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中国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潮(6)

2012年05月22日 08:42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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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很小。企业家现在到了什么情况？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是在坐牢，他觉得有人营救他；而另一个人是自由人，但是有人在追捕他，你觉得哪一个人感觉更好？牢里面的人。

人的幸福感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国企业家就像牢里面的，我们自由很少，但是每天充满希望。现在我们看起来自由，但是胆战心惊。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个东西不可能再拖下去，无论从我们内部的挑战还是从人类进步本身来看，都不可能。先搞经济自由化，然后实现政治民主化。但不可能停在这。中国只要停在这就会倒退，一停止改革就会倒退。国有企业越来越大，民营企业越来越难。

未来之路

你们相信自由，你们相信民主，没有人能够阻碍你们。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有人推动也没有用。

什么决定我们的未来？第一，理念。第二，领导力。

理念是什么？我非常不赞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是我特别喜欢凯恩斯这段话，“从长远来看真正起作用的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

凯恩斯的对立面，米塞斯也讲过类似的话[编注：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大卫·休谟(编注：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英国哲学家，主要著有《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则研究》和《宗教的自然史》)曾说，尽管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是由理念决定的。

人类历史上很多重大的变革、成功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出身的人推动的。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创始人、领导人哪个是工人阶级？没有。为什么闹革命？理念变了。

再往前，美国发动解放黑奴的运动，很多人是白人，白人成立解放黑奴的协会，靠协会的主要成员来推动的。所以理念非常非常重要。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家精神，我们走的路就完全不一样。

我去年11月26日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上讲过，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知，我们不明白。一个是无耻，我们太明白。

中国的很多错误例子是因为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比如“文化大革命”；比如“大跃进”，先是无知后来无耻；包括产业政策。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因为它可以缓解这个问题。有市场经济，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没人能够发动这么大的力量。

人们有言论自由就有反对的声音出来，减少人类由于无知所犯的错误，也可以减少人们因为无耻而犯的错误。

建立一个好的理念非常重要，对年轻人尤其重要。你们在脑子里想什么，你们相信自由，你们相信民主，没有人能够阻碍你们。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有人推动也没有用。我希望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还有一个，领导力。世界上所有伟大人物，都是敢于承担责任，有理想的人，没有这些人，事情做不了。邓小平改革不是出于利益而是理念。理念很重要，如果理念变成这些伟大人物的理念，就更重要。

我们现在这个体制有个特点：不可预测性。这种高度不可预测，和语言腐败有关。

语言腐败什么意思？就是滥用语言，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

语言腐败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46年提出的，不是我发明的。大家知道，在他《1984》这本书里面，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叫“真理部”，专门发动战争的部叫“和平部”，专门迫害异己人士的部叫“友爱部”。好名字都被占了。

中国的语言腐败太多了，几乎每一个政治词汇都已经腐败了，和本来的含义不一样。人民代表，我们实际上背后就操作了，投票本来应是自由意志和良知的体现，我们只是动手，已经没有灵魂了，所以投票也腐败了。

这个腐败引起了体制很大的问题。现在市场发展当中出现的很多现象，坑蒙拐骗，道德的问题，被很多人归咎为市场。这是错的。语言腐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道德堕落。

一个人一旦突破了诚实这一点，满嘴假话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可言了。

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代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编注：Thomas Paine，英裔美国思想家，1737年1月29日-1809年6月8日)说：“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是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量的。当一个人已经腐化到侮辱了他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做好了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准备。

官员每天说假话，收受贿赂还会有心理障碍吗？谎言盛行的社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人还会有罪恶感吗？

最后你看小悦悦没一个人救，能怪谁呢？［编注：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漠然路过，最后你拾荒者陈贤妹施以援手，引发热议]

语言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思想的市场。如果有了舆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我们的语言腐败就可以减少很多。一个社会只有有了思想自由，每个人追求梦想、追求幸福才能成为一个积极的行动。

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才会不断地创造，我们就会有新的技术出来，然后人类就可以不断地进步，我们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本文经作者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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