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培育和完善鼓励创造的机制至关重要(实录)

2012年11月29日 09:42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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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8日，“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晚宴上发表了题为《关于着眼长远的近期综合改革》的主旨演讲。以下为实录：

培育和完善鼓励创造的机制至关重要

(根据录音整理)

郭树清

2012年11年28日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参加《财经》的年度会议。特别高兴和我们美方商界领袖，刚才我们开了一个闭门座谈会。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关于着眼长远的近期综合改革。

大家知道刚刚闭幕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是十八大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精神的组成部分，十八大提出，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体制改革，坚决破除一些狭隘观念的机制弊端。十八大报告胡锦涛总书记部署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勇社会、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在这些领域都有周密相应的安排和部署。当然改革是一个过程，必须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我这里谈一谈我学习十八大报告的体会，就是近期我个人认为应当高度重视的几项综合配套改革。

第一项，必须进一步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实现更广范围、更大程度的统筹发展。城乡差别在中国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任何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里面，城乡差别都是需要相当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差别确实是异乎寻常，持续的时间也超出其他国家。一个重要原因不是简单的地理或者其他原因，而是制度上安排我们是城乡二元是分割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民无论他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社会文化其他方面权力，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力都是不平等，和城市居民是不平等。当然有很多历史原因，不能简单说就是不合理。所以必须破除这个制度安排，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所谓扩大内需要靠我们把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步推进。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现在大家也非常关心，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最突出的问题在中国来说恐怕也是解决城乡差别问题，打破二元制度结构，这是最突出的。十八大特别提出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建设对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作用的制度，要加快建设对逐步建立"三个公平"体系，就是权力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我们想想前面我说城乡差别最大的差别是农民和我们城里人因为户口的定义，以及附着在户口上很多规定，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要消除不公平城乡居民最迫切的事情，不可能一步做到，但是必须下力气，加快步伐。

我说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涉及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土地制度必须进行改革。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也必须进行改革。三是就业制度，四是工资制度必须改革。五是财政收支和公共服务方面也必须进行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我们现在有很多外宾，有很多美国朋友，在美国土地农地也是政府管制的，不是可以随便的进行商业开发，在中国管制更严格，土地用途管理必须更严格，我们必须维持十八亿亩耕地这是我们一个红线不能破，这是一个底线。但是使用权应该放开流动、流转，让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资本，像城里劳动力和资本一样进入市场，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这很复杂了，我不展开说，但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世界上所有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正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农业和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结合比较好的国家，恐怕这些要素都是流动的。社会保障方面我们非常好就是在"十一五"时期终于建立起了一个包括农民的养老、医疗基本保险制度，农村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涉及到3.59亿人，城镇职工2.8亿，还有城镇居民。保险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权力和规则还是不统一的，我非常高兴看到，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今天媒体报道了，我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宣布在三个制度之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可以实现账户的转移和接续，这个进步我相信是历史性的。社会保障要解决水平差异过大的问题。就业制度方面和农民、农村关系也非常大的，实际上我们在城市里任何一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甚至包括很多政府机关部门，我们有三种就业制度，有三种工资制度，最基本的现在我们要做到使从事同一种工作的人，签订合同条款和方式应该基本统一，做到同工同酬。当然也有一个过程，这涉及到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的问题。其他财税公共服务，涉及到教育、卫生、文化、邮政、电信、广电，在农村提供普遍的服务，不一定商业上划算，第一项改革就是着眼长远综合改革就是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实现更广范围、更大程度的统筹发展。

