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经理靠良心保护持有人利益李旭利案或是警示

2012年08月13日 01:51
来源：投资者报作者：岳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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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

　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

　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摸索漂泊。

　……”

这是诗人食指40多年前所写诗歌《命运》的开篇。回顾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创始元老及明星基金经理们的人生际遇，这首诗可谓是饱经风霜后的心灵写照。

“要么像孙延群因过度劳累而死亡，要么像李旭利被监禁陷入牢狱之灾，要么被迫退出。”谈及公募从业者的职业命运，这句话几乎成了基金人最常用的调侃之语。虽然有失偏颇，却是真实的悲叹。

公募基金行业发展15年来，有一个难以言说的痛：一个以专业人才为核心的行业，资本却掌控着绝对话语权，在牌照垄断、个人持股被限制、组织形式单一的体制下，人和规则以及资本的较量，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最近五年，公募基金业出现了发展停滞的迹象，此前10多年累积的弊病终于成为紧勒在行业脖颈上的枷锁。据《投资者报》记者统计，2008年以前成立的60家基金公司，已有近八成创业老总离职，其中又有超过八成的离职老总干脆退出了公募行业。

熊双文、员瑞恒、王宏远、王贵文、唐建、吕俊、江晖、李旭利、韩方河、莫泰山、王亚伟、肖风、范勇宏……这些公募基金业的创业元老，如今都消逝在了公募行业的第一线。且不论身陷囹圄的和病痛退场的，即便是赚了“声望”后转投私募的，和退居幕后当起了指挥的，离场的背后总是悲情的。

到了最近一年，第一批创业者中最成功、坚守时间最长的肖风、范勇宏也相继离去，其中的无奈再一次把行业治理规则的咄咄逼人和以资本代替人的沉疴置于聚光灯前。

被资本吞噬的范氏样本

从公募老大的掌舵人变成基金业协会的副会长，范勇宏没有上任领导岗位的喜悦，更多的是尴尬

7月4日，申城大地刚刚步出梅雨季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16层，长安基金公司进门处的电子屏幕上亮晃晃地打着一行大字：“热烈欢迎范勇宏副会长一行莅临指导！”

如今身为基金业协会9个兼职副会长之一的范勇宏告诉记者，此前一天，他还在香港。之所以次日会抵达上海，据长安基金的高层人士透露，主要是受私交甚好的长安基金董事长万跃楠的邀请。

但二人见面，角色已不再是昔日同行，那一行官味浓郁的“莅临指导”的大字，赤裸裸地将范勇宏这位曾掌舵数千亿元资产的前华夏基金总经理被迫走向虚职的残酷倾泻出来。“今年公募基金行业大事在北京”。行走在上海、广深地区的基金圈，时而有人会冷不丁地冒出这么一句，所谓的“大事在指的便是范勇宏卸任华夏基金公司总经理。

5月8日，华夏基金公司召开新一届董事会，会场气氛尴尬。董事会成员除了董事长王东明，副董事长范勇宏外，其余7名均是新面孔。这些新面孔要么来自华夏基金公司大股东中信证券，要么由中信证券“钦点”，包括独立董事。

而老一届的董事会成员，包括担任华夏基金公司独立董事11年之久的王连洲、龙涛、涂建则全部清退，范勇宏早在2001年就搭建的在屡次股权结构变化中都有惊无险的独立董事制度，正式宣告瓦解。

需要注意的是，2008年中信证券控股的中信基金公司与华夏基金公司合并后，中信基金公司的高层没有一位能进入华夏董事会或核心管理团队，这是范勇宏团队对绝对领导地位的体现，然而，在今年新一届董事会成员中，原中信基金公司董事长贾建平成为独立董事。

“范勇宏一手缔造的华夏，最后被一个小公司吞掉。”看到董事会的名单，前五大基金公司的一位高管对《投资者报》记者唏嘘不已。

这个被称为“小公司”的中信基金公司，在与华夏合并之时，资产规模仅有200亿元左右，而华夏的资产规模约在2500亿元左右。两公司合并后，范勇宏拒绝了该公司原有高层进入华夏管理层。

