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若中国给企业更大空间 会再创四大发明一样辉煌(3)
关键词四: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学人:廉价中国的结束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2010年,中国的电视、智能手机、钢管及其它任何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产品的产量均超过了美国。中国目前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量的五分之一。它的工厂产量如此之多,如此之便宜,使得它的贸易伙伴能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廉价中国的时代将要谢幕。
成本在不断上升,这一过程始于工厂集聚的沿海城市。土地价格上升,环境和安全规定以及税费都推动了成本上升。然而,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劳动力成本。
如果中国的劳动力不再廉价,那么谁将会替代它呢?工厂会搬迁到劳动力更便宜的穷国吗?那是传统观点,但不正确。
尽管成本在飙升,但中国沿海地区依然具备持久优势。首先,这里有接近繁荣的中国国内市场。这是个巨大的优势,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消费需求旺盛的新兴富有消费群体。
其次,或许中国的工资上升很快,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在快速上升。有关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数据是有争议的,但其上升趋势却是一定的。中国工人的工资之所以越来越高,是因为他们生产得越来越多。
第三,中国很大。咨询机构AlixPartners的艾佛?挪曼(Ivo Naumann)表示,中国的劳动供应源足够大也有充分的弹性,这使得他们能够应付诸如生产圣诞节灯或者玩具这些季节性的产业。纽约时报称,当需求突然而至时,中国生产iPhone的工厂能够在半夜将8000名工人从职工宿舍召集起来并要求他们投入生产线,不用等到第二天。这样的壮举在其它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实现。
第四,中国的供应链既成熟也灵活。长江商学院的郑玉生教授认为,衡量制造业竞争力的正确标准不仅仅是比较劳动力成本,还要对整个供应链进行比对。对于一件给定的产品,即便在其它地方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但产品部件的不可保障将使得产品在其它地方生产可能并不划算。
现在有个流行的预测,那就是中国内地的工厂将要超过沿海城市的。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官方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一些内陆省份,现在吸引的外资几乎和上海一样多。今年很少农民工再返回到沿海城市,就是因为在他们家乡出现了很多工作机会。
但是,制造商将工厂移往内地并不简单的是为了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劳动力并不是便宜很多。而另一方面搬迁内地的额外成本巨大。
搬往内地会带来各种预想不到的成本。那些投资中国内地的公司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服务当地的消费者。
当然,早晚有一天其他地方会完善交通设施和供应链。最终,他们会向沿海城市的基础制造业提出挑战。所以,如果中国想要繁荣,它的制造商必须往产品价值链的上端走,而不是仅仅将在其它地方设计好的复杂产品组装起来,他们自己需要去做更多的设计工作。按照德国的经验,中国的制造商需要去生产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为完善这些产品提供服务。
一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华为便是一个例子。 中国还没有足够多的华为。但是它吸引着无数的年轻人去建立像华为这样的公司。
关键词五:司法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中国正在开放吗?
征询民意就像一缕阳光一样照进了人权研究者约书亚?罗森茨威格(Joshua Rosenzweig)所说的 “黑箱”。他说,有迹象表明,刑诉法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警察、检察官办公室、法院、委托法律学者、辩护律师)当中,有些人很高兴利用民意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对经过挑选的41个法律草案接受公众通过信件或电子邮件的方式表达意见,结果却大不同。全国人大网站显示,去年有大约83000人就如何完善所得税法提出近25万条建议;但有关预备役军官地位的一份法律草案却只有22名公众提出意见。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芬?鲍拉(Steven Balla)一直在从事征询民意过程的研究。他说,“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开始尝试引入民众参与。”他补充说,尽管公众意见对草案过程能产生多大的影响“真的很难说”,“但这些意见产生重大影响是存在可能性的。
罗森茨威格认为,“征询民意的过程能够增强对抗最顽固的利益相关者的力量,这些人其实最为拒绝改变。
鲍拉赞同罗森茨威格的说法,“在决策者不能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时,政府便可能会转而向公众征询意见。在中国的大背景下,这可以是一种解决争议的方式。
海南大学法学教师王林(音译)倡导政府要更为开放,他指出,征询民意的价值还是有局限性的。“这当然属于立法民主化的范畴,但民意征询尚未制度化,也无法保证立法者会采用公众表达的任何意见。
鲍拉在研究中发现,那些参与了2008年医疗改革法案意见征询的人们对他们所提意见的影响力“总体上都是持有相当温和的预期”
对不同的话题,意见征询体系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全国人大在其网站上全文刊登了医疗改革法案草案接收到的意见,此举激发了公众辩论,但却并未登出公众针对更具政治敏感性的刑事诉讼法所提的意见。
王教授指出,“那将给执法机关带来很大的压力。
但罗森茨威格表示,许多律师将他们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修改意见发布在自己的微博或媒体上,使得相关法律草案中的争议内容“反复地公之于众”,“政府并不总能够控制公众言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陈卫东指出,公众意见大多集中在“关注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上。“全国人大在认真听取公众意见后取消了这一条款,”被取消的是引发大量反对意见的涉及秘密拘禁的条款。
罗森茨威格相信,“意见征询有所成效,但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不过,给予人们表达思想的机会也创造了立法者通常都很重视的有价值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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