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2012年03月15日 01:25
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作者：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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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总理，您好，我是新华社记者，也是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的记者。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请问总理，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

温家宝：我担任总理已经9年了，这些年过得不易，也不平凡。但我总觉得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许多事情没有办好，有不少遗憾。我懂得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所做的工作都是应尽的责任。我为能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办些实事而感到欣慰。我真诚希望，我担连同我这一生为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他忘记，并随着我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由于能力所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虽然我没有因为不负责任而造成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但是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对于我在任职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的问题，我都负有责任。为此，我感到歉疚。

在最后一年，我将像常年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我将坚守这个做人的原则，并把希望寄托后人。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我秉承“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为国家服务整整45年，我为国家和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得益于较好的国际环境和贸易体系，过去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在您任期的最后一年，特别是考虑到不久前在波士顿的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向您授予奖项，如果您只能做一件事来使中美经贸关系实现再平衡，为更多的美国工人创造就业机会，您将会做什么事？有些批评人士表示中国扭曲了国际竞争，使贸易对自己有利，您是否会考虑改革中国的贸易体系？

温家宝：最近美国码头工人协会授予我一个“美国工人最佳之友奖”，这个奖与其说是授予我的，不如说是中美经贸互利共赢的一个范例。

如果我做一件事能够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那么我选择哪一件事情？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深思熟虑很久了，并且在2009年和2011年两次同奥巴马总统做了深谈。我以为解决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困难和摩擦，还是要通过合作的办法。因此，我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促进中美经贸、金融与投资合作的一揽子计划的建议。它包括：首先，进一步发展中美之间的双向贸易。中国扩大美国产品的进口，美国要开放美国产品的出口，取消限制。其次，加强双向投资。两国应该为投资创造有利条件，并实行投资保护。第三，加强两国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航天航空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开辟新的合作领域。第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并使这种合作与金融合作相联系。就是说中国愿意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美国工人的就业。这是一举双得的事情。

奥巴马总统非常重视我的建议，双方已经就此进行研究。我相信合作比对抗好，只要循着这条正确的路子走下去，中美经贸关系会走上一条健康、持久发展的道路。

至于你说到美国关心中国贸易体系改革的问题，如果讲得明确一点，主要指三个问题：第一，就是进出口的基本平衡。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在2011年中国经常性账户差额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2.8%，小于3%的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就是说在国际收支和货物贸易上，中国已经实现了基本平衡。第二，汇率，也是美国关注的。从2005年汇改以来，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已经升值30%。请记者先生注意一种现象：从去年9月份开始，在香港市场无本金远期交割市场，也就是所谓NDF市场，开始双向波动。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有可能已经接近均衡水平。我们将继续加大汇改的力度，特别是较大幅度地实行双向的波动。第三，我们将坚持多哈回合谈判的宗旨，主张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我想请教的问题是在过去4年两岸实现了“三通”直航，有关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合作取得了历史性的高峰。台湾媒体评价认为，过去4年大概是两岸关系60年来最稳定、最和平发展的4年。未来4年可能延续这样的发展机遇。在今年政府最后任期一年，您所期待两岸文化交流前景是什么样的状况？在去年6月份，您提到过的《富春山居图》在台湾展出，不晓得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今天大家很关心在明年3月您退休以后有没有可能到台湾自由行？

温家宝：我已经连续10年在这个场合谈台湾问题了，每一次心情都很不平静。我很高兴地看到，去年两岸同胞交往更频繁，感情更融洽，关系更紧密，“九二共识”和两岸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意基础更牢固。如果说在本届政府最后一年，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特别是在加强经贸关系方面再做一些实事。我首先考虑的是，要加快ECFA的后续谈判。在加强两岸经贸交往当中特别要照顾台湾中小企业、弱势产业和基层群众的利益，尤其是中南部群众的利益。两岸的金融合作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推进银行货币结算体系的合作，鼓励两岸银行相互参股，为支持经贸合作发挥金融的作用。对于台资在大陆的企业，我们要给予特别的关心，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转型升级、扩大内销市场。