“但最终，是资本逼老范就范了。”这位高管说。

“新董事会成员的名单事先是不知道的，直到大股东中信证券定了以后才通知华夏高层。”华夏基金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独立董事告诉本报记者。

该独立董事透露：“对董事会成员提名，原本有两条规定，即由独立董事或股东方提名，但这次，中信证券没有让独立董事参与，而是均由自己提名。”

“一个时代已经过去。”华夏基金公司一位工作近十年的员工如此吐槽说。正是在这次董事会上，范勇宏正式提出辞去总经理职务。

毫无疑问，范勇宏、肖风分别缔造了华夏、博时的历史，莫泰山改变了交银施罗德的命运，但这些缔造了历史的人，却主宰不了自己的职业生命。

十几载心血一朝空

基金行业是个人才至重的领地，本不需要多高的资本投入。但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稳定投研管理团队这条漫长的道路上，一朝遭遇股东资本的强势，十几年心血便顿付东流

“资本强势，直接结果是使公司治理出现问题，常见的就是股东越权干涉经营和股东派人控制公司。”一家注册地在上海的基金公司高管说。

给华夏基金公司从治理结构上搭建一条持续成长的路，范勇宏创业早期就在构架，虽然效果显著，但最终“被”败了。

1997年底，原华夏证券董事长邵淳找到当时在华夏证券如日中天的范勇宏，命其筹备华夏基金公司并担任总经理。此时，国家基金试点办法刚刚公布。

起初，范勇宏并不明白领导为什么派自己担任这个角色，因为当时华夏证券想去基金公司当总经理的人很多，而且职位高出范勇宏的很多，比如现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时任华夏证券副总裁的林义相。

“之所以选择我，是认为基金公司将来可能会管理很多钱，需要稳健经营，不能胆子太大，可能认为我是这种人的缘故。”在华夏基金公司成立12周年时出版的《无悔的岁月》纪念文章中，范勇宏这样说道。

就这样，范勇宏等第一批公募基金行业的创业者踏上了创业般的公募试点之路。

1998年4月9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四，在租来的北京寿松饭店一个面积只有500多平方米的简朴空间里，华夏基金公司诞生了。回忆起当年，范勇宏说，连个简单的成立仪式也没有。

就是在这种清简至极的环境里，范勇宏、王亚伟、江晖、戴勇毅、郭树强、林浩、滕天鸣、张后奇、王宁、闫威、程乃愚、辛洁等10多位后来成为公募行业尽人皆知的领军人物的年轻人一起扛起了华夏基金的大旗。此时的范勇宏34岁，王亚伟仅有27岁。

作为掌舵人，范勇宏深知“稳健经营”的重要性，为此，从华夏发展初期，他就在这四个字上做足了工夫，尤其在基金存在的核心——业绩，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上，范最为关切。

本来，股权频频变更，管理层随之地震，是公募基金业通常难以避免的顽疾，但早期的华夏基金是个例外。

华夏基金股权转让之频繁不亚于任何一个公司，但范勇宏领导的管理团队异常稳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为让股权分散，保证了管理层在公司经营上的话语权。

林义相曾称，筹建华夏基金时，华夏证券拒绝了67%的绝对控股，而与北京证券、中国科技国际信托分别以55%、35%和10%的比例持股，目的就是避免一家独大。

基金公司成立不到两年后，股权再一次分散，股东由原来的3家变更为华夏证券、北京证券、中国科技国际信托、西南证券、华泰证券、兴业证券6家，持股最多的华夏证券的持股比例降至30%。

事实上，在公募基金行业发展之初，包括国泰、博时、长盛、嘉实等基金公司均刻意分散股权，避免被某一个股东把持。

“因为此时公募基金行业的盈利价值还没凸显出来，加之股东股权比较分散，所以基金公司管理层的经营权限能得到极大尊重。”王连洲说。

他还向《投资者报》记者透露，当时的华夏基金股东至少要把20%的利润拿出来给管理层用于公司发展，但现在利润几乎尽数被股东拿走。

并非管理层权利越大越好，公募基金行业也出现过管理层权限太大而损害持有人利益的事情，最典型的例子是原华安基金公司总经理韩方河因在股权转让中收受贿赂，并利用公司巨额资金帮人高位接盘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所以一个恰到好处的制衡，就显得尤为重要。范勇宏深知其中的要害。

