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刊发任仲平文章：转变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

2012年11月06日 04:28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任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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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11月6日刊发署名为任仲平的文章《转变，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指出中国的发展也呈现日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文章写道，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从2002到2012，从发展风险看，这是一个“危险高发期”。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如何避免“东亚困境”？跨入人均GDP4000美元门槛，能否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经历着传统价值解构的社会转型，怎样重塑时代的核心价值？遭遇了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如何巩固执政的信任基础？

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缩写。199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全文4600字，这是第一次以“任仲平，为名刊发评论。以任仲平名义发表的评论数量少，1993年到2003年5月，以任仲平名义发表的评论共计20篇，平均一年两篇。

以下为文章全文：

(一)党的十八大就要召开了。

“中共十八大不仅是中国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世界的大事”，“中国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做出如此判断的，不是国内新闻机构，而是国际知名媒体。从辽阔的非洲大陆，到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从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到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世界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瞩目中国，关注未来中国的走向。

怎么能不关注呢？过去十年，社会主义中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4.4%提高到10.4%提从欧盟和美国的进口额双双增长4倍以上，仅近12个月以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外国车就达120万辆。深陷经济危机泥淖的西方慨叹：“幸好还有中国人”。在世界的天平上，中国已是一个分量越来越重的砝码。

十年之前，“中国崩溃论”风行西方：“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十年之后，西方历史学家却已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正在经历500年西方统治的最后阶段。穿越华尔街的风暴，跨过欧债危机卷起的遍地沉疴，中国再次以自己抢眼的表现告诉那些始终将其视作“异数”的传道者们：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

(二)这是一条在危机和忧患中开辟与发展出来的道路，也是一条在质疑和挑战中不断突围与突破的道路。

自30多年前，改革开放将这条道路送入世界的视野，人们就从未停止过对它的打量。国际传媒巨头默多克曾经慨叹，“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当“关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共识，“解读中国”，则像庞大的中国本身一样复杂多元。

这种复杂，不仅因为它开创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改变了以欧美为主导的单向演进的现代化历程，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型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也因为在这个占据世界1/5人口的大国，这种复创造”、“改变了与“提供了的背后，所必然带来的深刻的变革、剧烈的转型、前所未有的挑战。

就像一条沉默多年的江河，忽然间结束了停滞岁月，奔涌出活力四射的磅礴气象，也翻腾起泥沙俱下的残渣积垢；呈现了波澜壮阔的前景，也潜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对它的认知，站在不同的视角，秉持不同的观照，截取不同的断面，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评价、不同的结论。

即使对过去的十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进入新世纪以来，聚焦中国的发展跨越，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有人却断言中国发展不外乎是“市场列宁主义”、“国家重商主义”；有人认为中国处于千年以来最为辉煌的位置，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柯立芝繁荣”……

不同角度的分析自有其价值，但中国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颠覆着一些人的预言，修正着教科书上的论断，革新着固有的观念。60多年前，笃信中国共产党“经济上只能是零分”的西方，今天谈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成就；30多年前那些“看空”中国改革的人，今天却把走出危机的希望寄托于这个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表述，今天又衍生出“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的说法。

任何快速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然积累一些深层次问题。相比于望远镜式的眺望、显微镜式的挑剔、放大镜式的打量，究竟从何处入手，才能不被表象所惑，不为定见所缚，使我们对过去十年的判断把握，经得起逻辑的推敲和实践的检验？

(三)马克思说过，评价任何一段历史，都无法脱离当时的历史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从2002到2012，在历史的大视野中，中国面临怎样的图景？

当这一个10年开始的时候，于1978年驶入起飞跑道的中国，仍然不减经济的增势，在为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站在了一个关键路口。

从发展方位看，这是一个“战略关键期”。这十年，中国正处于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时段，是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十年。走好这十年，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举足轻重。

从发展阶段看，这是一个“转型碰撞期”。进入新世纪，发展快车道上的中国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镇化进入加速期，经济社会转型进入攻坚期，人民群众政治参与进入活跃期，思想文化进入碰撞期，国际地位进入上升期。这些阶段性特征，给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带来巨大挑战。

从发展环境看，这是一个“特殊敏感期”。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实力的起伏消长，深刻地重塑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世界历史500年未见的转型”，引发了守成国家疑惧重重的复杂心态。对“另一种制度”的强烈担忧，让社会主义中国遭遇了冷战以来最为露骨的防范，既有“木秀于林”的骄傲，更有“风必摧之”的烦恼。

从发展动力看，这是一个“寻找驱动期”。原有的人口红利、开放红利、国企改革红利渐渐消减，制度红利还未完全释放。传统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正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爬坡的“中国号”列车，不进则退。

