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这20年：改革领头羊亟待二次创业

2012年01月20日 02:38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作者：林小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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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变的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的知青，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小平同志，就没有书读。所以，我们在学校里，发奋读书，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

1月11日下午，广州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举行的广州市新市长记者招待会上，新当选的广州市长陈建华深情回忆当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情景，数度哽咽。20年前，陈建华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秘书，手持录音设备、挂着相机，负责全程录音、记录和整理，是邓小平南方之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在南方谈话中，他对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对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战略思考做出了许多著名的论断，那种革命的理想主义跟革命的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给我们以启迪和教育。”陈建华说，这种结合的精神对国家的影响会超越时空。

与陈建华一样，很多人都因小平的南方之行改变了，“小平同志是2月21日结束南方之行的，我是2月24日到的广东。”广州市人大代表、首批创业板上市公司硅宝科技(300019.SZ)董事长王跃林告诉《第一财经日报》，1992年初，他离开供职的化工部成都有机硅研究中心(又称“晨工院”)董到做玻璃胶生产的广东南海嘉美精细化工公司工作。

“我老师被聘请做该公司技术负责人，但他年纪大了，所以要找个年轻人，我当时对这个企业情况一点都不了解。”王跃林回忆，当时来广东基本属于误打误撞，公司总部在广州某大厦，他就在大厦的阳台上住了三个月，“厂房什么都没有，我们当时买了玻璃瓶子在老板的别墅里做实验。我的创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王跃林说，小平同志的南方之行给广东带来很大的观念冲击，使得广东更加敢闯敢干，那个时候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改革的力度，都领先全国，“当时我在南海，南海就特别重视发展科技企业”

与王跃林类似，网易CEO丁磊的命运也跟南方谈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事求是地讲，如果没有南方谈话，我当时可能就出国留学去了。”1995年来到广州的丁磊在近日召开的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南方谈话以后，广州当年的前瞻性和优势是很明显的，“包括获得信息的渠道，当时广州就可以看到香港的四个台，内地哪有啊”

受吸引的不光是创业者，当时大量的外来工人涌入广东找工作，形成的“民工潮”对当时的广东带来不小的压力。记者查阅当时的报纸发现，为了应对“民工潮”对广东省劳动局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控制春节放假回乡民工的人数，减少春节后进入广东的民工数量”，同时，“企业要教育返乡民工回来上班时不得带新民工入粤，对带新民工入粤的要给予终止合同的处罚”等。

本土企业家、广东海印集团董事长邵建明的经历也跟小平南方之行紧密相关，“当时还有左和右的争论，搞得我们心惊胆战的”。在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邵建明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正是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没有再走回头路。这对企业发展而言十分关键。

广东经济突飞猛进

广州市政协原主席、邓小平南方之行的亲历者陈开枝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上出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争论，认为广东的做法就是姓“资”不是姓“社会上1992年，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为市场经济正名。

得到“正名”后，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一的广东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1992年4月1日，广东全省粮食收购实行指导性计划和指导价，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价格，广东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粮票的省份。当年广东涌起“开发区热”，迅速成为各地学习的典范。

1992年6月10日，广东省政府批转《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这使得广东的社保改革制度化。6月底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麻奢乡通过村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的形式，选出了该乡(村)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开全国直选乡(村)官先河。

1993年2月8日，深圳产权交易所挂牌成立，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跨地区产权交易机构。1995年11月22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批转《关于加快我省小企业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了以合并、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经营、出售转让、嫁接改造、易地改造、抵押承包、破产拍卖等多种改革形式，加快小企业改革步伐。全省国有小企业据此在随后几年内基本完成了改制。

1996年，全国首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揭开了报业经营集团化的新的一页。2004年起，广东户籍改革再掀新篇章，从这年起，广东陆续取消“农转非”计划指标，条件成熟的地区取消农业户口。也是在这一年，深圳成为全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

……

在改革步伐加快的同时，广东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南方谈话当年，广东经济增幅高达22.1%，高于全国7.9个百分点。1993年广东GDP增长高达23%，不仅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快增速，而且高出全国9个百分点。

尽管其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几年里，广东一度放慢了高增长势头，但随着2001年中国入世成功，外贸第一大省广东继续高增长步伐，并将这种势头延续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广东的根与魂

但近年来，相比内陆地区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快，广东原有的开放优势逐步消失。在经济发展上面临着江苏和山东紧追的同时，广东在思想解放、改革创新方面的引领作用也有逐步弱化的趋势。

去年6月，广东省委党校省情研究中心主任蔡兵教授在《南方日报》撰文指出，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特别是在改革需要在各种利益中寻找新的平衡点，需要在改革难点领域进行大胆探索方面，广东近年来在全国的改革引领作用正在弱化。

“在土地流转、公车改革等方面，很多省份的步子都迈得比我们大。比如公车改革，很多省的步伐很大，而我们省却比较小。”蔡兵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现在拿广东和外省比较，“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感觉我们走到了前面、我们值得他们学习的了。

对此，王跃林深表认同。他说，现在内陆很多地区的政策扶持、改革创新的力度都比广东来得大。广东改革的弱化应该是最近五年来的事情，“广东要想继续处于领先位置，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新认识解放思想的意义。”王跃林说。

多位接受本报采访的专家指出，广东改革动力减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广东当“大哥”已经多年，没有了早期的紧迫感。过去广东在全国的地位较弱，跟港澳的差距也很大，所以有很大的改革动力，“现在金字招牌戴惯了，遇到了一些问题，大家就求稳了，闯劲就少。虽然感觉到很多地方不满意，但是日子也能过，要改变这些不满意的地方，可能就要冒很多风险，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蔡兵说。

“以前都穷坏了，不搞改革没有出路，现在如果去搞改革，对很多人来说就会丢饭碗。”王跃林说，现在广东很多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还有很多方面需要突破和完善，还需要很强的改革精神。但他们很多人收入都很高，都怕犯错误会丢掉自己的饭碗，所以改革动力不足。

在2011年11月召开的广东全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促进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当前的一个要害问题是生活富裕起来后，一些同志丧失了当年那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改革的意识在淡化。有些同志片面地认为，只要把发展搞上去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搞改革只是“锦上添花的事”甚至是“添麻烦的事”

他说，有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决定了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如果不在提升体制机制“软实力”上狠下工夫，发展模硬实力”的提升将难以持久，未来发展的路就走不好，更走不远。广东靠改革开放起家，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绝不能躺在过去改革的功劳簿上停顿不前。

在本月初的广东省委全会上，汪洋指出，30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约。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