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改革不是简单打倒既得利益他们也没安全感

2012年03月03日 03:25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王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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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20年前，邓小平南巡重新定义改革，20年后，中国经济飞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再启动新一轮改革的关口。

下一步改革该怎么走？国家如何形成新的改革共识？2012年全国“两会”尚未开幕，各方关于改革走向的辩论已硝烟四起。

在本次全国“两会”开幕前一周，本报专访了长期关注中国转型问题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就如何推动形成改革共识、中国如果从经济改革转向社会改革，以及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议题展开对话。

改革不是简单地打倒既得利益者

《21世纪》：关于改与不改、如何改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何看待今天的改革局面？

郑永年：关于要不要改革，整个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分歧不大。除了极少数认为中国模式(他们所说的中国模式与我通常所说的不是同一个概念，我通常所说的中国模式是一个中性词)就是最好的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想改革，即便是很多人认为会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既得利益者虽然从改革中获益较多，但是他们在现在这种局面下也会感到缺少安全感，所以我们看到大量的富人将财富转移到海外。

从改革的条件来看，现在的形势比改革开放之初，很多方面都好太多了。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存在既得利益者，改革的阻力也很大，甚至比现在更大，当时的阻力来自意识形态、思想认识、组织体制和财力多个方面。我们再看今天，改革条件比当初好多了。

关于怎么改，目前争论很大。我认为执政党应该通过进一步的思想大解放，尽快推动社会形成改革共识，明确未来改革的路线图。

以比较成功的经济改革为例，整个1980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内部当时也并没有强有力的共识，当时连“市场经济”的概念都不能提，只能提“商品经济”。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很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经济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直到邓小平“南巡”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成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主导思想。通过这么多铺垫，直到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顶层设计，结束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摇摆不定，突破了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会的意识形态争论，最终形成了经济改革的共识。

回过头来看，经济改革共识的形成过程，也充满了策略，这些策略既是政治经验也是政治智慧。

《21世纪》：这些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对中国今天的改革，有哪些启发？

郑永年：我们对改革要持一种开放的理解心态。我们的经济改革为什么能够推行下去？这是改革者的策略问题，就是要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用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

回溯历史，在改革早期，因为城市既得利益比较强大，领导层首先进行的是农村改革。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基本上被体制所隔离。尽管农村改革也有阻力，但这些阻力因为不是体制的主体，改革的阻力比较小。这是农村改革很成功的主要因素。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

在城市改革开始后，因为国有经济部门既得利益比较强，所以，改革者先不动国有部门。国有部门的改革，只是政府向企业的分权，或者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内部改革。如何培养新利益？领导层就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逐渐发展出非国有部门来，其中既包括私营经济也包括外资经济。随着他们的成长，国有部门自然感到压力，等到时机成熟的1998年，国企开始全面改革。成长起来的非国有部门既可以接受部分破产国有企业的资产，也可以为国企下岗工人提供很多工作岗位。

很多人往往认为，既然改革的阻力在于既得利益者，那么就要针对他们，剥夺他们的利益。但是前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先不要急于不切实际地触动既得利益，期望一下打倒既得利益者，甚至断了他们的后路。任何一个层次的改革，如果其操作者持这种思维的话，改革注定要碰壁。这是革命而不是改革的思路。

改革是要在现行的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同时对既得利益者要逐步改革，改变他们追逐利益的方式。等到新的利益培养出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效果就好很多。新利益一方面对既得利益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能消化改革既得利益所产生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