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咨询:部门利益是中国改革的重大阻碍
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其1982年所著的《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中提出了著名的分利集团理论。他认为,分利集团是指在社会总的利益格局中,为本集团获取更多更大利益份额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利益共同体,对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起阻挠作用。奥尔森认为,这种特殊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阻挠变革的力量,因为重大的变革会改变分利集团间的相对地位,甚至导致某些分利集团瓦解。即使它们接受了变革,仍将会阻挠资源的重新分配,阻碍资源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
观察时下中国的改革困局,奥尔森的先见之明不幸言中,部门利益集团正逐渐成为中国改革的最大阻碍。许多改革事宜,明明已不再需要做理论上的进一步论证,改革的时机也相当成熟,但就是局限于浅显的部门利益,而难以推动。
比如大部制改革时期的铁道部,在部门利益驱动下,顽固拒绝改革,并在4万亿刺激期间不断做大,最终导致天量债务难以消化,直至山穷水尽时才重拾改革,又提“政企分开”与“网运分离”。但从时间来看,一个负债累累的铁道部显然已错过了最好的改革时机,改革的难度倍增,效果则要打个问号。
同样的部门利益,也可在企业债的“多头监管”中探得。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监管呈多头格局,发改委主管企业债,证监会主管公司债,央行则主管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在这么多部门监管下,债券发行的隐性成本增加,也直接导致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割裂。这种多头监管的弊端在理论上早已明晰,数年来一直传要深化债券市场改革,将监管的职权统一到同一个部门中,以防止权力的重叠与真空,但到目前为止,仍是只听雷声,不见雨下,痛失改革良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日前忍不住发炮:“企业债券市场统一监管问题,其实在理论上根本不存在需要研究的空间,目前的现状仅是历史上偶然事件因素影响所致,现在却大动干戈,反复讨论,各部门据'理'力争,使最高决策层迟迟难以决策。”夏斌指出,这种多多头监管”中使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分割、低效运行,发展严重滞后,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其中的症结就在部门利益作怪。
一行三会对于资本市场的监管效率也正受到部门利益的挑战。随着中国金融业的繁荣,各金融机构的业务逐渐融合,各类金融控股公司不断涌现,以分业为基础的监管体系实已捉襟见肘,需要改革。而从短期来看,调整金融监管部门成本较大,特别是当各监管部门之间又尚未形成有效的监管模式与固定方法时,更应着重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恢复一行三会的协调机制并下设常驻机构,通过协调会议下达各监管部门应落实的监管内容,就每一项功能监管出台各部门都需遵守的规章制度或指引。但就算这一点,即使呼吁多年,也未见成效。不得不让人感慨部门利益之强大。
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安邦曾多次呼吁要进行资本市场改革,减缓IPO速度,让中国股市得以休养生息,在把市场做强的前提下逐渐做大,而非一股脑儿挤上破车,最终导致车毁人亡。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在央企及某些部门利益的阻挠下,寸步难进,反而有愈演愈烈的倒退之势。先有扩容速度不减的表态,其后则是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推行国际板的消息。这种急于求进的心态恐怕将致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也显然不符合全国一盘棋的思路。中国的改革应呼唤顶层设计,由上至下,向着统一的战略方向前进,而非任由部门利益各干各的,分散改革的力量。
目前来看,部门利益是中国改革的重大阻碍。当部门难以超越自身利益的时候,决策就不应该因此而受阻了,高层决策层应该有所决断。这并不是涉及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不需要下政治决心,为什么却久拖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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