2001年，证监会发布《关于完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人选的通知》，要求在基金公司法人治理上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范趁此机会引入由王连洲、龙涛、涂建、鲁明泓、刘芳勤组成的5人“独立董事团”，在总共10人的董事会成员中占到一半。正是趁热打铁地落实了独立董事制度，才制衡了资方的权利，既保证了管理层在董事会的话语权，又避免沦为股东方一味求规模和利润的工具，稳定的管理团队最终保证了持有人的利益。

但世事难料。

在2004年开始的券商综合治理中，华夏基金大股东华夏证券理财巨亏，濒临破产，中信证券遂与北京市政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公司合作，着手重组华夏证券。2007年，北京市国资委宣布放弃外资高价竞购，将所持有的40.725%的华夏基金股权低价转让给中信证券。

据当时媒体报道，之所以北京市政府选择低价转让给中信证券，是因为中信证券答应将公司注册地由深圳迁回北京。

不仅如此，在2006年到2007年，中信证券先后几次总共掏了9.4亿元，把散落在其他股东手里的华夏基金股权也一并快速收入囊中，至2007年底，中信证券已是100%控股华夏基金。这使华夏基金在创始期就竭力回避的“一家独大”的治理结构转瞬成空，而导致这些变故发生的外力因素都是范勇宏难以控制的。

为达到监管层关于基金公司持股比例的要求，中信证券挂牌转让华夏基金51%的股权，并在2011年底完成。今年5月，中信证券彻底更换董事会成员，范勇宏失去了执掌近15年的华夏基金。

“其实公司不是家”

看上去，基金经理已经拥有高薪，再施以股权激励不免有“过分激励”之嫌。对范勇宏们来说，失落的其实不是股权价值的落空，而是错把公司当了家

“十二年，作为公司的带头人，我和同事们把公司当做自己的家(其实，公司不是家)，努力工作，任劳任怨，忍辱负重。但后来发现，其实公司不是家。

2010年4月9日，远在美国沃顿商学院考察学习的范勇宏回味起自己和同事为华夏基金这12年来付出的苦心，写下了这段伤情不已的文字，括号里“其实，公司不是家”把范勇宏内心的那点痛暴露无遗。因为此时，大股东中信证券转让华夏基金股权的行动正在神秘进行。

自掌舵华夏后，范勇宏曾先后近10次赴美学习考察美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和基金市场。

范勇宏艳羡于惠灵顿(Wellington)资产管理公司由94位现职核心员工作为合伙人拥有公司；艳羡于Capital有450名员工持有股份，其中持股较多的80名员工属于非常核心的人员，当公司准备将股份出售给核心员工时，甚至会贷款给他们；更艳羡于美国第四大市值的上市资产管理公司T.Rowe Price重视员工持股的全面参与，规定任一员工包括高级管理层持股不超过3%，以范勇宏为代表的一代公募基金的领军人物点燃了在中国让核心员工持股的梦想。

“美国资产管理行业所普遍采用的员工持股通过激励相容制度安排，使得股东、管理层、员工乃至基金持有人之间保持了高度的利益一致性，更好地解决了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管理层和员工之间，以及基金持有人和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

相较于此前只有股东和管理层相制衡的股权分散策略，和以独立董事制度对公司经营层进行监督的“隔靴搔痒”，美国同行的模式正是范勇宏所追求的，也是肖风、莫泰山等无数职业经理人所追求的。

然而，在公募基金业发展的这15年里，股权激励一直是个甚为敏感的话题。

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王连洲透露，2006年以后，范勇宏就一直在争取股权激励，“其实也不高，就5%至10%，不会因此改变股权结构。

