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良：移动一座照相馆

2012年11月09日 18:16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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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做这个，还能做什么呢？让我选择，还是选这样的生活，特别有幸福感。在这个无情的世界里，就是因为有一些热情的蠢货，所以才有那么一点浪漫。

本刊记者邢人俨发自广州

马良的拍摄进行了3天。第一天，我找到那辆老式公交车时，他已经钻进车里工作了。伙伴方岚说，马良的习惯是连续拍10个小时，不进食，偶尔喝点饮料。

不远处，一辆大卡车敞着侧门，车里四层铁架上，十来只塑料收纳箱，每只都用蓝水笔标了来头：面具、鞋子、帽子、气球、蝴蝶，这些东西一半来自马良的私藏，另一半是出发前专门采集的。

在广州，他悄悄选了两处场景，一间闲置的家具展示厅，那里有一只真人大小的蓝皮机器人；一辆岭南地区最古老的公交车。

天色渐暗，刺眼的橘色灯光打出的光晕以马良为中心向四周散去。

他戴一顶棕色的碗状小线帽，大眼睛，厚嘴唇，下巴的胡须扎成一小撮辫子。T恤袖子底下藏着大花臂加上左手腕一枚还在发痒的纹身，看上去像是那种会抡起椅子打架的铁血男人，笑起来却狠劲全无，一个温柔无比的大块头。

换作十几年前，有他在的拍摄现场，没人敢出声，那时他的身份是广告导演，拍那种让肾上腺素急速分泌的东西，来钱快，但不由衷。与他同批出来的广告导演里，有人转行拍起了电影。

2005年以后，马良再没有拍过杂志照片，也没有为钱拍照。他只是躲在工作室里埋头苦干，创作了《草船借箭》、《西游记》等作品，耗时最长的《草叶集》前后准备了10个月。

更庞大的作品还是“移动照相馆”。今年，他40岁。他觉得40岁以后的日子都是赚来的，必须做一件浪漫的事。2月17日，他和6个伙伴从位于上海的工作室出发，8个月里，在35个城市，为1500个陌生人免费拍照。红色幕布拉开，身穿戏服的被拍者登场，白雪公主、海盗、半人马、魔术师，戏剧而搞怪的表演，仿佛回到了童年的照相馆。

天黑，拍摄结束，一群人去附近的潮汕馆子吃饭。饭桌上，马良激动地说起父亲是戏剧导演，过年有人来家里送礼，总会送各种各样的玩具，父亲怕他弄坏了，就把玩具通通锁在一个玻璃柜里，他只能站在柜子外面看。

他的玩具只有玻璃弹珠，跟别的小孩玩，总是输。后来他发现，很多弹珠都漏进了下水道里。他掀开一个下水道盖子，不停地从里边掏，在掏出一把又一把烂污泥后，竟然真摸到了好多弹珠。

马良笑得脸颊泛红，像喝过酒一样。小男孩的羞耻、窃喜以及难以言喻的伤感似乎从未离开过他。

他的童年充满不现实感。站在窗口等父母回家竟然能熟练地抓苍蝇吃；天天去姑姥家把她床底下的旧报纸拿去卖掉买书看；从小洞里钻进一个被造反派抄家后的别墅，在那个蜘蛛网结满水晶灯和铜雕大床的地方自立为王；坐在教室里突然被老师揪出去把脸颊涂成烂桃子站在南京路上摇着花环迎接外宾……

长大后，他报复性地收集了满满一个工作室的玩具，其中包括几百只古董娃娃、几十只木偶、沙发地毯、绘画雕塑，堆得就像一个宇宙。他与它们朝夕为伴，把它们变成极具奇幻色彩的艺术作品。他想着有天能拍一部类似《天堂电影院》的电影，那他童年的故事一定精彩极了。

深夜，马良回到位于城郊的小宾馆房间，累得几乎陷进沙发里，眼中的血丝一点点散出来，谈话中，他几度呈现昏迷、梦呓的状态。

不搞艺术，我还能做什么

我的少年时代昏暗无比，写作业用台灯，我就觉得打开台灯，世界的中心是在台灯下，长大以后才知道世界有很多很多中心。

我小时候不太快乐，希望赶快长大。父亲是戏剧导演，80年代初期才平反。小学时，他不跟我讲话的，他只负责打我，教育我。

他一直在写检讨书、认罪材料，每天都在写，上不了舞台，没有机会做戏剧导演。我妈也受牵连，失去了舞台的机会。大学毕业时，她是毕业大戏的女主角，后面的命运只能演女七八号。

每两三个月，家里的摆设会变位置，会变成一个新的家。我妈妈喜欢刷墙，乳白色、天蓝色，戴一顶小纸帽，都是她亲自刷。

他们用他们的生活告诉我，艺术这种不靠谱的东西很浪漫。

但我小时候觉得成为他们的孩子好丢人哦，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讲话提高8度，声泪俱下，别人的爸爸妈妈都很正常，他们怎么都不正常？高中之前，我都觉得他们太激动，对生活的看法太激动，情感也特别强烈，慢慢地我也变成这样的人。

