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资金定价不理顺就会妨碍农村金融供给
凤凰财经讯 5月15日,由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包商银行联合主办的首届“微型金融与包容性发展”国际年会在北京举行。凤凰财经对此次年会进行现场直播。
其间,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金融发展局首席金融专家王君在发表讲话时表示,资金的定价如果不理顺的话,就妨碍农村金融的供给。在这个问题上,关于高利贷的认识需要澄清,在城市金融里认为是高利贷的,到了农村就未必。
以下是文字实录:
王君:谢谢这次会议的组织者给我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关于农村金融问题,这些年我前面几位朋友一起在很多场合都见过面,这是一个老话题,该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因此有一种要重复以前观点的感觉,就感觉歌再好,老唱也觉得腻烦,老生常谈。对他们的基本判断我也同意,我总的感觉从2002年以来,在一系列的政策讨论和文章当中都反复强调这样一些观点。
第一是到底怎么看农村金融,在这个问题上,包括在座的各位,也不见得有一样的认识,我的个人感觉在这个领域除了有一些模糊的认识以外,把非农村的也当做农村了的倾向以外,还有就是对形势的判断不是太准,其实总的来看,看一看中国的城市化的程度,虽然现在广泛报道的51%是有些高估了,但是总的来看,中国在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工业化进程当中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因此总的来看,农村是在缩小,农业人口是在减少,农民的富裕程度在提高,而农村金融的供给者是在增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金融政策的监管也都在改善。供给在增加、政策在改善,而服务对象在减少,服务对象减少除了城镇化以外,还有就是农业生产在GDP的比重,像长脚较、珠三角地区当中农业生产占GDP的比重在3%以下,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两位数降到了一位数,在这样的大格局下,我们对农村金融问题的忧虑大可不必太大,不要杞人忧天,不要把这个问题过于夸大,由于政治性的原因,金融领域的同事们往往有一种倾向,一说这个问题好像这个问题大得不得了,其实做起来未必就跟得上,这是一个要澄清的。
第二要澄清的,及时我们把目光放在农业这个群体,也应该看到,他们真正需要的不见得是钱,谈金融的人就觉得钱是一切,好像索非亚缺得就是那几块钱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农民和城里人一样,他们需要基本的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教育、道路、饮水,哪一样不是他们所需要的,而在这些方面,如果能够改善的话,金融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他们需要和城里人一样,有公平的机会来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而不是单兵突破只是需要钱。如果这么看的话,可能会造成一种局面,让农民债台高筑。这是很危险的,在中国某些地区已经在发生或者在酝酿小额信贷的过度供给和借债,这个在印度和其他国家已经有教训,是我们决策者和监管者应该注意的问题,这是我想再重复一下以前的看法。
说一下今天的主题,微型金融怎么样为农村金融发展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提供一点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也过度的夸大了微型金融在里面的作用,其实仔细看一看,如果把农村的整个人口从赤贫到最富有的人群划一个划分的话,你会看出赤贫在西北地区,一家人一床被子等等最严重的,以及到能够出门打工赚钱,再到略为小康的范围里看,微型金融所能解决的,尤其是小额信贷,基本上不能解决赤贫的问题,赤贫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微型金融是解决那些能够生产、能够创造回报,但又不针对最富有的,那些是正规金融机构的,所以相对他们又针对提供者,这个问题认清以后,我觉得我们就不必对微型金融寄于过多的期望,让他们干他们干不了的事,包括扶最贫困的,这是我想澄清的第二点。
第三,不能一说微型金融、农村金融就理所当然的想到都是一些弱势群体需要扶持、需要低利率、需要补贴,其实这是错误的。世界各地普遍证明,既使是穷人也有肯可能创造回报,从事生产活动也能够还钱,从放贷的人角度来说,甚至在穷人身上也能赚钱,现在我们研究包容创新,研究这个问题的人说即使穷人身上提供创新型的产品也能够赚钱,现在都是成十亿、成百亿美元的市场,所以就要分清商业化和政策性的区别,而不是一股脑说都要补贴、免税等等,不是这样的,要划清商业化和政策性的边界,这样才不会浪费中国的资金,把问题混在一起。
第四,在中国合作制非常遗憾的就是被很多人摸黑了,这个合作制我耿耿于怀的就是,我们去欧洲看奥地利、德国、荷兰、法国,合作是半天天下,并不是说合作制的金融机构就一定不如股份制的金融机构,合作制的金融机构所需要的内部管理、专业化水平、员工素质绝不输给国际大银行里做相似信贷业务、交易业务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只是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合作制大有用武之地,之所以没有搞起来不是合作制的过错,我们应该从体制上找找原因,让合作制的发展有空间,否则这是很大一个缺憾。在东南亚地区、在日本、在韩国都有合作制,为什么中国就不行?这个问题今天也没有时间来探讨。
第五,关于金融政策和监管政策问题,它们也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但是中国政府有一个倾向,在所有领域里,往往出于好心要解决弱势群体福利改善的问题,往往迫不急待的操刀上阵,自己制定政策自己执行,其实不必,如果把监管搞顺了,现在社会上有大量的金融机构,甚至包括国有机构都能发挥作用,包括今天的主持人友成基金会做的都是这个领域的工作,政府做什么?
第一是利率,资金的定价如果不理顺的话,就妨碍农村金融的供给。在这个问题上,关于高利贷的认识需要澄清,在城市金融里认为是高利贷的,到了农村就未必,今天早晨在国贸里吃早饭喝粥的时候就起来,同样一碗绿豆粥在国贸里卖10块钱一碗,到了10分钟以外的地方就2块钱一碗。当然国贸里面的租金贵,就有理由卖10块钱一碗,怎么没有人说这不合理,同样的资金要流向农村,它的供给成本由于地理原因、人口密度原因成本是需要提高的,如果把利率限制得过死,就让农村需要的人得不到资金,所以这个问题需要思考。如果把竞争的政策搞好了,金融基础设施建立起来了,其中包括消费者信贷,就是我们说的政策信息等等,再利用聪明的财政政策,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而不是直接补贴,农村金融的供给是可以提高的,而且这是我刚才界定的范围,不是全面开花的,把县以下都当做农村金融,那会造成大量的公共资金的消失。
最后说一下今后的方向大致在哪里。我认为在金融结构上还有文章可做。中国零售机构比较多,问题也很多,但是批发性还是不够。比方说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没有在农村网点,但是有志于促进农村业务占领市场的,其实是可以通过零售的模式,比如说村镇银行等等需要技术援助,使他们有能力,又使覆盖面得到扩大。关于供应链融资、商业信贷,由供应者提供的,比方说收购水稻的人给种水稻提供的信贷,其实都是不可忽略的,也不是非得商业银行做。
还有一点,无网点的银行业务。中国银监会在促进农村金融业务过程中,让村一级的信用代办站取消减少了供给,但是现在又要求农村金融机构在所有的地方设立网点,其实这是不必要的,现在完全可以绕过这个进行无网点的银行业务,比方说手机银行业务,通过代理等等,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有了,今天上午演讲里讲了这个问题,这些都是大有可为的。现在普遍在其他国家,中国像网上银行等等东西都是值得我们探索的,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好的金融机构,有动力和能力在适度的监管的压力下,在良好的监管政策监督下,以多元化的形式去提高供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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