但就是这5%股权激励的底线，也被股东方回绝了。按道理，如果为了维持华夏基金管理层的稳定，中信证券在转让华夏基金股权时，完全有机会拿出5%给公司核心员工，而实际上，就连华夏基金的管理层也不知道股权要转让给谁。

“这些做法完全没有顾及范勇宏等华夏管理层的感受。”王连洲说。

正像范勇宏所感叹的，“其实公司不是家”。肖风也说过：“公募基金目前的制度设计，确实很难跟基金经理们说‘这是你一辈子的事业’。

这是整个行业人员流动太快乃至流失的主要原因，包括江晖、王贵文、李旭利、张翎等原公募基金经理都曾谈到，去创办私募公司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那是在干属于自己的事业。

即使很多人在私募这片不成熟乃至有些躁动的新土地上输掉了昔日声名，甚至于晚节不保，但仍旧有很多自信的公募人甘愿冒险，挂冠辞去。

莫氏榜样几人能寻

对动辄掌管上亿元资产的基金经理来说，有时候，他们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市场风险，不是把握上市公司的发展脉络，而是基金业的公司治理风险，继而规划自己的命运成长轨迹

今年7月，苦心经营14年的肖风在去年卸任博时总经理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才刚刚起步的领域：保险资管。

“一声叹息！中国基金业的创业企业家们竟然以这样的方式落寞而去。我们必须真实地告诉投资人：中国基金业公司治理的风险甚至比市场风险更大。”肖风离职时，参与了华夏基金筹集的副总经理张后奇大为感慨。

而有着证监会背景的莫泰山对行业乃至自己命运的把握就更为老练，他的两次转型均在行业发展的重要节点，而其离职也被认为堪富“标签意义”

莫泰山曾任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处长等职，2005年进入公募基金行业，参与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的筹建，开始任副总经理，2008年起正式担任总经理。

莫泰山入职时的公募基金业，已经摆脱了“基金黑幕”的阴影，更重要的是，2005年正是公募基金高速发展的前夜。Wind数据显示，这一年，公募行业资产总规模只有4700亿元，而到了莫泰山离职的前一年，即2009年末，行业资产总规模达到了2.7万亿元，增长了6倍。虽然此后的两年里，公募基金产品发行以每年接近200只的速度上涨，但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总资产规模只剩2.2万亿元，公募基金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瓶颈。

2010年9月，莫泰山离开公募基金行业奔向日渐成熟并在资产管理行业有一席之地的阳光私募，成为上海重阳投资的合伙人，并担任总裁。目前正在修订的《基金法》明确指出，把私募基金纳入监管。这意味着，这个曾经游离在正规监管之外的机构群体被正式接纳认可。

一个监管者，在公募基金行业大发展的前夕下海实战，在空前的瓶颈期离开，又进入另一个正在崛起的领域。与其说这是命运垂青赐予的巧合，不如说是更多人试图开辟的路径。

私募，明星们的栖息地

离开公募，脱离体制，许是明星们的自负，许是没有更好的路

放眼望去，虽有范勇宏这般无奈退离战场的昔日掌舵人，但对众多亲身上场的明星基金经理们而言，最大的集散地还得是私募。

近半年离开的明星中，曾被冠以“最具狼性”的基金经理，原中邮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彭旭注册成立了北京鼎萨投资公司，其旗下的鼎萨1期已经开始运作。

而较范勇宏稍早一步离去的原“华夏大盘”基金经理王亚伟，也并没有闲着，正不失时机地向私募人士打听一些成立私募基金公司的事宜。

“从和他的谈话中感觉，他有单干的考虑，但还不一定。”一位和王亚伟接触过的私募老总告诉《投资者报》记者。

王亚伟单干并非没有依据。记者统计，曾和王亚伟并肩作战的原华夏明星人物们都天然地走在了“奔私”的路上。原副总经理戴勇毅、原总经理助理江晖、华夏固定收益总监杨爱斌、投资副总监石波、投资副总监孙建冬、投资执行副总监张益驰等均创办了自己的私募公司。