他们是真正的演员，敢爱敢恨，就是这样的人才被命运选择当导演和演员，有些工作需要疯子。

我曾经就想，学美术能干什么？从小学美术没有想过，没有老师教过我们这个，他们都在教技术，我每次看不会画画的人在画，都觉得特别好。我们学了半天，都忘了自己要干嘛，自然、原始的都磨灭掉了。整个青春里，我只知道我是从事美术的，只知道我要画一幅漂亮的画，拍一个节奏感很好的片子。

耳光是免费的，美不是

在学校，老师觉得我是疯子，他看得懂的才觉得是对的，他要帮我纠正愚蠢的、过于激动的东西。

有段时间学校规定画速写，同学都画菜场和车站，我一个人去郊区画一棵棵树，画无数根树枝，每个画都配首诗，配句话，一棵枯树配“春来君知否”。老师说，“你写什么屁诗？！”

这个世界上有才华的人太多了，长大这个过程对学艺术的小孩来说，两个字一直折磨我们：才华。一个人多怕自己没有才华，没有才华就像判了死刑一样的。我们老师经常判我死刑，“马良，没才气”，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差不多要自杀。

我们出去写生，借了一个学校，住在教室里，睡在课桌上。画完了，4张乒乓桌拼起来，作业全放在乒乓桌上，一个班15个人绕作业一圈。老师把认为不好的画往地上一扔，走过去，踩在你的画上。我的画每天都被他踩在脚下，其他好的画贴在墙上。一个月以后，别人的画全在墙上，我的画全在地上。

我把我的画收起来，晚上回去以后用小橡皮把脚印擦掉。擦不干净的，永远踩在你的心里。你哪儿来自信？当时写了很多情书，每天都在写，写情书是三流少年的反击，女友把我的情书给其他女同学看，她们就抄下来。你就想写情书算了。

大学毕业，大家都在做广告，就跟着广告业走，回到艺术这个圈子很幻灭，慢慢把热情寄托于观众。大部分艺术家很重视评论家、画廊、美术展览、拍卖，我特别看重能跟观众直接交流。我选择一个摄影论坛，把精心创作的作品发上去，所有人都在讽刺我，“你这个根本不算摄影，这是拍剧照！”

我战战兢兢往上贴的时候，他们都骂我，觉得我这个人是跳梁小丑，哗众取宠，他们知道我是广告导演，觉得你一个业余的人怎么会做这个？！

很多人给你残酷，残酷都是免费的，耳光都是免费的，美好的东西都是要钱的。

总比没有糖吃要好

有人骂过我，地震时你怎么不去救灾，你这个艺术家有什么用？但我有我的工作，我要做的是我能做的事。一种发药，一种发糖，我愿意做发糖的人。有糖吃总比没糖吃要好，至少你还能回忆起甜蜜。我因为不欢乐，所以觉得欢乐特别重要。

在上海，关起门来一个人创作，我就是世界上最好玩的。创作的原始动机就是炫耀才华，不要谈很崇高的东西，再往后，炫耀什么呢？美学功力？构图能力？炫耀你对世界的看法——你们他妈讲什么屁话，你们对世界看得根本不明白！炫耀到后来发现，苦逼孩子很多，都跟我一样。艺术挺美好的作用是安抚，世界还有很美好的那面，那面更重要。

我做美术指导时，很年轻，没人找我。一个很有名的朋友，挺欣赏我。她冒险用我，一直用我。移动照相馆中间，她说话很奇怪，遮遮掩掩，一会儿说你来拍我，一会儿说你还是不要来了。到了附近，她说我特别想你来拍我，我说当然要来。她说话我没有跟你说，我中风了一次，讲话含糊，意识破碎，走路很慢。

我特地去为她一个人拍，第二天就去了。我就在微博上临时发帖借一个摄影棚，住了一夜。拍了以后，她写信谢了我。

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做导演的时候帮我做配乐，所有的片子交给他，我要什么音乐，他给我做，做出来一定都好。这次出门前在拉卜楞寺烧香接到他的噩耗，去世了，心脏病。去世前一周，我还和他通过电话。我说，兄弟，以后你可以做长的，为我的电影做配乐。他隔两个月就给我寄小样，“听听我为我们想象中的电影做的小样”。我一听，哎哟，很棒。明天他妻子和孩子来拍，他们想来拍，我也应该给他们拍，但看到他们我又很难过。

我已经把最美的东西给你了

我刚开始创作的时候，经常被人骂小丑。有时真觉得自己很像小丑。不是说我不可能赚钱，我以前赚钱很多，很方便就能赚到钱。如果你说纯洁的话，老是做不纯洁的事，你会讨厌自己。你想保持比较单纯的工作方式，不去逢迎可能成功的方式。赚钱也没用，得不到快感。