从发展风险看，这是一个“危险高发期”。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如何避免“东亚困境”？跨入人均GDP4000美元门槛，能否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经历着传统价值解构的社会转型，怎样重塑时代的核心价值？遭遇了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如何巩固执政的信任基础？

这是过去十年我们党所要面对的多重考验。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完成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经济结构面临深层次矛盾；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扩大，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集中多发……中国的发展也呈现日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时代场景的转换，意味着历史使命的更替。如果说上一个十年，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谷之际，在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因不适应形势变化纷纷下台之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引领的中国道路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了新世纪，有力地肩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那么这一个十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繁重复杂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社会主义中国能否从挑战中艰难突围，决定了这条道路是否更有生命力、更有说服力。

(四)法国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曾把历史比作海洋，把历史的短时段与长时段分别比作大海的表面与深处，并将二者描述为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依此逻辑，如果我们想透过这十年发展的“表象”，探寻中国道路的“实质”，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国际国内的既定格局中，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中国已经迈入小康社会门槛，但这一小康却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一方面，经济增长翻了近两番，另一方面，我们每创造1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物质生活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但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当此之际，经济社会发展把握得好，中国就能为全面小康奠定决定性基础，把百年现代化进程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走不出“历史三峡”，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已经跨入世界舞台中央，但在通往大国强国之路上，内部环境与外部局势的风险与矛盾，正日益叠加、互相激荡。国际贸易、消费方式、通讯工具的变革，市场放宽与资本流动，两极世界的终结以及新兴国家的经济政治崛起，让世界变得更为复杂。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实际上是首位将中国当作全球化体系一部分来管理的领导人”。当中国工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当广东乌坎事件吸引来大批境外记者，当作国际油价的涨跌影响着北京“的哥”的心情，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与世界相连。在全球化时代“治理中国”，中国航船如何破浪前行？

(五)中国奇迹结束了吗？这个30多年来被西方人问得嘴角起泡的疑问，在这10年中，伴随着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被不停地提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0年间中国充满勇气的转变，引发了“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的浩叹，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说：“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英国《经济学家米周刊则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时间使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国仅用10年就实现了。

危机，是考量道路模式的最好尺子。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久聚不散，当西方世界开始“为资本主义会诊”的反思，当西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声音再次响起，作为世界上唯一净资产为正值的大国，手握20万亿元主权资产，中国以高效的政府之手和灵活的市场之手力挽危局，以强大的组织动员机制举全民之力共渡时艰，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注入希望和信心。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答卷，成为“中国道路”近十年来卓越成就的鲜明注脚。

这是一个让世界惊叹的十年。中国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实际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一路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从第六大经济体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债钢铁生产国、全球最大汽车产销国……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超过自我预期，也让世界有点不太适应。

这也是一个让国人感奋的十年。人均GDP从1000美元攀升至5000美元，一个千年农业大国的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数以亿计的网民活跃于井喷般增长的虚拟空间。取消农业税、普及义务教育，覆盖十几亿人的基本社保体系初步建立，一项项重视民生、倾听民意、保障民权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写入党和国家的法律文件。“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党宣言成为执政理念，“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理想化为执政目标。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能？走过十年，这样的问题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新加坡《联合早报》这样提醒：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较不具新闻轰动效应的故事——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

(六)从一定程度看，这确实可以称作是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这个故事给出了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要回答，叙述了一种新型制度文明发展完善的历程。

回顾刚刚过去的十年，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经历了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的辉煌与荣耀，收获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惊喜，但同样遭遇了非典疫情的来势汹汹，感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波诡云谲，铭记了汶川、玉树、舟曲的悲泣悲壮，承受了发生在新疆西藏的分裂闹剧。

这十年，无情灾害一次次不期而至，突发事件一次次惊心动魄。社会主义中国依靠什么让“中国道路”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总结不同寻常的十年，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由此，不仅可以理解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宝贵探索，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艰辛实践，也能够更好地梳理从十六大到十八大这十年，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创新。

从“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从“三位一体”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从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十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新的发展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呈现出新的气象。

在分析现代化规律时，著名学者汤因比曾提出“挑战—回应”模式，认为现代化既是国家之间竞争的最大挑战，也是国家兴盛的最大机遇，关键是如何应对挑战、从困境中奋起。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中国抛弃了被动应对，选择了主动应战。有了科学发展观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社会主义中国未来发展的路径和前景更加明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世界上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进入了一个高潮。这看起来是巧合，但也不无内在的逻辑：理论上的不断创新，实践上的与时俱进，让这一深刻改变13亿人生活的制度文明充满魅力。