要说掀起公募基金经理“奔私”潮的，还得是肖华。

2006年12月30日，博时明星基金经理肖华正式离开公募，去创办了自己的私募基金。在A股牛气冲天的当时，肖华正奔私”的举动就像在公募基金平静的湖中投下的一块巨石，荡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波澜。

未出1个月，肖华的深圳尚诚资产管理公司火速成立；两个月后，其与著名的深国投合作成立了深国投?尚诚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也迅速成立。

当时，这种基金经理离开体制下的公募而单开“小作坊”的行为，让很多人担心：会不会被逮起来？

“后来发现不但没事，肖华凭借自己在公募的资源以及影响力，还都很顺利。”星石投资合伙人总裁杨玲回忆说。

肖华所选择的借助信托公司发行、有监管机构备案、资金由第三方托管的“阳光”运作模式，终引得很多私募明星复制。其中，原华夏基金筹备组成员之一、时任工银瑞信投资总监的江晖就是其中之一。

看着肖华如鱼得水，江晖找到原工银瑞信时的同事，时任诺安基金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的杨玲，推销自己的“绝对回报”理想，并希望杨玲入伙共同创办私募公司。

杨玲被说动了，随后两人继续“笼络”了12人加盟，终于在2007年6月底，在位于北京阜成门外大街国投大厦8层最靠里的一个角落里诞生了星石投资公司。

和肖华一样，江晖也选择了与深国投合作，并一口气成立了星石1期、星石2期、星石3期。

“落差很大，”杨玲说，“2007年，公募基金地位很高，到哪里都受欢迎，但对很多人而言，阳光私募是个新事物。

即便如此，肖华、江晖等明星人物“奔私”仍然立刻显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与公募“固定工资+奖金”的模式相比，私募“固定管理费+业绩提成”和如神一样地被崇拜的感觉，无不充满了诱惑。继肖、江之后的两年多，几乎所有大型公募基金公司的明星基金经理都纷纷落跑“奔私”

2007年7月，原长盛明星基金经理田荣华创办武当资产，原嘉实总经理助理、明星基金经理王贵文创办隆圣投资；8月，华夏投资副总监石波创办尚雅投资；11月，上投摩根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吕俊创办从容投资、原富国投资副总监明星基金经理徐大成创办博颐投资；转过年去的2008年2月，广发明星经理何震创办汇利资产。此后，李旭利、孙建冬、庄涛、邹唯、彭旭等纷纷离开公募加盟私募阵营。

李旭利案是警示“奔私”？

“老鼠仓”是基金经理永恒的“禁区”，要想“公转私”，先想想是否能经受住这意味隽永的“离婚审查”

“明星们都走了，公募还有戏吗？”众多明星基金经理纷纷走人，这成为公募基金持有人及舆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由于公募人才的规模化流失现象严重，监管层随后加大了对离职人员的审查。

工银瑞信一位离职创办自己私募公司的前基金经理告诉《投资者报》记者，离职后，之前其任职期间所有的交易记录、门禁记录、通话记录等都被一一调查，不仅如此，还被监管层找去问话。

也因此，基金圈有一个推论：李旭利被移交司法机关，是监管部门“杀鸡儆猴”，给知名投资经理的频繁“公转私”一个震慑。

“本来就是想做点事业，挣多少钱其实我根本看得很轻的，现在搞成这样，一场悲剧收场。”被调查后，李旭利不无悔意地说。

出身农村的李旭利，天生有着农村孩子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倔强。

18岁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投资经济学系，22岁考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31岁那年，李旭利当上了南方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后跳槽至交银施罗德，一路如鱼得水。但自2009年，李旭利加盟同门师兄裘国根的重阳投资后，终于难逃人性之弱点，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自2007年上投摩根唐建“老鼠仓”被查开始，目前已被监管部门定性为“老鼠仓”的基金经理已达十位，其中不乏许春茂、韩刚、郑拓等明星经理。其中许春茂被判有期徒刑三年，韩刚有期徒刑一年。

