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倍增”的真正内涵是“人均增长”

2012年11月09日 22:53
来源：中国经营报作者：马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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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一个已有的目标，但同时提出“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这样的量化指标，却是首次，因而备受关注，被视为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就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目标。早在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开始提出中国要建设小康社会。小平同志当时提出，要在本世纪(即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达到八百美元的计划。小平同志的这个设想，后来被具体化为众所周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事实上提前了五年，在1995年就已经完全实现。

在国民生产总值提前实现翻两番的基础上，十五大将第三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为，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中共十六大又提出，国民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可以说，在十六大之前，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是更多地注重经济总量的增长，并没有提出“人均增长”的具体指标。值得关注的突破是十七大，提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计划目标，但并未直接提及国民收入的具体目标。

就此而言，这次十八大报告，在重申国民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同时，同时提出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倍增计划，就政策层面的意义而已，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内涵绝非简单的居民收入提高所能涵盖。经济发展如果仅仅只是总量的概念，就会忽略收入分配，也会忽略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内涵。经济发展就会失衡，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拉大。我们注意到，十八大报告在提及国民收入倍增目标时，特别提到国民收入的倍增，建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不同于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就内涵而言，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指标，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居民收入翻番的计划，而是涵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综合性的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的本质是通过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和产业格局的变化，实现所谓的“包容增长”，共享改革成果。

笔者认为，如果仅仅就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实现十年翻番而言，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难的目标。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而言，中国每一次经济总量的翻番，都提前了至少3年，十年翻番意味着，从2010年到2020年，经济年增速只要保持7%左右完全就可以达到，实事求是而言，除非中国经济出现大周期的调整和“增速悬崖”，实现这个目标问题不大。而在过去的30多年，政府收入增长过快导致国与民之间的分配失衡，但居民收入仍然保持了8%左右的增速，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明确“居民收入翻番”，事实上过去也一直实现了翻番的目标。所以，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居民收入的翻番，都并非大跃进，而是一个很务实的数字。但很显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初衷远远不止于此：

第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前提是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一个必须在未来近10年完成的重大战略任务，具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性。事实上，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央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从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变到依靠内需上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现状。就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中国之前所走的道路基本可以概括为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的东亚模式。投资占GDP的比重十多年来一直维持在40%以上，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随着投资边际效益的递减，结构性的产能过剩问题一直成为中国经济挥之不去的梦魇，高投资的不可持续已经成为朝野共识。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结果是内需占比的严重下降。10多年来，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持续下降，在2010年降至33.8%，不仅远低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低于印度等新兴国家，甚至远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后，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对过去模式切割的勇气。在十八大报告中，一再提及创新驱动，一再提及要把扩消费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事实上意味着，中央对经济未来驱动力的关注已经远远高于对总量的关注。2020年实现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与其说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不如说是人为为中国经济减速，以便为经济增长提供空间。

第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要有含金量，要真正的实现，需要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分配结构的大调整，这种调整本身的完成，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结束，进入现代社会的产业基础、社会基础和分配基础已经完成。十八大报告特别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同时，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就是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要真正令人期待，必须构建三个战略基点：一是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在继续完成工业现代化的同时，要提升服务业在中国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服务业是现代经济中“最赚钱”的产业基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现代性的标志。由于人均收入过低，中国的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比重一直徘徊在40%左右，到2020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应该至少提升至55%的水平，居民收入的增长才有保证；二是现代的社会结构，也就是城镇化，城镇化意味着低收入的农民的减少，高收入的城市居民的增多，这也是一种收入的倍增；三是合理的分配结构。合理的分配结构既指居民之间的差距不能太大，同时还包括国与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中国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目前在50%左右，远低于欧美的70%的普遍水平，说明国民财富的大蛋糕中，国家分走太多。必须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和加快城镇化的步伐，改变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服务业以及“利润”比较高的产业比重的提升以及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从而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也能够达到倍增的目标。

就数字本身而言，笔者认为，无论是经济总量的翻番，还是居民人均收入的翻番，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即使完成翻番，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20年仍不过是美国的80%左右，城镇居民的收入不过是6000到8000美金，农民的人均收入也不过超过2000美金而已，中国仍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如果到那个时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没有完成，则即使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也未必可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