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总结十年货币政策：控制通胀表现相当不错(2)

2012年11月17日 15:56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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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我们看多目标制还是有根据的。首先还是中国经济处于转轨过程中，人民银行这个货币政策，我们一方面要保持宏观经济这些主要状态指标的健康性，同时人民银行必须推动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话，将来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也不容易实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他始终处于不健全，不健康的状态，所以要推动改革。

周小川：而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价格的改革。比如说我们当前大家还知道有资源价格问题，有住房价格问题。如果我们回忆到1999年末中央正式宣布住房制度改革，以后不再搞福利分房了，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那么你住房如果要改革的话，房屋价格会慢慢趋向合理，与此同时过去付的工资也不覆盖住房，以后付的工资必须覆盖住房，因此就有一个物价和工资同向运动的过程。

周小川：如果说中央银行只关注维持低通货膨胀，就有可能往往对任何价格改革造成的推动持抵触态度，这样会使中央银行陷入一个尴尬的局面。

周小川：另外举一个例子，中国在新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这个双顺差局面跟当时亚洲金融风波冲击的历史经验有关系。与此同时，双顺差会导致流动性投放过多，对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都会有影响。如果只是被动的来考虑它，还不如说把国际收支平衡当做货币政策一项目标来进行考虑，这样能够更主动应对这样的问题。

周小川：三、高度重视金融机构的健康化，强调在线恢复和紧急救助。我们说在研究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必然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说的复杂有很多学术语言，说的简单，就是用经济杠杆调控的时候，至少银行要充分响应你的调控，实体经济，就是企业和家庭会响应你的调控信号。

周小川：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银行体系过去财务不健康，有很多转轨过程中的问题和历史包袱，有一些指标根本不达标。这么调控的话，他可能不会去响应你。我们曾经也说过，要是不良资产多的话，他再多一点也不在乎。也就是俗话说虱子多了不怕咬。对价格的要求，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反正达不到，所以不响应你。

周小川：为了使货币政策能够有更好的传导机制，同时也是为了金融稳定，也是为了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的健康发展，所以强调推动改革，要使金融机构健康化。不良资产，会计准则，各个方面使他健康化，使货币政策更有效。与此同时也能保持金融稳定和金融服务的有效发展，又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

周小川：为了实现这种健康化，我们说叫在线修复，修复他的资产负债表，为什么强调在线，是因为经济运行没法中断，机器要继续运转，同时更换问题部件，不能让他停下来。金融危机以后，有些金融机构发生大问题，干脆停下来修理。中国这么大经济，金融服务又不足，你让他停下来，经济发展会受影响，既要带病干活，同时一边干活还要自己修理。

周小川：有的出了比较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一部分是发生在亚洲金融风波期间，这类问题要考虑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对金融稳定，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实在是需要救助的，应该坚决出手救助，救助有副作用，比如会有道德风险，还可能有其他一些副作用，激励机制也可能产生偏差，但是必须作出权衡。

周小川：总之，中国经济发展这十年，还是要强调在线修复和救助。其中有一个原因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在转轨的过程中，特别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过程中，金融系统健康性出现大量的问题，不太说的清楚是谁的错，究竟是原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还是转轨机制不健全，同时在一定程度存在行政干预所造成的错，还是这些金融机构自己搞坏了造成的错，有时候很难加以区分。所以要度过这个阶段，从中央银行，中央政府必须考虑怎么加以应对。

周小川：四、货币政策的手段上，从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逐步转向更加市场化的手段。如果想保证货币政策效果的达到，可以多用一些行政办法，也可以更多用一些经济的办法。现在大家比较常用的办法说是价格型工具还是数量型工具，但是价格型和数量型工具如果用的好，都是属于市场化的调节手段。

周小川：我们过去传统计划经济应用的手段往往叫直接干预，直接设立机制规模，直接指令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哪些企业给予贷款，这个不太详细讲了。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由于企业自主权扩大，由于银行慢慢走向健康的轨道，自我约束有所提高，所以大量地使用市场化的手段。

周小川：但是有的时间，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会混合使用，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经验教训。我只说一个例子。2003年非典出现以后经济出现过热，对于货币经济手段不信任，要想控制经济过热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使用地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短期内是有一种配合关系。后来大家慢慢体会到，中长期看土地供应的政策周期比较长，不太适合常规性、市场化的工具。货币政策十几年时间里也是一个学习和认知的过程，大家在此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

周小川：五、适应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变化，准确把握汇率改革进程。泰国一个问题是固定汇率制，中国汇率是1994年开始采用有管理的单一的浮动汇率制，但是浮动范围比较小。在亚洲金融风波爆发以后，当时朱镕基同志主持工作的时候，决定为了防止亚洲区本地竞相贬值，从1994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制度，变成相对比较固定的汇率，要寻找机会，恢复有管理的浮动制度，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改革。

周小川：有关的问题比较多，其中包括中国介入WTO经济开放程度有所提高。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后，普遍的亚洲国家都是采取比较谨慎的政策，扩大出口，积累外汇储备，使自己能够有更强的抵御风波的能力，其中有不少的抱怨，虽然说可以指望IMF等进行救助，当然对亚洲国家的救助不是特别有效。甚至有一些亚洲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很痛苦，所以普遍存在积累外汇储备的现象。

周小川：这跟本世纪这种趋势和全球平衡状况的改变都是有关系的，中国也具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们采取汇率改革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些改革秩序的问题，当时主要问题是，究竟先搞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还是先搞汇率改革，还是先搞农村金融改革，应该说中国还是比较重视实体经济，重视微观基础，所以当时选择先从金融机构改革开始。

周小川：另外也认为金融结构改革好了，各项标准如果能够比较达标了，他应对市场的能力会有所提高。在汇率改革的时候，就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响应和选择。因此我们说2003年开始启动农村信用社改革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到2005年夏天的时候启动汇率机制改革。

周小川：银行的改革确实是创造了下一步改革的条件，大家可能记得银行改革当时是采取四部曲，一个核销损失，第二个一定程度不良资产剥离，第三个注入新的资本，并进行股份制改造，第四个发行上市，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的结构。在这四部曲之后，下一步汇率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中会有比较好的表现和响应，也能支持这个改革。

周小川：这个改革应该说从2005年7月启动汇率改革之后，后面还有一系列扩大浮动区间，扩大市场决定的过程。最开始，我们可以追溯到1994年，当时搞汇率改革的时候，浮动区间是正负0.3%，后来我们启动了这个改革以后，到2007年5月就把这个正负0.3%扩大到正负0.5%。今年4月份正负0.5%扩大到1%，扩大发挥了供求在汇率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