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前行——推动新商业文明嬗变的力量（文字实录）

2012年11月10日 16:56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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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韧：刚刚我们进行了两场圆桌论坛，谈到了企业的战略，谈到了企业的创新。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思想。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寻找一个更加健康的企业驱动力，一个更加健康的商业文明模式已经成为了全球的共识。对于中国来讲，这种需要变化更加迫切，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请到学界和业界的四位代表上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新的商业文明，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它的内涵应该是什么样的？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

远东集团董事局主席蒋锡培先生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王璞先生

澳洲太平绅士、中国改革史研究者雪珥先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志学先生。

这节的圆桌论坛要谈商业文明，既然谈到这个关键词，我想有一个新闻史上的故事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普利测的新闻奖的获奖作品，上面刻划的是一个苏丹的小女孩，瘦骨嶙峋，她挣扎着往旧金山的路上，在她的身后有一只秃鹫等待着啄食这个小女孩，虎视眈眈。当时在整个世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幅作品大家都在议论，为什么这位作者不去救救这个小女孩？很多人其实在想，我们旧有的商业文明的内核究竟是什么？有时候是更加贴近与人性的原始力量的内核，只要不犯法，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这其实预示了西方对这种商业文明的一种尴尬，而在中国，对于这种更加贴近于人的原始本性的这种商业模式的遵从，可能我们见的更多，我们的吃的东西更加不安全，喝的水更赃了，我们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压力，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商业和商人之间的交往，曾经的东西变得更加的宝贵了，因为它稀缺了。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请四位一起聊一聊，旧有的商业模式，商业伦理它的内核有哪些问题，而新的模式又应该怎么样尽力？首先请每一位聊一聊，在全球或者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新的商业文明您的看法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首先从雪珥先生开始。

雪珥：谢谢，开这个会之前我检索了一下这几年以来，特别是07年以来，中国有关商业文明的探讨有很多论述，我仔仔细细看了，其实没有怎么看明白，因为谈的最多的可能是阿里巴巴的马云，我觉得他已经从一个企业家陈公的转型为一个传教士了。他在对旧有的商业文明的批判当中，就是旧有的商业文明出现很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很恶劣的劳资关系等等，我们在对这些的批判过程当中，这些所带来的所有问题，它的根源究竟是我们所说的商业文明有问题了，还是这个商业文明外在的一些东西对它的约束不够了？我看到了很多人对这个论述把它归结于企业家对利润的追逐。因为咱们一直在讲企业是必须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那么现在很多对旧商业文明的批判把矛头指向这个。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而恰恰是在追逐利润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把追逐利润当做油门，那么这个社会对这个油门还必须配备一个刹车，这个刹车就是你外在的很的约束。所以，如果我们要倡导新商业文明，讲了很多，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新商业文明应该是在利他，一个企业应该先问是非，再论成败。我觉得你这不是在做企业，你这是做雷锋，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做，没有企业能够生存下来的，没有人会愿意做企业家的，实际上也没有人会这么做的，如果你样样事情都要先问是非的话。这个是非不是你要依靠企业家内心的那种道德来约束它，而是应该靠外部的制度的改善来对你这个以利润为最大化的一种资本的天性进行约束，我觉得这个或许就是我们讲的新商业文明所应该追求的，必须把它落实到制度层面上，这样所谓的新商业文明才有意义，否则一定会变成媒体的一个话题和企业做公关的一个流行词而已。

第二个我觉得在做新商业文明的过程当中，我这两年回来谈这个改革史跟很多大企业有接触，在谈到时局的时候大家都有很多想法，都有很多抱怨。谈到每个人具体要做什么，大家都感觉到无能为力，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无能为力而放弃。大家都说自己是无能为力了，你如果把中国所有的中小企业为了与权力勾兑的成本加在一块儿，我们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天文数字。如果大家能有一个平台，你建立一种利益博弈，或者我们叫类似像院外游说集团，用这样一个巨大的财力对整个体制的改善进行一种推动，这样的力量我觉得比你整天在高喊我们要利他，我们要先想着社会，再想着自己，这个不切实际的道德上的说教我觉得可能更管用，每一个人都在背后游说，而且每个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之前中国特色的游说是桌面底下的，潜规则的，浑水里头，在所谓的新商业文明能不能把它浮在面上。