“我时刻告诫公司的投研人员，不论境况如何，都不要做违反法律的事情，不管是在投资上还是在规则上，存有侥幸心理都要吃大亏。”谈及李旭利，已经离开南方基金公司的一位投研高层这样告诉记者，李旭利案堪称警示。

拿什么“不放弃追求优秀”

公募业相对收益排名的考核机制和做“少数派”的艰难，使有才华的基金经理们的职业投资行为成了不断试探个人底线的活动

“我想我应该不会再进公募基金了，这次出来主要是为了个人的发展，还是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这是五年前肖华离职的原因。

记者发现，在接触的10多位基金经理中，谈及离职原因，最终都无外乎两个：其一，干属于自己的事业；其二，摆脱公募基金的诸多限制，去实现自己的投资理想。

“别人问我，离开嘉实你后悔不？我说，从不后悔。”原嘉实一位基金经理说。

“公募基金公司的限制太多，投资品种的限制、交易所的限制、公司自己的限制、仓位上的限制、股票上的限制、加之排名上的考核压力，很多想法无法实现。”这位前嘉实基金经理说。

对投资理想的追求，是很多公募人士放弃已到手的光环转而进入其他投资领域的最大动力之一。

谈及离职原因时，王贵文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投资做到一定程度，很多事情想不清楚，会非常别扭，也就抑制不住思考的动力，不得不全心投入，这完全不是净值高低、奖金多少的问题。

有多位基金经理告诉记者，公募追求短期相对排名的游戏规则，很多时候会“扭曲”投资行为，败坏对投资的感觉。

“持有中联重科收益超过60%了，还傻瓜似的不卖，为什么？为的是如果该股票再涨10%，会拉高五六个名次。”原中邮基金一位明星基金经理对记者表示，之所以想离开公募，就是想避免这种机制性的伤害，重新思考新的投资逻辑，毕竟，原来以宏观经济周期为主要投资逻辑的时代已经过去，而顺应经济机构转型的自下而上的投资逻辑正在不断被市场验证。

去年底，原嘉实明星基金经理邹唯，2009年《投资者报》“基金经理赚钱榜”状元得主，离开了公募行业投奔中信<!>产业基金。

“邹唯是很有想法、很有个性的人。”一位邹唯的前同事评价说。

记者曾多次采访邹唯，他的底线之一就是：“不能破坏自己的投资感觉”。他说，做投资的一旦投资感觉被扭曲，就等于残废了。在公募基金无比透明和只重视相对排名的游戏规则下，坚持独立思考将面临重重压力。

2010年上半年，股市哀鸿遍野，权益类基金中除了其管理的嘉实主题取得6%的正收益外，其余基金全部亏损。但很多人只看到业绩的光鲜，并不知邹唯遭受的煎熬。

早在2009年6月底，此时上证综指接近3000点，邹唯迅猛减仓，然而上证综指却在8月初创了3478点高点。这“过快逃顶”的操作让嘉实在花了许多精力刚为该基金做完持续营销，促使规模增长了几十亿后，就迅速遭遇了40亿元的净赎回。

2010年，邹唯在战术上做了反省，即减仓太猛，没有考虑到公募基金应让投资曲线或业绩曲线尽量平滑，但这并不代表就停止看空。在2009年8月遭到40亿元的净赎回后，乃至在2010年上半年，邹唯把股票仓位降至下限，同时配了大量固定收益类债券，这使得嘉实主题的业绩非常亮眼，但又一次错过了2010年三季度的行情。

常在河边走，错过一些小波段性的投资机会也难免，但最令人窒息的不是短周期的业绩压力，而是当公募基金业的“少数派”：空头。

在以相对排名为规则的公募江湖里，少数派常被划分到“另类”名册中。对于少数派而言，做对了尚可，做错了，排名压力、赎回压力、领导谈话，甚至“下课”的压力都会接踵而来。但这，就是公募的机制。

王亚伟离职时，《投资者报》记者曾问他：一个优秀基金经理应该具备什么品质？王亚伟回答：“基金经理不要放弃追求优秀”