我2010年在这里讲了《富春山居图》的故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高兴地得知，这幅分离很久的《富春山居图》终于在台北合璧展出，这反映出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震撼力。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常想，难道几千年的文化恩泽就不能消弭几十年的政治恩怨？我真诚希望两岸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

至于我在退休以后能不能到台湾去自由行。坦诚地讲，我愿意去，但是还得看条件。不过请你转达对台湾人民的问候。我想起了清代台湾割让后，台中一位诗人林朝崧的一句诗，叫“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我相信，只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大业一定能够实现，这是整个中国人的骄傲。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我的问题是，最近几年您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请问您多次反复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在哪里？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又在什么地方？

温家宝：是的，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是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人民日报》记者：最近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大家都非常关注，中央的决心很大，力度也很大，一些城市的房价已经开始回落。请问总理，住房价格回落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达到了调控目标？另外，面对经济增速放缓和地方财政压力，楼市调控会不会半途而废？

温家宝：出于一种责任感，我最近把从2003年开始的房地产调控认真地回顾了一下。其实我们在2003年已经提出了6条调控措施，2005年又制定了“国八条”，2006年又制定了“国六条”。但是，为什么调控不见成效？群众也在责怪我们，说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我听了感到十分痛心。我觉得房地产市场关系到财政、金融、土地等各项政策，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涉及到金融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利益，调控的阻力相当之大。

为什么这两年房地产调控在艰难中看到一点曙光，有所进展，首先是我们调控的决心坚定而不动摇；其次，我们抓住了抑制投机和投资性需求这个要害问题，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对于房地产市场，我有个基本看法，那就是：中国有13亿人口，又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对住房的需求是刚性的，而且将会是持续的。当然，我们说住有其居，并不意味着住者有其屋。从方向上看，应该鼓励更多的人租房。

关于房地产市场发展，我有几个观点：第一，要保持房地产业长期平稳健康发展。如果盲目发展，出现泡沫，一旦破灭，不仅影响房地产市场，而且会拖累整个经济。第二，什么叫房价合理回归？我以为合理的房价，应该是使房价与居民的收入相适应，房价与成本和合理的利润相匹配。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一些地方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因此，调控不能放松。如果放松，将前功尽弃，而且会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混乱，不利于房地产长期、健康和稳定发展。第三，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毫无疑问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说要充分利用市场这只手。但是政府这只手也不可缺少，因为它能保证稳定和促进公平。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总理您2003年曾经访问过香港，九年过去了，香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我们也将迎来新的变化。对于现在进行的香港特首选举，请问总理您有什么看法？另外除了政府换届和欧债危机等挑战外，您认为香港还面临着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有待解决？最后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祝愿？

温家宝：我是爱香港的。2003年我曾经去过一次香港，我在那里用了黄遵宪先生的一句诗来形容：“寸寸河山寸寸金”。香港回归15年了，15年香港发展的变化证明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这15年当中，香港走过的路也不平常，遇到了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在特区政府领导下，港人共同努力战胜了金融危机，香港至今仍保持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高度的自由市场经济。2011年香港的人均GDP达到3.42万美金，是历史上最高，就业也处于较好的水平。香港现在是困难与机遇同在，一方面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和压力还存在；另一方面，香港还面临着经济下行和通胀的双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必须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保持社会和谐，重点解决好社会公平、物价稳定、居民住房和教育医疗等重大问题。

现在香港正在进行第四任特首的选举，我相信只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并且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事，香港一定能够选出一个为多数港人所拥护的特首。

目前香港确实有困难，我想起邓小平先生的一句话：“香港人是能够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我真想再去一次香港，到淘大花园看看那里的居民，到港大同学生们进行交流。请记者转达我对香港同胞的问候。

《华盛顿邮报》记者：一年以前，我的一个记者同事曾经向您问到一个关于在中国进行直选的问题，当时您表示这个进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首先中国老百姓应该证明他们有能力来管好一个村的事务，然后他们逐渐可以管好一个乡、一个县的事务。今年，在世界许多国家老百姓都将会通过直接选举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时候在中国的老百姓才能够通过这种竞争性、直接性的选举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呢？

