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中国改革输不起(2)

2012年04月06日 23:58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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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说，上述改革路径至少是在最优不可能的情况下的一种次优选择，但最终的结果似乎并没有带来次优的结果。特别是到了今天，这条思路的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起的民众的不满和频发的社会矛盾，已经预示着这条改革的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也许从结果追溯原因，是我们对这条改革思路进行反思的正确途径。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总的评价趋势是褒经抑政。即认为过去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其实，褒贬不说，现在看来，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说了，结果是权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迅速膨胀。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尤其在过去20年中，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对照，经常鼓励人们大胆去试，不要怕犯错误。就鼓励改革勇气来说，这似乎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造成经济生活的高度非规范化。其实这个阶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过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动的改革，尤其是诸如国企改革等这样的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就更应如此。但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政治体制条件和社会氛围，只能以打左灯向右转或“摸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由此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越来越膨胀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另一面是非规范的经济。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无约束的权力与非规范的市场相结合而形成的权钱结合的混合性体制。进入21世纪之后，这样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思路的改革中，还需要反思的是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改革当然要谨慎稳妥地进行，但过多地强调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其实会导致很多误解。首先，中国改革都是渐进的吗？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很难完全概括为渐进的模式。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几千万人失业下岗；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一夜之间上亿人失去或被削减了社会保障。这些几乎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相反，在涉及一些重要的既得利益的改革中，则往往是以渐进式改革为名，掩饰着实际上的不改革。在公车改革、官员财产公示等问题上，莫不如此。大讲渐进式改革，但同时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其实是不想改。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实践，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弊端也日益表露出来。其实会改革中实质性问题，往往不是激进还是渐进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对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改革的问题。改革有时需要惊险一跃。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改革思路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其造成的种种弊端，导致了民众对改革的认同在急剧流失。对于改革的推进来说，现在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在于由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已经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如果不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延续这条路继续深化、攻关，有可能导致极为危险的局面。但要看到，支持这个思路的群体掌握相当资源，话语权较大。更主要的是，各级领导人对走这条路人们比较熟悉，因此，一提重启改革，人们的思维就会定位在这条路上。这在改革有可能重启的今天，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三种思路：定型现有体制

这种思路没有明确的表述，但却是很多人内心里的一种默契。这首先是源于对现状的满意感。在讲到为什么近些年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弱，许多人都提到是因为日子好过，所以不思进取。首先是经济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政府的日子好过；其次，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型企业的日子好过，银行从破产的边缘变成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国企从过去的亏损大户变成盈利大户。而在这背后，实质上是在过去30多年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貌似过渡形态的混合型体制，最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这种状况使得我们需要对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重新反思。过去我们总是假定说改革或社会转型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起点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扩展一点说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从一个起点在往终点走的时候，中间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结果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转型陷阱”的形成。

转型陷阱对中国社会的羁绊，来自结构与体制的双重固化。其实，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问题的解决之所以很困难，不仅仅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弊端的维护，也不仅仅在于这些问题和弊端本身有多么复杂，这种困难更在于“纠错困境”：对于这些问题，不解决会日积月累以至积重难返；努力解决的话，又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会挑战体制的承受能力。正是这一点，给了既得利益集团以维护现有体制不变的理由。如果不能通过实质性的改革突破“纠错困境”：将会出现的逻辑，我将其称之为“饰错依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错要用十个错去掩饰或弥补，十个错要用一百个错来弥补，这样，路将会越走越窄。因此，要走出“转型陷阱对中解决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要用实质性的体制变革走出这种“饰错依赖”

第四种思路：

融合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

今天改革共识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们开始重新认同过去那种造成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改革模式，而是基于近几年的现实形成的“不改也不行”，甚至“不改更不行”的认识。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看到新的改革共识重新凝聚的这种背景和原因，看到新的改革共识是针对什么状况重新凝聚而成的，那么，也就大体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未来改革的期待是什么，人们要求重启的改革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

改革新共识是在原有共识破裂之后的再次凝聚，形成改革新共识的这种背景明确告诉我们，现在是不改革已经不行，但按原来的老路子改也不行。在中国改革进行了30年后，之所以会陷入“转型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改革模式内在的逻辑使然。如果仅仅是继续过去的改革模式，20年后，我们有可能还会走回到今天。正因为如此，要真正有改革的再出发，就需要对原来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形成新的改革思路和设计。

考虑到现在社会的弊端，考虑到人们对新的改革的期望，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走向和前景，在这种新的改革思路中，应当将公平正义作为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需要执政者，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人民福祉为终极关切，以人性和自信面对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带领我们这个社会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融入人类主流文明。选择这样的一条改革之路，前面将是一片海阔天空。

在实践中，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获得实质性突破。(1)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由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当今的时代甚至需要一种更强的权力。但这必须以下面的两个条件为前提：第一，这种权力是有边界的，在权力发挥作用的边界内它应当是强有力的，但不能越界。第二，越是强有力的权力，越是要置于社会的监控和制约之下。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往往都是与权力受不到有效约束有直接关系的。(2)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影响，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但在现实的情况下，想消灭既得利益集团是没有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中为利益集团设定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动平台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正当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会蜕变成不正当利益集团，相反，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当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也只能按照社会设定的规则从事自己的活动。(3)建设社会的法治基础。要实现公平正义，要约束损害公平正义的那些因素，必须依靠法治。(4)落实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逐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改革，将是对这个思路改革的最大考验之一。如何对待畸形膨胀的这么大一块国有资产，按照第二条思路很可能是会重演上个世纪90年代瓜分国有资产的一幕。而在公平正义取向的改革中，则要考虑在破除垄断的同时，如何公平地处置国有资产，对此，人们实际上已经在开始提出种种设想和方案。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取向的改革中，促进权利平等的改革要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应当认识到，在过去30年的改革话语中，平等的问题一直摆不上位置，甚至有人将这种要求看作是与改革所追求的市场经济和效率相矛盾的，是需要在改革中加以破除的。这也是后来改革走样变形，甚至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的重要原因。结果是，改革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也随之破裂。不久前，经济学家华生指出，当一个社会的一般大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权利不平等时，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权利是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在未来的改革中，权利平等应当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具体内容至少包括如下几点。一是社会平等，包括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社会保障中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等；二是经济平等，破除垄断，建立平等的准入制度，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等；三是政治平等，包括破除领导干部的特权，实现人大代表的合理构成等。

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我们应当以自信的态度接纳而不是排斥普世价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在目前的情况下，形成如下的判断是重要的。尽管今日世界格局的变化平添了许多变数，尽管国际国内的许多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在朝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些最基本问题没有变化，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情况不能成为我们忽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