(七)外国专家曾有这样的评论：如果此前改革开放的成就让中国登上百尺竿头，那么这十年间的奇迹则让中国“更进一步”

并非只有局内人能够领会这难能可贵的“更进一步”。俄罗斯科学院专家别尔格尔就看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开始寻求新的火车头，新的发展驱动力，这是最重要的变化。在国家和市场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中国未来的持续发展得到保障。

回首十年不难看出，“更进一步”的实质，是“中国道路”的自我超越。科学发展观既是对旧有观念的更新，也是对发展惯性的矫正；既是对利益格局的调整，更是对执政思路的升华。不妨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管理转型这“三大跨越”，来描述中国道路这十年不同寻常的进程。

正是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引下，我们深入思考发展的要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要求用“又好又快”取代“又快又好”；发展目标由“总量”到“人均”。这个十年，不仅向发展要数量，更向发展要质量；不仅向市场经济要效益，更向社会主义要公平，在不断变革中，发掘中国道路攻坚克难的不竭动力。

正是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引下，我们深入思考体制的优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前所未有的结合向纵深推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宏观调控“两手抓”，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统筹兼顾的思想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在不断优化中，锻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

正是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引下，我们深入思考社会主义本质，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作为党执政兴国的奋斗目标，更加注重社会建设，鼎力疾呼管理创新，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在不断创新中，开创中国社会更加活跃、更加有序、更加和谐的良好局面。

这三大跨越，包含着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规律、政治优势、制度活力的重新审思。这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格局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向前推进，对外开放呈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新格局，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这三大跨越，将科学发展的创新理念熔铸于中国社会的伟大实践，造就了中国道路顺势有为、逆势上扬的傲人业绩。这十年，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互联，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重大自然灾害与国际金融危机相伴，社会主义中国遭遇了“最困难”、“最严峻”局面。然而，穿越10年惊涛骇浪，中国航船破浪前行，倒逼出思路转变、科技突破和产业变革，迎来了迈向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历史机遇。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中，“V”型发展曲线彰显中国政府领导科学发展的国家能力，体现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的执政水平。

(八)转变转型转轨，突围突破突进。对于中国而言，历史跨越刚刚开始，科学发展仍在路上。

观念的改变，不可能奏其效于一时；矛盾的解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是为什么中央反复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实现科学发展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一再重申“坚持不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正如有论者所言，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规模超大且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同时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转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无论在理论意义上还是实践意义上，都是世界级难题。西方国家上百年间实现现代化与克服现代化弊端这两大先后呈现的历史性课题，在这30年间都共时性地提到中国人面前，而与历史上其他崛起国家相比，改革开放的中国至少创造了两个成就：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经济的起飞，在转型中整体保持社会的稳定。这不仅是中国的福祉，也是对世界的贡献。

从世界历史看，现代化的过程孕育着动荡，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会遭遇更多矛盾。即便是2012，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仍然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世界。大选之年暴露的西方政治信任危机，金融海啸冲击下焦头烂额的经济衰退，利比亚持续不断的动荡，埃及不得不失去的“春天”……正如普京所言，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当我们为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感到焦灼时，不能忘了同样的挑战，也在伦敦的街头巷区、开罗的解放广场出现；当我们为更好的未来承受转型之痛时，不要忘了深陷危机的西方国家，至今还没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回望过去，中国不乏成功的故事，西方模式以两三百年解决了10亿人的发展问题，而中国道路在30年间改变了13亿人的命运，这难道不应该给予我们道路和制度的信心？

马克思曾经指出，离开了“现实历史”的抽象没有任何价值。如何评价我们走过的历程？仅仅与过去的自己相比，会将社会的进步看成一路高歌，容易妄自尊大；只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会把面临的问题视为灭顶之灾，容易妄自菲薄。只有将两者综合看，才能既看到成就、获得前行的动力，也看到问题、明确努力的方向。

不久前，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评述：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正发生着许多美好的事情。由于中国取得的经济增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他们父辈做梦都想不到的更好、更富足的生活。更好的住房，更棒的学校，更优的医疗——“这些物质条件具有真实的道德价值，不承认这些成就是不诚实的”

4亿人脱贫、13亿人走向现代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20%……这确实是中国道路最为“真实的道德价值”

(九)上世纪90年代，站在杨浦大桥桥头，望着改革开放大潮激荡下的新上海，小平同志慨叹：“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

确实，历史的发展，远比任何宏大的书写更发人深思。十年短短一瞬，我们和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所经历与所收获的，都将汇成“中国道路”不同寻常的历史跨越，标注上一段征程的辉煌，等待下一个征程的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