第三，在建立新商业文明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实际，从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33年了，刚才也提到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占到中小企业的88%以上。这些民营企业它现在就面临着待继传承的问题，老子要退休了，儿子要接班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为中国确立新的商业文明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富二代未必愿意接班，未必能够接班，在这个接班的过程当中，所谓的33年来咱们的发育的不够完善，甚至很多时候是畸形的职业经理人的队伍，职业经理人的队伍能不能在大规模的接班的浪潮当中，随着我们所推崇的新商业文明的建立用这么一个渠道，这么一个平台把它贯彻下去，谢谢！

任韧：我先插一句，今天我们这场论坛采取的是微博互动和现场互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会预留足够的时间让大家和台上的四位嘉宾进行交流，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发送微博，我相信在座很多人可能都有微博，关键词就是企业竞争力年会，把你想的问题发到微博上，@一下我的名字，我会从中找出适合的问题向现场嘉宾请教。同时现场滚动的微博字幕，大家也会看到你的问题。

王总，雪珥先生提到游说集团是商业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特别深有感触，去点12月份，我作为美国的智库，美国亚洲研究院中国青年领袖访美计划的七人团体成员和美国政界、商界的一些人进行交流，我们参观了美国游说集团的一个总部，在那里我特别深刻体会到美国整个游说文化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两个字，轻松。在轻松的表象之下，一切都是在那种场合之下完成，当然这是它其中的一个特点，我想因为您是咨询管理工作的，您对雪珥先生的建议怎么看？

王璞：你刚才谈到在美国的一个观察，我突然想到在两年前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做的一个报告的时候提到关于企业的拿点事儿我自己的一点看法，今天参加新商业文明的这个对话我觉得和那个非常契合。我当时讲的内容就是作为企业在世界史上它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如果改革开放以后算，这个企业只有几十年。不管几百年也好，几十年也好，时间都很短暂，如果让它探讨脱离低级趣味，或者摆脱仅仅向前看，而让它再往前走一步，走的以人为本，走到非物质，非公益的诉求，而考虑到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对象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他可以把视野打开，对标另外一类组织，而是作为一个企业，向国家对标，国家也是人的集合体，企业也是一个集合体，德鲁克在将近100年前跟世界上最大的企业通用的领导人接触的时候写了了《中国概念》这本书，接触通用汽车厂达一年时间写出这本书。从这个时候我感受到，作为企业如果跟国家对标是什么效果？国家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尤其是皇权让渡给总统制等组织架构的安排，皇权时代有两个最重要的标志，第一，产权是自己的。第二个概念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无论财产还是对人的管理权，我想到企业，企业也是以这两条权利为主，第一个你是大股东，你是董事长，这个财产是你的，你可以转让，甚至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同时，你对股东，或者通过董事会，通过往下到总经理，可以对任何一个员工，不管它是收入高低都可以采取促进措施。

所以，这两条也完全符合国家这种人的集合体，皇帝的那两条形式。所以，我就想，如果企业这样一种组织的集合体能够向国家这样的组织集合体学习，学习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改变了，把企业的主要产权是自己的改变了，但是这点又跟现在大部分企业我们说追求利润的也好又相背。但是这这种就跟当时中国取消皇权大家不理解有点一样，虽然我也是企业家，大家可能觉得，你说这个跟我们做企业的理念不一样，是不一样，我们要放眼国家就理解我刚才说的这两句话了，这两句话什么含义？比如你的股份100%，100%是皇帝，1/2以上还算接近皇帝，1/3的股权也还有皇帝的特色，因为你还有否决权。去年黄光裕就要守1/3的否决权，当你的否决权降到20%的时候，才类似于美国的国权了。所以，这个意义上如果引导企业谈文明要向国家谈文明看齐。今天可能几十年的企业说没到那个份上，但是就像当时孙中山谈国家改民主的时候，很多一老一少也不同意，所以今天我说可能国家的一老一少也不同意，大家我觉得最起码要解决两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改还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图。而且用刚性权力做这两条，所以我觉得这跟皇权的保障没有什么区别。谢谢！

