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GDP目标并列: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
50岁的刘玉国今年又喜又愁。
作为河南省平顶山张庄一组村民,他高兴的是今年22岁儿子开始工作,每月收入1500元,这样1年给全家多挣2万。愁的是,儿子很快要娶媳妇,需要五六万的费用;大女儿读研1年还需1万元费用。
他家的3亩3分地,今年种植玉米收了5200斤,比往年的3500多斤大幅增加。同时他自己在平顶山煤矿做皮带工,月收入3000多元,比去年做煤工2000多元高了不少。
这收入比刘玉国2010年做砖瓦工月收入700多元钱,增加了好几倍,但他也胆战心惊,怕钱不值钱,“收入涨是好,但他物价不要太高。否则钱买不了多少东西。10年前盖个2层的房子几万块就可以,现在10万都难。”刘说。
刘玉国的希望,是众多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之一,恰也是国家下一步政策着力方向之一。
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报告提出,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新华社发表文章指出,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沈利生判断,十八大将收入和GDP目标并列,说明下一步经济增长将主要由消费驱动,从而改变过去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作用明显的情况,“一系列新目标之下,意味着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会尽快出台”
“过去说2020年人均GDP要达到2000年的4倍,现在按照十八大目标测算,至少也有五六倍了。” 北大中国经济核算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说。
据测算,要实现10年经济增速翻一倍,需要每年经济增速在7.2%左右。由于目前明确提出居民收入也要翻番,按此看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将不低于7.2%左右。
收入首列目标
中共十五大曾提出,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中共十六大提出目标,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中共十七大也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
本报计算得知,GDP20年要翻两番,要求10年平均经济增速为7.2%。由于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总数仍在增加,提出人均GDP目标20年翻两番,暗含的意思GDP年均增速要比7.2%高。事实上“十一五”期间提出的年均经济增速为7.5%,的确高于7.2%的数字。
11月8日召开的十八大,将2020年的目标进行了再调整,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蔡志洲认为,由于2011年经济增速为9.2%,今年经济有望增速在7.5%以上,这为之后几年经济完成年均7.2%的增速目标,开了好头。
按照3年平均汇率测算,2011年中国GDP为7.3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美国15.1万亿美元的一半水平;若未来10年中国经济总量翻番,这意味着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大约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当然由于汇率和物价因素,实际情况还有些差别。” 蔡志洲说。
另一方面,由于“十二五”时期中国劳动力总量将下降,加上国家能源总量控制政策,加上国际经济低迷,中国经济增速放慢,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中国社科院此前公开报告判断,今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速在7.7%左右,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除亚洲金融危机等非常时期以来,首次低于8%的增速。
蔡志洲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年均经济增速在10%左右,考虑到经济基数总量太大,以及环境、资源、能源压力影响,今后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放慢,但是达到8%左右的水平,应该问题不大。
发展模式之变
实现目标的关键在于,既要实现2020年GDP总量翻番的目标,同时发展模式也要转变。
本次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前提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报告还提到,“要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沈利生指出,把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放在同一个年均增长7.2%的水平上,这将改变过去经济增速一直高于居民收入增速的局面。
多年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推动力量中,消费推动作用持续下降,而投资与出口的作用持续上升。
查询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发现,2000年最终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率为65.1%,在十七大举行的2007年,当年14.2%的经济增长中,最终消费贡献率下降到39.2%;2000年资本形成总额(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为22.4%,2007年提高为42.7%;2000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在12.5%左右,2007年提高到18%。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教授指出,投资和出口在上一个十年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很大,但接下来主要靠消费。
此前日本也经历类似过程。比如上世纪50-70年代,该国消费占GDP的比例高达60%,70-90年代,降至40%左右;90年代至今,在52%左右,这当中的变化,与日本在1960年实施收入倍增计划有关。李称,中国提出10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加一倍,也将有类似效果。
李文溥判断,目前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下降到了37%-38%左右,这很不正常。
具体到今后提升消费贡献的途径,“需要通过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增加居民的收入,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善民生,这是一个长久之路。”李说。
配套改革待推进
李文溥的说法不无道理。
此前居民收入增长不甚如意,大部分年份都是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速。其中2008年以来,中国出现了罕见的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背离的情况。
比如2008、2009、2010、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在9.6%、9、2%、10、4%、9、2%、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8.4%、9、8%、7.8%、8、4%、出现了反向增长情况。最有意思的是2011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下降到7.7%,但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而达到历史最高9.8%、
为什么经济增长越慢,居民收入反而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认为,除通胀因素以外,这与分配因素有关。因为经济快速增长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都很高,而居民份额显然会显著下降。
宋说,也正因此,要实现下一步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实施更大范围的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加大。目前民营企业融资难、生存难等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另一方面,国家提出10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加1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成本将增加。此前有一些企业家和专家在不同场合指出,现在核心问题是放开民间投资,给民间资本出路。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指出,目前有一些地方,对于民间投资的放开步伐确实在加大,“但是最核心的是落实,比如民间资本可以办银行,早就有文件,但是实际上却落实不了。”保育钧说。
沈利生建议,下一步要加快推进相关改革步伐,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要尽快推开,这可以对企业减税;个税也需要减负,其中个税起征点起码要提高到5000元以上,一些个税过高的累计税率也要考虑调整。
此外,要增加居民收入和社保待遇,一些国有企业的红利还应该更大幅度上缴;并且,还需持续加大技术改造投资。
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此前指出,近几十年来,由于改革尚未完成,高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有效解决,有可能成为产业升级的重大制约。许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也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亚行和北大发展研究院近期完成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18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有40-50年,人均GDP就是难以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
该报告建议,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知识型经济的发展;同时要深化改革,包括企业、要素市场与财政体制的改革, 并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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