第二项，培育和完善鼓励创造的机制，形成持续不断的创新创业浪潮，对中国经济转轨、转型和结构调整、结构升级，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这个经济体资金已经不是很缺乏了，劳动力也不是那么缺乏，虽然开始工资上升，过去价格雇工条件招不到工人，但是我们缺乏很多要靠研究创造来形成的要素。所以一个社会它的生机和活力，在于要有创新创业，一个经济体综合的竞争力也在于创新创业，为什么我们现在比不过美国，不仅仅是因为规模，美国是第一大、中国是第二大，我们过了若干年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我看在我们可预见时期内，中国还是超不过美国，因为美国的创新创业的能力比我们强，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还有很多其他欧洲的国家也是这样了，包括英国、法国。所以必须从多方面制度安排来鼓励诚实劳动、勤勉创业、积极投资、敢于创新、敢于创造，要有一点商业的冒险你才可能。我们看经济体系的演变，最早靠传统要素来支撑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土地、资本，哪个国家这些要素多，哪个国家就强大，特别是资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几百年时间里资本是最重要的。但是逐渐我们看到，技术、管理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二战以后，技术、管理这些新的要素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现在这个阶段，从全球竞争的角度来说，重要的已经是品牌、设计、创意这些要素非常重要，无论是iphone、ipad这些苹果产品，很难说只涉及到技术发明，不仅仅是过去的技术，也很难简单说是一个管理，所以品牌设计创意作用越来越大了。其实中国人不缺乏创造能力，我们在商业社会很不发达情况下，商业条件很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创造了很多民族品牌，比方说同仁堂、六必居、王致和都是很有名的民族品牌，不一定表现为技术上多先进，但是它的质量是可靠的、信誉是好的。现在我们在这些方面和发达国家差距非常大，所以一个社会它一个经济要有创造和创新能力，必须在教育、科技、文化、金融、工商管理和知识产权方面都要形成比较成熟的制度，像知识产权保护我们非常差，我们没有多少创新跟那个有很大的关系，李光耀有一句名言，美国和中国竞争，美国还是占优势，因为美国有很多面向全球的大学，美国人可以动员的脑力资源覆盖全球70亿人口，中国只是你自己的13亿人口。这个比喻不完全正确，但是我觉得很有一点道理。就是我们的大学、科研机构肯定不会那么开放，那么竞争，那么多样性，所以我们竞争力和美国没法比。所以我们创新、科技、文化方面单个学者和个人自己的劳动、自己的研究所有前提和基础，不是简单的靠国家号召、国家给补贴或者给直接的财政拨款，有一些项目是可以的，比方说航天这些项目，但是很多项目是不能这样的。国家给的钱多了并不意味着就有结果、就有效果，有的时候可能恰恰相反，钱越多，效果越不好。所以怎么发挥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企业的积极性，使研发小组、研发团队发挥作用，就是前面所说知识产权保护就非常重要了。

我们最近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科技部做了一项工作，就是研究怎么来推动在科技园区对企业和大学研究所，他们的研发成果进行确权、认定，就是比较早的给它算作股权，省得以后发展起来了，股票上市了，这个时候出现不平衡了，那又有内幕交易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觉得必须及早做这个工作，仅仅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迈出了很小的一步，当然其他部委也做了很多工作了。包括中国政府所有机构带头不用假冒的软件，我们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想我们还得继续努力，任务还非常艰巨。和我们资本市场关系非常密切，对创新创造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金融途径，这就是我们说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除了主板、创业板以外，新三板和区域股权市场，包括私募企业债，一定要在中国形成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良好的对接机制，如果没有这个机制，我们经济的前途、民族复兴的命运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我们不是在中等收入阶段就进入一个陷阱，可能在高等收入阶段，高收入国家也会有失去的十年、持续停滞的二十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没有资金，不是没有土地和劳动力，而是没有创新。

第三项，必须打破行政性的垄断，鼓励多种所有制、多个企业公平竞争。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就像十八大报告和原来过去党和政府文件中说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必须更加尊重市场的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结合点在哪儿？首先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无论结构调整和还是发展转型，都必须要推进打破行政性垄断，鼓励多种所有制、多个企业公平竞争。其他的技术造成自然垄断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去考虑，行政性垄断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比方说我们金融行业，我们在证券、期货、保险、基金，现在有很多民间资本多种所有制、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在银行方面我们进行了改革，很多银行特别是五大银行都已经实现了在海外和国内市场的同时上市，但是银行和金融很多方面确实很有行政性的限制，这个不是指的专业化这种监管管理的限制，比方说办银行必须有懂得从事银行经营的管理人员，必须有一定资本约束，必须具备基本的营业条件。实际上我们还是有很多随意的或者传统的行政性限制，如果说银行是垄断的话，在大城市恐怕不是事实，同时开展相同业务的除了五大银行，还有招商、光大、浦发、中信、民生等等，大概十几家，业务是完全高度竞争的，更不要说我们有一些政策性银行在贷款方面也进行了竞争。但是在县乡两级，就看出来有些领域银行不是那么充分竞争的，有的乡还没有银行，所以在社区金融、县乡金融确实需要减少审批，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强日常行为的监管是非常重要的。打破行政垄断非常重要就是要把国有资产资本化，实现国有资本的更好的流动，同时也促进完善企业工资制度，增强我们国有经济的活力和影响力。

从公司制度来说，最近做了一个调查，上市公司中，很遗憾国有控股的公司大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得到的综合评分还是偏低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中小板企业公司治理比大企业好，一般而言，不是具体到那个公司，总体来说，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改革。通过将国有资产资本化，实现管理和运营企业化、市场化，我觉得会大大地增强我们国有企业竞争能力，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同时我建议，划拨更多国有资产包括国有银行和国有保险资产一部分给社保基金，过去只有上市的国企我们减持10%的资金到社保基金，我觉得划拨30%到50%是可行的，政府部门不应该有那么多企业的资产，以企业形态存在的资产，这样可以从多个方面改善公司治理，实现保值增值。

