钱从哪里来？还是要通过深化国企改革，民企改革，加强竞争，产业升级，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等等。现在很多纠纷在于分蛋糕和做蛋糕，发展目标不明确。现在是改革方向最混沌的时期，类似80年代后期。声音很多，中国又面临南方之行之前的困局。

日报：按照你提的社会领域经济化，经济领域社会化了，在过去二十年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利益集团，如何突破既有利益集团，让改革继续下去？

郑永年：南方之行的意义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如何动员改革的力量克服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哪里都有。1978年时，党内左派保守力量也很多。改革是否能够超越既得利益就看改革者如何动员改革力量了。改革不是要消灭既得利益，而是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8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下去，是因为改革的策略正确。因为农村既得利益少，就先进行农村改革，再进行城市改革。在城市改革开始后，因为国企既得利益很大，所以先进行内部分权，同时在国有企业之外培养民营企业，用新的利益来克服老的利益。在国企改革和砸破铁饭碗过程中，民企消化了很大部分下岗职工。当时改革条件很差，没有钱，要借外国的钱，所以要通过开放吸引外资。现在改革的各方面条件好多了，就要看改革的策略问题。

现在党内民主不够，尽管党内民主已经说了很多年了。在缺乏强人政治的情况下，要有党内民主，但党内民主不是大家各说各的话，而是要达到共识。客观地说，中共十六大以后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社会保障、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只是力度不够大，没有突破口。现在需要找到社会改革的南方之行。

日报：你认为，社会改革突破口在哪儿？

郑永年：在于共产党如何整合党内的改革力量和社会力量，改革策略很重要。可以向地方寻找改革动力，允许地方有更多自主权。改革不是消灭既得利益，而是要给既得利益寻找出路，要双赢地往前推进。

我认为，现在的改革路径是找到社会改革突破口，一方面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另一方面为以后政治改革作准备。

社会改革就是要创造庞大的中产阶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花二十多年时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些经济体都是政府主导迫使企业产业升级，劳动技术提高。

中国改革三十年，中产阶层越来越少，中国社会的大多数还在贫穷的边缘。中产阶层如何出现，第一是要社会政策保障，让大家敢花钱，第二是要劳动工资的提高，要培训，产业升级，提高生产率。这就需要改善企业家生存环境，不要让企业家跑到海外。中产阶层就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企业家跑掉了，中产阶层就没有基础了。现在社会流动出现停滞，社会阶层固化，很多年轻人缺乏希望。

日报：你提到从地方政府寻找改革动力，但是地方政府也面临问题，比如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财政捉襟见肘。

郑永年：我一直说要改革九四体制。九四体制把财权大量向中央政府倾斜，当时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起到大量作用。现在大量钱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没钱，不能光骂地方政府卖地，现在大量的政策要地方政府出钱，但是财政又是由中央政府掌握，这是不合理的。

现在国家能力提高了，但是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公务员乱花钱，有土地财政的地方有钱，没有土地财政的没钱。九四体制要进一步改革，要么藏富于民，要不把责任收到中央。如果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没有了，其他税收是不是要增加？广东在搞小政府大社会，藏富于民，这是很有效的方式。

日报：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进城，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如何处理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郑永年：从历史上看，城市化是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当然中国有中国的特点，城市化应该是自然的城市化，先是人的城市化，然后是土地的城市化。现在中国发展顺序倒过来了，土地已经城市化了，人还没有城市化。

第二代农民工想要融进城市，但是没有保障，他们当然不愿意放弃土地。如果能够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在城市找到工作，他就愿意放弃土地。要做到人的城市化，就是要把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解决了，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他们的土地就没有价值了，这种情况下做城市化就比较好一点。

日报：对于下一阶段的改革进程你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

郑永年：我感觉比较乐观。中国社会各种力量都有，改革的力量，保守的力量，就看你怎么去动员这些力量，任何社会都一样。确立了发展方向，接着就是动员的问题。

任何体制都需要改革。西方民主也有危机，也需要改革。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收获90年代改革的果实。下一届政府要重启改革。不改革，社会越来越不稳定。从微观层面，我会比较悲观，因为看到很多危机正在发生。但从大历史角度来说，我比较乐观。中国社会是危机驱动的，没有危机就没有进步。任何政府没有压力，不会改革。改革是每个人的事情，要大家来推动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