任韧：谢谢，王总谈了一条，就是把国家治理的模式运用到我们的商业文明的模式当中。但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有些人认为既然是从商，就需要有一个强人，任何一个公司都需要有一个代理行的人，比如乔布斯，就是民主的分权的模式是不是也运用到商业文明？

王璞：其实可以，乔布斯的股权也不是很大，在中国联想、华为他们的企业影响力非常之大，但是他们俩的股份都不足10%。

任韧：蒋锡培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蒋锡培：商业文明这个话题其实已经很多年了，确实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觉得它的本质和实质是要使得商业能够可持续发展，对社会的贡献是正能量的，它是可持续的。要从这个层面来讲，要分两个，一个是是否要有更加商业文明的环境，包括法律环境，包括舆论环境都很重要，使得创造财富的人真正得到社会的敬重。第二、我们企业是否以创造利润，利己和利他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您就是为了追求利润吗？企业的本身这一点没有错，但是你创造的利润一定是在法制的环境因素下同时你会给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服务于社会的，这可能就是商业文明的我的理解。远东做到今天，实际上也已经22年了，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想这么多，无非就是首先解决养家糊口，我家里还有老人，我还有老婆，还有小孩，第二我才想到，这么多人选择远东，跟着我，我得对他们负责。另外，大家如此厚爱我，关心我，我为了这种荣誉，我得好好的干，就这么简单。

所以，22年来，我像以前一样，就是创办的时候一样，始终还保持着这种追求和激情，我想未来十年，二十年，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企业还始终在这个位置坐20年，我自己立了一个目标，我能不能5、6年以后，做我其他的慈善事业也好，等等这个企业还能按照正确的方向，比我在的时候还要经营的更好，这是我的想法，这是我的追求，我觉得我相信我们的商业环境会越来越好，商业会越来越文明。

任韧：谢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院长，您谈谈您理解的中国商业文明的概念。

张志学：我们谈商业和文明两个概念，我们谈的领域指一个大的社群，我们怎让这个社群里的人的理想更高一个层面，我想这大家是讨论商业文明一个很重要的必要性，我从三个层面来谈。今天我们谈商业的时候很多主体是企业，或者是组织，它的所有的企业它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底下的。另外，所有的企业它又是为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组织提供它的服务，或者它的产品。因此，我从社会这个角度，从组织和企业的角度，以及从个人的角度三个方面谈我们怎么去互换，塑造一个更好的商业文明。

首先，在座的所有企业家身处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当中，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企业家你在运作企业的一些策略，以及你所采取的方式。但是，今天我在社会所有的要素当中，对于商业文明塑造非常关键的力量就是我们政府的机构和相关的行业机构，我们知道作为政府，或者行业机构，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提供一个公平交易的平台。那么，各位如果熟悉的话，当年人们一直有一个论断，就是你商业交换，我们谈到商业文明当中一个重要的东西，商业交换它是一个公平的竞争，我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公平竞争非常重要的基础来自于理性的交换。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新政，以及一些行业机构在营造商业文明上会发挥非常非常大的作用，那么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作为企业，刚才蒋总讲到，他当初经营企业的动机非常简单，就是想摆脱贫困，我想这是第一类企业家。还有第二类企业家是在文革前夕他们在高中，或者初中即将毕业走入社会的时候，他们对人生蛮有理想的，但是一下子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上山下乡也好，在文革当中参与各种运动也好，人们一直在思考将来如果有机会怎么做。我认为这是第二点，因此当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他将他十几年的思考可能就释放出来，我们叫磨炼。第三类人是什么呢？就是我对传统的体制不满，我就没有发挥我个人的创造性，这是我个人的追求。我讲的这三类人构成了中国企业家的主流，不可否认每一位企业家创业的开始，有这样那样的动机，这个动机使他在追求致富的过程当中未必按照一个很高的标准做。但是一当企业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今天我们想很多人谈企业家精神，经济学人也在谈，其他人也在谈，我觉得企业家精神核心是什么东西呢？是说我为我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作为一个企业家是拿我的产品，我的服务能够造就，或者满足我的商业社区当中的客户的诉求，让它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到设定的目标之后，我用一切的资源以及个人的努力，我去达到这个目标，甚至当我这个目标达到之后，我又会精益求精的再设定更高的目标，我们将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挑战自我，满足他人的一个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有多少企业家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我想我们都可以思考。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如果我们所说的政府以及相关的行业结构做的不错，能够使企业家真正静下新来为客户消费者提供很好的服务，我们的被服务者有没有由衷的认可这个企业家所给你提供的服务呢？我们在报纸上，网络上看到各种各样抱怨，民间的很多抱怨，我们有没有想到过一批的企业家在辛勤的为我们做事情。所以，商业文明应当有刚才我们说的社会，尤其是社会当中的行业监管机构和权力部门，一起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本人，以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结合，共建一个生态系统，这样才能够谈得上商业文明的建设，这是我的观点！