温家宝：是的。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村民自治，并且保护村民直选的合法权利。现在农村村委会许多实践证明，农民直选村委会是成功的。他们不仅有高度的热情，而且按照村委会组织法制定了严格的选举办法。

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会根据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财经》杂志记者：我的提问是，今年的经济增速调低为7.5%，这是暂时性的减速，还是会变成常态性？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告别了高增长的阶段？国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将渡过经济危机的希望寄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中国调低了增速会对国际经济复苏产生哪些影响？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作了以后，世界上各种媒体反响最大的，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我以为他们抓住了一个要害问题。这次我们将多年来8%的中国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调低到7.5%，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真正使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增长，真正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摆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污染环境，走上一条节约资源降低能耗，保护生态环境的正确道路上来，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惠及民生。

这个决心是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就下了的。我们“十二五”规划设定的目标是7%，今年确定经济增长7.5%，是为了与“十二五”规划的要求相衔接。同时，我也必须说明，这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应该承认，由于欧债危机、外部市场萎缩，中国经济有下行的压力。但我们调低速度主要是为了结构调整。

我想说明的一点是，当我们宣布这个指标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界、专家学者、新闻媒体都认为，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中国经济能够克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真正走上一条注重质量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把握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好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7万亿元人民币，在这个基础上，增长7.5%并不算低。如果一直保持这个速度，在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更不算低。而且我们要想方设法使同样的增长速度能够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能够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目标。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想问您的问题是，近年来您有很多次提起要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现在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仍然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请问您在任期之内还会做哪些工作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另外，我们知道您常常会上网，在网络上您可以看到网民对政府工作、对您本人的肯定和赞扬，但是也会有“拍砖”的问您怎么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温家宝：我曾经说过，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事求是地讲，9年来，我们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做了大量不可磨灭的工作。首先，在法律上，我们通过修改宪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我们制定了物权法，使合法的私有财产得到法律保护。我们修改了选举法，使城乡选民具有平等的权利。我们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使农民能自由进城务工。在短短的几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其次，在农村，我们坚决地取消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负担。第三，在教育上，我们实行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对农村的孩子上职业学校实行免费，同时对大学和农村高中阶段的教育实行奖助学金制度，对困难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给予补贴。第四，我们建立和完善了包括养老、失业、医疗、低保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已经覆盖13亿人口。这些都是我们朝着公平正义迈出的具有制度性的步伐。当然，我深知，社会分配不公以及司法不公引起群众的不满。我们必须继续推进促进社会公平的各项工作。

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政府还将要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制定并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真正保障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第三件事情，实现城乡养老保险的全覆盖。第四件事情，按照新的标准全面推进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第五件事情，我们已经将教育经费占GDP的4%列入预算，我们一定要通过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并使经费合理使用。

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因此，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而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我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听取意见的安排中，我们已经尝试做了，但还很不够。

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因而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半岛电视台记者：众所周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地区的友好关系是由来已久的，中国也一直致力于与国际社会一道解决问题。而在中东问题尤其是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与其他很多国家存在很大的分歧。那么中方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立场以及出发点是什么？另外，中国如何看待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中方是否担心与阿拉伯人民的关系受到影响？

温家宝：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没有私利，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包括叙利亚政府。我们将根据是非曲直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并决定立场。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要保障平民的生命安全。叙利亚各方都要立即停止对无辜平民的杀戮。第二，中国尊重叙利亚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合理诉求。第三，中国支持联合国和阿盟联合特使对叙利亚问题的政治斡旋。第四，对叙利亚人民现在遭受的人道主义苦难，我们深表同情，已经并将继续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加紧做叙利亚各方的工作，开启政治对话的进程。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有着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尊重伊斯兰文明、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是我们一贯的立场。我们已经在各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果的合作。前不久，我访问了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我总的感觉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有着共识，合作是主流。在阿拉伯世界的变革中，中国的立场将会为阿拉伯各国所理解，并且赢得信任，最终会增进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最近，社会上非常关注一个案件，就是浙江吴英案，您个人觉得吴英到底该不该被判死刑？同时，您怎么看当前民间资本投融资难的问题？

