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胞弟后人驳档案争论南长街54号为梁启超行营

2012年10月25日 08:12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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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勋后人关于“梁启勋与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说明(签字版)。

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一批馆员登记表中的梁启勋的介绍。

虽然梁启超的直系后人发表声明，否认“南长街54号”为梁启超故居，并指拍卖公司将要举行的“梁启超档案展”的展品并非梁启超遗物(详见10月17日东方早报B1-B2《梁启超档案拍卖争议调查》)，但纪念梁启超的活动仍继续推进。面对争论，梁启超胞弟梁启勋的后人出面回应称，梁启勋抗战后从事地下工作，而“南长街54号”为梁启超的“行营”

“梁启勋不是汉奸

是地下工作者”

此前梁启超直系后人发表声明，称对梁氏档案拍卖不知情，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故居，梁启超的直系后人因梁启勋在抗战后“为日本人做事”而与之断交。当时匡时董事长董国强对早报表示，梁氏档案为梁启勋后人所拍卖，确与梁启超后人无关。而南长街54号可否算作梁启超故居，则是提出问题，而非定论。

沉默多日后，梁启勋后人梁衍(梁思睿、刘孝文之子)、孙军(梁思明、宋仁之子)近日委托匡时发表声明，指出梁启勋当时为日伪工作另有隐情，事实上在进行地下工作。另外，梁启勋后人称，是否将南长街54号定位为梁启超故居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而将其称作梁启超的“行营”

梁启勋后人提供了梁启勋1951年当选中央文史馆馆员时的一份履历，梁启勋自述称：“1938年，曾投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做过点地下工作。1948年冬季，当北京围城的时候，也做过一点地下工作。卑不足道。”梁启勋当选中央文史馆馆员为周恩来提名，毛泽东批准，而这份材料亦被审核后登记。

10月23日，早报记者获得的梁启勋后人声明中，对此具体说明为：“1938年曾投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做过一些地下工作，通过其子梁思睿将一些金融情报送至重庆；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红楼一带被军警、特务包围封锁，地下党员周基愚和四个被上了黑名单的学生逃出了围困，梁启勋把他们掩护在南长街自己的卧室内，后由地下党组织将他们转移解放区。不久，又有电影和戏剧界的陈怀凯、刘燕驰(即陈凯歌父母)、凌翠、邵丹等四个教员和学生从南京逃来北平，他也收容掩护在家里，通过地下组织送往解放区，梁启勋的夫人见他们没有御寒的衣被，便把准备给小女儿结婚用的新棉被送给他们带走。梁启勋为北大地下党和学生会收藏有许多秘密文件，北大地下党文理法学院教员支委会和讲师、讲员、助教会、理事会也常到他家去开秘密会议。

梁启勋后人表示，这些事情都是在梁启勋的同意与帮助下进行的。此前早报记者曾采访梁启超七弟梁启雄之女梁思萃，她表示两次掩护学生她都知情，但经手者分别是梁启勋长女梁思明、次子梁思睿。

梁思睿在世时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了1961年国庆节的国宴前，周恩来曾邀请梁启勋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晤，并请他写了一篇关于“万木草堂”的回忆记述，刊登在1962年1月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

此外，梁启勋后人还提供了相关图片，证明梁启勋曾通过章士钊与毛泽东诗词往来。

“是不是定位梁启超故居不是我们关注重点”

梁启勋后人认为，现在挂牌的梁启超北京故居，并非梁启超所居住，“相比一个梁任公从未住过的地方，南长街54号是曾经长期居住过的地方，更有条件称为故居。我们也是出于更好地纪念任公的考虑，提出这个问题，别无他想。

梁启勋后人认为，梁启勋曾在南长街54号院建成后专门留了10间房给梁启超，梁启超在上世纪20年代，只要到北京办事，或在清华讲学的周末，进城就住在这里。不仅有卧房，书房，还有会客室。

“南长街54号自是梁启勋的故居无疑，是不是要定位于梁启超的北京故居，并不是我们的关注重点，但我们要指出，南长街54号作为梁启超的‘行营’，梁启超在北京的固定住所之一，这确定无疑。”声明中称。

而此次拍卖的梁氏档案，只是“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一部分。“目前所见的近400通梁启超、康有为、麦孟华与梁启勋的通信，系梁思明当年从‘红卫兵’手里争取下来的，手稿则是她从当年抄家零散丢失在地上的捡起收藏的；梁氏兄弟藏书为‘文革’后返还，梁思明从文物局查抄委员会认领取回，家具器物则因红卫兵不看重，一直保存在南长街54号，直到1982年从这里搬离。”梁启勋后人说。

而据匡时副总谢晓东介绍，“在‘红卫兵’抄家时，把桌子都搬了，把柜子里边两本信札取出来，梁思明说：‘这是我伯伯和我爸爸的通信，能不能给我留一个纪念？’红卫兵想了想说：‘也不值钱，留着吧’。就这样200多封信札保留下来。手稿抄走得非常多，但是有一些零零散散在地上，她把它捡起来，就是《清代学术概论》和我袁世凯之解剖》

“这个院落未来固然与我们无关，但其历史不应被忘记。”梁启勋后人在声明中强调。

梁启超直系后人此前表示，声明发表后，对拍卖一事再不表态。而对梁启勋后人的声明，他们亦持同一态度。

《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出版定价2800元

昨日，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华书局、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协办的“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系列活动展开。昨日的新书研讨会围绕清华大学国学院《梁启超文存》和中华书局《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两套书展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主持会议，海内外多名梁启超研究专家出席并发言。

与会专家均肯定了“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在梁启超研究上的价值。

拍卖前，中华书局已出版《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分上下二册，影印收录全部拍卖内容，售价2800元。中华书局古籍学术中心副主任俞国林介绍，在他看到“南长街54号珍藏梁氏文献”时便提出要出版，找梁启勋家属商量后，家属赞成后便开始排版印刷。俞国林称，定价2800元，是考虑到这是一批珍贵的资料，值得珍藏，高定价才能体现任公先生的著作和他的资料的价值之所在。

而在现场，北大中文系教授夏晓虹提出，梁启超写信时用的是中历纪年，而注释中用的是西历，两者未能统一。匡时副总谢晓东解释，因为当时出版要争取时间，“必然有一些问题，但也只能由学界进行研究。”

对于近期拍卖引起的争议，谢晓东解释说：“拍卖不是洪水猛兽，尤其是近五到十年当中对于保存中国的文物和文献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些文物和文献由拍卖公司组织出版展览，客观上对于文物保护、文献的公布和研究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而从今日起到10月30日，作为“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系列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还将举行“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特展，展览将于11月10日到11日移师上海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