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先富为什么还没带来共富(2)

2012年02月02日 07:20
来源：中国改革作者：辛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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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两个缘由：一是在中国社会深厚的文化传统影响下，先富带后富是一件当然的事情。

一个家庭由于财力物力有限，把全家仅有的可怜的一点点资源和条件先集中到诸多兄弟姐妹中的一个人身上，让他富裕起来、发达了，就把大家都拉扯起来了，大家就都有盼头了。

既然在家庭里可以这样，扩展到国家中又会有什么不应当的呢？中国社会“国家中这个词的构成就很有意味，所谓“国家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

第二点，源于中国政府的高度自信和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高度信任。中国社会的体制决定了政府的权力如此集中强大，政府发令要求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后富的人岂不是小事一桩？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到时候怎么可能不帮助人民富裕？

可是，事情的演变却不像大家预想的那样。一部分人是富起来了，而且还富得不一般，我们不用罗列什么数据，仅就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和一些中国游客在海外的疯狂埋单豪举这些细节就可看出富裕的规模、成色和档次。但是，共富却好像遥遥无期。现在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一听说共富，就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认为是走回头路，甚至还找出种种理论根据。

为什么先富不愿意带后富呢？因为中国社会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文化也在改变。经过数十年的改革，中国的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而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公民”，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互不相关的个体；联系中国人之间的纽带不再是情感与宗法，而变成了利益与规则。我这个先富起来的公民凭什么要对其他公民负有责任？固然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这一变化是进步的变化，但这一变化也卓有成效地挖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法的情理合法性基础。

那么，又为什么政府在推进共富方面好像也没有大作为呢？一方面，市场化的改革让政府不再像自己想像中的计划经济背景下那样的有力量。面对市场的逻辑、法治的约束，政府非有大智慧、大担当很难有大手笔、大决心；另一方面，政府中的成员财产状况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不是僵化地要求在政府工作的人都要是穷光蛋(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穷光蛋)，但至少应该与该社会最大多数群体的财产状况相匹配。否则当他们自己首先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的时候，他们还有动力去共富吗？城市房价居高不下，老百姓就怪开发商黑心了，后来发现有些冤枉，原来背后政府也要靠高房价赚钱花；再后来看，还有更深一层的事实：现在绝大多数的政府工作人员家里面都有一套以上的房子，真正打压房价的政策怎舍得出台？

邓小平当年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要教会更多的中国人去追求富裕。当今日中国人人都知道要富裕的时候，还依然把权宜之计当作不变之策，把手段当作目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做法就一点合法性也没有了。

不能轻言“定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轻言跨越，不等于就沉湎于这一阶段而不思进取，更不能用一些政策制度把这一阶段定型化。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是中国改革取得突破的根本性前提，也是中国改革的基础性理论支撑。邓小平南方谈话通篇都是围绕着这一大背景展开的。

邓小平讲，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既然我们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站在社会主义门槛前的社会主义，一些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一些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可以允许它发育成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些政策有其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渡性特征，我们不能用纯粹的社会主义眼光去苛求。

又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至少要有100年，到本世纪中叶能走出这一发展阶段就已经相当了不得了，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一定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正像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强调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

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轻言跨越，不等于就不思跨越。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正是为了能真正从实践上跨越这一阶段。那么，为了未来的跨越，现在就不能轻言“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