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紧急时刻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资料图)
本报记者 任孟山 北京报道
《华夏时报》:周老师,您好!今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当年,您参与的以“皇甫平”为署名的系列评论文章,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那段历史的一位重要见证人,您是如何认识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
周瑞金: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前一年,我主持解放日报社工作,于1991年2月-4月期间组织撰写和发表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最新指示精神。这4篇评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遭到了国内“左”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长达一年的大批判。这成了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的重要历史背景。
据说在1991年就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有一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当时非常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发生在我国的这场思想交锋。
进入1992年,中央就要开始酝酿十四大的主题、酝酿十四大领导班子的组成。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同志选择这个时候,不顾88岁高龄,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略,亲自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应该说时机选得非常好,不愧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政治家。
邓小平同志南下,走一路讲一路,从武汉一直讲到广东、上海,这是一趟重启改革、回暖人心的阳光之旅,是一大音稀声扫阴霾”之旅!应当说,20年前重拾改革势头,是党心民心军心所向。与此同时,我也想强调伟人对历史走向的推手作用。
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推动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完全可以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所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解放思想 尊重地方
《华夏时报》:那么,具体地说,当前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再造改革动力?
周瑞金:目前上上下下,都觉得改革推进乏力,对于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和改革方向,认识也不尽一致。大家都呼唤形成继续推进改革的政治共识。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识?党内有同志主张从1981年《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再出发,有学者提出以宪法为政府和民众共同遵守的底线。我在这里不想展开讨论改革的具体指向,我想着重谈谈如何打造改革共识。
改革共识的形成,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并重。社会民主方面,建议重视互联网对社情民意的聚集作用,做好舆情监测,把握民意脉搏;同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更为关键。
与(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准更高,对主流民意并不隔膜。改革推进乏力,根源不在认识的局限,而在于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中。
凝聚改革共识,另一个关节点,是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只有一个较为笼统的政策宣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力。”但是,安徽,还有四川、内蒙古等地,从广大农民、基层干部到体恤民情的省区政府,就是从中央打开的“小小的门缝”中看到了机会,合力把这道门缝越挤越大,一步步为“包产到户”正名,最终登堂入室。实际上,“三中全会关之所以成为新中国的伟大转折点,并不在于这次全会对改革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翻开会议公报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改革共字样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三中全会关的精髓,就在于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据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于光远回忆,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加强民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脑筋),他说:“一个生产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顶层的包容,鼓励地方大胆实践。
《华夏时报》: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前后,社会上对于改革的议论比较多,有人认为改革已经变质,甚至出现了改革已死的说法,也有人认为当前是否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您怎么看?
周瑞金:制度变迁需要最大限度降低社会成本,其中包括减少思想观念的阻力。从改革之初全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南方谈话所主张的“不争论”,再到广东前几年主张的“新一轮思想解放”,我看无论争论或不争论,其实都是党和人民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减少思想阻滞和社会成本的艰巨努力。
与二十年前、三十几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纯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而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是步步为营”。有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恰恰是为了维护某些部门和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民争利,甚至不惜与民为敌。
因此,能不能说,领导干部今天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能否通过改革,毅然与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切割,通过利益关系的重组,让利于民,提供社会公共品;放权于民,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重新聚拢民心,维系和提升执政党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攻坚,比当年更加考验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和政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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