温家宝：我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十分关注吴英案。我想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第二，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已下发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通知，并且对吴英案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第三，这件事情反映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适应。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而银行又不能满足，民间又有不少的资金。我们应该引导，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州作为民间金融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

法新社记者：自去年以来，我们看到在中国藏区出现了一系列藏人自焚的现象。我想问您本人是否对这一现象深感关切？您认为您领导的政府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最好地应对这个局面？

温家宝：最近一段时间，在藏区发生了一些僧人自焚的现象。我们不赞成用这种极端的行为来干扰、破坏社会的和谐。年轻的僧人是无辜的，我们对他们这种行为感到十分沉痛。应该明确的是，西藏和四省藏区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印度达兰萨拉设立的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不管是达赖喇嘛直接操控还是间接影响，都是政教合一的，其目的就是要把西藏和藏区从祖国分离出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和原则是坚定的。

在西藏，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然西藏这些年经济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毋庸讳言，西藏同内地相比还比较落后。因此，中央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包括制定和落实加快西藏发展的新规划。这些政策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农牧民的生活水平。西藏经济要发展，但同时要注意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我们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的信仰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我们对藏族同胞要采取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并且不断地改善我们的工作。

温家宝：如果不累的话，我们再提两个问题。

中国新闻社记者：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多年来强劲增长，但贫富差距问题也日益突出。您在最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要努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请问中国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温家宝：关于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我想着重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使城乡居民的收入能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第二，调节收入分配。要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高管人员的收入，要增加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第四，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我以为在收入分配中，特别应该把握好三点：首先，就是要为所有的人创造一个学习、就业和创业的均等机会和条件，让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其次，要关心困难群体的生活。一个国家如果困难群体生活状况得以改善，那么整个国家群众生活的状况也就得以改善。第三，要重视财政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共同富裕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

路透社记者：最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地方债务的问题，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全国各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形成什么样的规模？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想法呢？到底有多少债务会进行重组，还款的期限是否会延期？在应对这个问题过程中还有什么新的政策会出台？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家很关心的重庆市发生的所谓王立军事件。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后，中央的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调查。您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您觉得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

温家宝：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想明确地告诉你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政府债务的负担率和赤字率目前处于较低的水平，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第二，政府性债务的水平是可控的、安全的。2010年，我们主动审计了地方债务，总规模为10.7万亿。2011年，新增债务仅有3亿，其中新举债21536亿，偿债21533亿。第三，对于地方债务的处置，我们将妥善处理存量，严格控制增量。对存量，主要是按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加以处置；对于增量，今后所有的地方债务，都必须列入财政预算管理，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第四，在处理地方债务上，因为大量的债务形成的还是优质资产，有现金流和收益。对于这样的债务，我们将通过它的收益来进行偿还。对于公益性项目，要通过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偿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我们去年已经成功地偿还了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债务。当然，在偿还地方债务中，我们也会采取市场化的办法。比如资产处置、项目转让和股权出售。总之，我们会认真对待地方债务，绝不会让它干扰中国的建设。

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十分关注。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要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都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我认真地没有敷衍地回答了记者朋友的每一个问题，整整三个小时了。是不是可以结束了？谢谢大家，再见。

这次见面会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举行，历时三小时。结束时，温家宝总理来到记者席前，同在场的中外记者亲切握手致意。参加采访的记者近千名。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会开始时，温家宝说，记者朋友们，这是我在“两会”之后最后一次同大家见面了。我要感谢多年来记者朋友们对于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关注。

今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但也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一年。人民需要政府的冷静、果敢和诚信；政府需要人民的信任、支持和帮助。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蔓延、发展，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将在最后一年“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同人民在一起。

我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