“顶尖的基金经理不容易，但是做一个业绩中等的基金经理很轻松，不用花工夫，别人买，就差不多配一点。”王亚伟说。

这种随大流的明哲保身现象普遍存在于公募基金行业。

嘉实一位离职人员告诉记者，邹唯是因为长期与其他基金经理在方向上不一致而被排挤走的。其中有邹唯个人的因素，也有嘉实公司在管理上不够完善的责任。

靠良心保护持有人利益

当管理层诉求在强势的股东资本力量的压制下难以抬头，公募基金公司第一位的追求就可能不是基金业绩，而是规模提升带来的管理费收入

“范勇宏之所以要离开，或许是中信证券主导董事会后，经营团队对再为基金持有人的信任奉献回报缺少了底气。”王连洲告诉记者。

“没有信心为持有人负责。”这并非一句玩笑话。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投资理财产品和服务，为公众创造财富，这是首要责任；其次，要让员工过上体面的生活；第三是为股东创造公平、合理的投资回报。”这是范勇宏总结的经营哲学。

范对基金业绩重要性的理解，在华夏早期就体现出来。至今被华夏沿用的“为信任奉献回报”、“研究创造价值”是范2000年提出来的，2004年范又提出“全员风险管理理念”；甚至华夏基金公司员工在合影时喊的口号不是“茄子”，而是“业绩重；更令华夏基金自豪的是，2007年市场异常火爆时，其他公募基金都普遍通过大比例拆分做大规模时，范勇宏却下令封闭了旗下多只基金的申购，从而在五六千点的高峰上保护了冲动的投资者。

从2000年左右的“基金黑幕”到2007年的大比例拆分，再到目前行业普遍存在的重规模、轻业绩；从“老鼠仓”频发，到基金公司董事会频繁干预投研等诸多问题，其实都共同指向这样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公募基金业有没有一个以持有人利益为第一目标的体制？

这是公募基金发展15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公募行业面临瓶颈的最重要原因。

股权激励并非只是管理层再向股东方要权利、要利益，更重要的是，在现有单一契约型基金的组织形式下，这是解决公募基金行业长期以来存在的持有人利益、管理人利益以及股东利益不相匹配的主要措施之一。

在一线打拼的基金公司管理层深刻明白，只有把基金业绩做好了，持有人才会埋单，规模、品牌和个人荣誉才会随之到来，所以管理层天生有把基金业绩做好的愿望。但代表大资本利益的公司股东不一样，他们更关注的是股权的价格和利润，而非基金业绩好坏，以及是否履行了信托责任。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信托业最浅显的道理。但在当前的机制下，用王连洲的话来说，靠的不是机制的约束，而是“管理人的道德和良心”

新《基金法》难改资本的傲慢

股东资本依然强势，持有人资本依然难得足够保护，新法的修订没有给第一代拓荒者带来渴慕已久的甘霖，但这就是拓荒者无尽的使命

“要使大资本和专业人才的话语权对等，有赖于金融市场化，有赖于牌照的放开，当牌照红利消失后，专业人才话语权自然会上升。”一位在公募行业10多年的基金公司老总说，但他也悲观地表示：“不过，这些我想都不想。

创业者陆续退场，明星基金经理纷纷另起炉灶，无不折射出行业久积的沉疴。新出台的《基金法》虽然明确提出股权激励的合法性，但在业内看来，制度赋予资本的傲慢仍不能得到解除。

“本来理财行业应当是管理者和投资者的利益紧紧相关，捆绑在一起，而我们现在的制度设计，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为基础构建框架，而是以股东资本为核心、股东资本为基础、大资本的话语权最高。”王连洲说。

相比海外成熟的共同基金的管理模式，在当前国内单一的契约型组织架构下，并未有一个专门代表并维护基金持有人权益的有形机构，投资者的利益不能受到法律系统的有效保护。加之股权结构与经营管理层在利益上不一致，由股东强势、管理层弱势而来的冲突导致的负面影响，最终都是持有人埋单。

“如果能保证股东、管理层、持有人在董事会里各占三分之一席位，三方利益主体就可以绑在一起。”鹏华基金的一位高层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