任韧：谢谢，这一轮说完了，雪珥先生谈到在建立新的商业文明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制度性的建设需要用三条具体的建议。刚刚王璞先生特别谈到在国家治理的模式和商业文明之间的关系，张院长谈到在新的商业文明模式当中企业家个人以及社会制度建设两个层面。其实对于蒋先生，我特别有一个问题希望能够提问，我想先把我个人的问题抛出来之后，接下来回答在场的问题。前段时间在媒体上非常热的一个焦点，就是远东旗下的三普药业上市公司，投资铜期货巨亏，您个人承担了三亿元的损失，你是处于为了上市公司的利益考虑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还是背后另有隐情呢？

蒋锡培：谢谢，在这个场合说这个问题，远东做电信、电缆为主，包括医药、地产、投资，电缆占我们90%以上的规模总量，每年现在要用15万吨，主要的材料还是铜、铝、塑料，橡胶，现在市场经济越发达，国际大宗商品都有交易所，如果某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有这样的公共交易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但是，作为参与其中的企业来讲，它还有非常大的风险。就拿远东来讲，我们一年做这么多量的产品，如果你不去锁定成本，一定会产生波动风险，你要参与锁定成本，可能锁对了你能够保证利润，你锁错了，可能该得到的利润没有得到，可能还会相应的损失。

基于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在去年11月份就制定了有关套期保值的相应管理办法，开始还是按照规矩，按照要求来做，但是4月份看经济越来越好，有可能买的铜还会产生浮动性的亏损。套期的小组就说，我们现在能不能把未来的电缆市场需求，包括库里面的卖出好了，在操作之前还跟我汇报这个事儿，后来我说你们看着办，把握好。不过在实施过程当中超量卖出了，后来8、9月份，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一波从52000-6000亿，使得我们实际亏损三亿七千万，这件事情董事会高度重视，最后决定由套期保值领导小组承担，理由两条，一保证制度的严肃性，经营的规范性，为了规避风险和今后稳健发展。第二个理由就是你得对中小股东负责，您是一个上市公司，你对做的事情一定要最终来担当。所以，这就由我们这个小组承担了。当然，小组这四个成员承担，你不能叫其他人来承担，就由我来承担领导责任，个人承担了三亿，这可能是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当中绝无仅有的。但是4虽然我流了一点血，没有伤筋动骨，但是它对我们公司内部是有非常严肃的意义，同时对我们上市公司有好的正面意义，因为我们是负责任的公司，既然创办这家企业，就应该创造价值，就应该服务社会。人家看好你这家企业，如果你不担当，人家感觉你还有希望吗？就没有希望。所以，也谢谢大家的理解，至于媒体说是否亏了10个亿，他每是看懂财务报表，第二个你是不是为了不让股价下降，这个跟它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即使你赔上了，也在损失当中。另外，有人说这个公司劣迹斑斑，还被上交所谴责过。我们一直是寻求规范健康的经营，所以我就感谢大家非常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同时我也感觉我们需要客观的、正面的、理性的来报道相关的事宜，谢谢大家！

任韧：谢谢蒋锡培先生能够直面的回答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