有这点钱，买个空调多好。正常人应该花钱买房子、空调多我想到家人给我钱，差点哭了。这就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这是对的，我是错的，我没那么崇高。为什么觉得自己像小丑？如果你没有英雄主义的责任感，你不会去创作，大部分创作跟世界发生关系，爱或恨，要去影响别人，这种创作一定带有英雄主义色彩，它在现实生活面前幻灭，自嘲、心酸、欢乐糅在一起，觉得自己是英雄的想法其实是很蠢的。

惟一比我能走得更远的就是作品。我在郊区的小房子，到处蜘蛛网，生活是禁锢的，作品代替我行走世界，我每到一个城市，都有粉丝来看我，如果不做移动照相馆，我永远不会认识他们。有很多人特别好，好像认识了一辈子一样。

你在拍摄的时候充满快乐，这两三个小时，从期待到拿出照片。我想告诉别人，你可以浪漫地生活，你可以像阿甘一样，跑一年，他能做到，你也可以。

这个世界到处是指责，我想告诉别人，我们从事这个工作，把美带给别人，让1500个人得到美，可能这个美在有些人眼里是一坨屎，我认为我已经把最美的东西给你了。

我无所谓艺术上的长寿。最美的是被压抑的力量爆发，现在这个工作特别累，也特别美。我不做这个，还能做什么呢？让我选择，还是选这样的生活，特别有幸福感。在这个无情的世界里，就是因为有一些热情的蠢货，所以才有那么一点浪漫。艺术是浪漫的，被认为是蠢货，还是热情去做，得到的特别好，也特别沉重。

马良比原来胖了26斤，有几件衣服都紧了。一路上，他吃了太多东西。煎饼、海鲜、羊肉、肉夹馍、羊肉串、抓面凉皮、米线、酸笋、素炒饼、茴香锅贴、爆肚儿。

来拍照的人也带来了各种吃的。两只蹄膀、4瓶红酒、两箱牛奶、奶茶、咖啡、豆浆、麻饼、面包、寿司、大闸蟹、棒棒糖、冰皮月饼，还有早饭午饭晚饭若干顿。在北京，有人用电饭煲直接捧来了一锅热腾腾的红烧肉，没有米饭配，大家就用手抓着吃。还有人送来了一只大西瓜，没有刀，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在南宁，一位阿姨用颤抖的手掏出一包专治肾结石的草药递给司机豆豆。也有人拍完照片，不辞而别，没有一句谢谢，让马良有点不舒服。

在常州深夜的街头，他遇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庄稼汉在耍猴卖艺，第二天就邀请他到移动照相馆拍了张照片，向他借了小猴子，还把他们画进了自己的日记里。

在某个宾馆前装车时，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奶奶坐在路边晒废纸。马良从口袋里淘了二十多块钱叫助手塞给她。开车前，老人追上来塞给他一包橘子和一把巧克力说，你们赶路人，留着路上吃。车子开动，他发现巧克力早已过期两年，他想一定是她藏了很久都舍不得吃的宝贝。

出发前，马良列过一张道具清单，其中包括一辆卡车、一辆面包车、发电机、睡袋、医药箱、5套摄影灯具、两套数字摄影系统、40套拍摄前后景、打印机、衣架及服装。这些道具器材全都装进一辆长4米、宽两米的卡车里，近四吨。

每到一地，他和伙伴们就要把重达1.8吨的货物全都卸下来，搭景，拍摄期间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拍完后再全部装车。最多的时候，一天拍了30到40组，拍完直接就趴下了。

出发时是冬天，他们在电加热取暖器烘烤的毛坯房里冻得发抖，拍到夏天，几个人衣服每天都能拧出好几把水来。他们住过隔一天就涨价的黑店，也住过只剩窗户和床的农村土窑房。

中途好几个伙伴累病了，两个伙伴的家属闹情绪。车子开到甘南，司机豆豆突发肾结石，拍摄只能中止。拍摄接近尾声，从云南往南宁开的路上，大伙集体“醉氧”，犯困得不行。

某天，马良看了一下自己的账户，89万已经无影无踪。

10月28日，历时8个月的移动照相馆拍摄结束，马良回到了他在上海的家。他写了一条微博，“在熟悉的超市买了桶水，有人斜刺递上一张快餐打折券，黑车司机远远招手，笑出灿烂白牙。小区新来的保安满脸狐疑反复盘问，门口落叶满地，想起来错过了今年的花期。拿钥匙还没开门，小猫已经在里面大声地唤我。成为英雄是男人的一时幻觉，不可一世却也不可一生一世。是该回家了。

马良

观念艺术家，曾获澳大利亚昆士兰IDAA奖(国际数码艺术奖)、世界黑白摄影大赛年度摄影大奖艺术类第一名及年度摄影师大奖“杰出成就奖”

个展：2007年“知了”、2008年“马。戏。”、2009年“幻觉帝国”巴黎个展、2010年挪威卑尔根个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