另外我们要大力鼓励市场化兼并重组，现在上市公司兼并重组发展比较快，从我们部门来看做了一些改进，就是减少审批，给更多自主权，企业兼并的情况和重组情况就会有改善，现在上市公司70%的兼并重组项目不需要到证监会审批了，这是一个进步，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这个比例。在结构调整和产业竞争方面，包括农村和农业也应该适当地减少行政的管制和审批，在保证农业用地用途不变，18亿亩耕地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和农民合法权益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应该加大市场流通和重组的力度，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项，要进一步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向市场和社会转移和下放权力，也是责任，也是从事的事务。就是很多事情政府是管不了的、管不好的，最重要的是不应该管的。既然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年前确定的这个目标，那么我们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是市场能够做到的，社会能够做到，政府就不必要去直接管理。比如说像社会组织，必须下决心像十八大所说的实行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构建社会组织和基层组织。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多种多样的社会中介组织，来从事教育、文化、救济、扶贫各种社会事务。组织完好的社会实际上政府承担的事情是有限的，必须是有限的政府，如果承担无限责任政府效率是谈不上的，服务效果也是谈不上的。如果不减政放权，企业自主、社会自治和依法治国，这三个目标都实现不了，为什么？因为政府都要管、政府都要干预，包括依法治国政府应该让司法机构做，政府就不能做，我想这个改变我们不是说政府出于不好的目的管那么多，各级政府往往出于好的目的，动机是很好的，但是效果很不好，必须做出这样的改革。

这里我还想提到一条，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第三次分配的机制和体系，就是社会捐赠。现在根据有的媒体的统计，2011年我们全国大概各种慈善捐赠是800多亿人民币，占我们全部GDP的比例不到0.2%，大概是0.18%这个水平。而美国这些年来平均的水平将近3000亿美元慈善和捐赠，占到GDP的2%这个比例，是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很多都是美国社会高收入者，他们很多人也是热心公益事业的，捐赠的做法不仅是对社会收入分配的再次调整，而且对凝聚社会、团结人民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上四项是近期应该综合考虑的，着眼长远的综合改革。

最后强调一下，改革的方式方法上，可能必须正确处理多种利益关系，坚持平稳有序推进改革。大家可能看到媒体报道我们的李克强副总理讲到改革，说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深水区、攻坚期，利益关系的调整必不可免，所以很多问题必须谨慎地来处理。既要做好总体设计，又要鼓励从基层试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充分调动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把人民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把非根本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恰当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那些想象的，看上去貌似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实不是真实群众的利益，这个要区分开来，这些问题是我们改革能够平稳推进的重要保障，一定要处理好这些问题。

对我们未来的改革可能影响比较大的负面因素有这么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民粹主义。觉得老百姓提什么，一部分老百姓说什么都是对的，政府就应该作出响应，就应该给予回应，就应该落实，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到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第二个，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使得我们不能够继续很好的保持我们一贯的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及早认识到，要引起注意，它们消的极影响要充分的重视。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高速公路，中国高速公路是很典型的例子，我们过去用贷款建设、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模式来运行，这个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包括发生了不少腐败的问题，毋庸讳言，有的省连着几个交通厅长贪赃枉法，揽工程拿回扣要好处，这些都有。总体上来说中国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应该是成功的模式，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我们仅仅用了20年的时间，第一条高速公路是八十年代建的，长一点是大连到沈阳，短一点是上海到嘉定，都是87、88年建成，也就是20多年时间建成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很快可能会超过美国的高速公路网络，这个成绩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想说现在有很多批评和抱怨，为什么要收费，美国也不收费，欧洲也不收费。这是另外一个模式，就是靠收税建这个路。我们大家都很希望不用交费又能有很好的高速公路，我本人很赞成，但是这样的事情世界上不可能有的，我们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所以偿还公路收费是一个过程。大家发现有些公路收费超过原来期限，首都机场高速路早就超过了，没错，我们应该注意到五环路原来是银行贷款也要收费的，后来不收了，类似的问题，具体案例我不去讲了，总体上像这样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使这些利益得到很好的处理。国庆节我们对小汽车放开，不收费了，当然很好了，很多人群得到了好处。但是后来看网上和媒体方方面面评论，包括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投诉，又有很多抱怨，就可见高速公路收费或者免费的问题都不那么简单，涉及到很多关系需要处理好。

对于欧洲和美国出现的危机，要认真总结，我们更应该认识到需要把复杂的利益关系处理好。比如说美国金融危机是发端于次贷，什么是次贷，就是次级客户的贷款，什么是次级客户，就是还款能力有问题的客户。欧债危机就是国家发债太多用于高福利，超过了自己的能力，最后大家统一来承担。我以为这两个危机都和民粹主义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必须避免这样的失误，才能使我们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来深化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防止极端民主化和极端自由主义行为，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我前面说到我们不要把狭隘民族主义当做爱国主义，比如说我们说钓鱼岛归属的问题，毫无疑问属于中国所有，无论是历史上、地理上、法理上都是没有问题的，都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我们应该在国际政治、外交、军事场合进行坚决的斗争，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很不提倡、很不赞成看见日系的汽车去给划一道子，或者把玻璃砸了。当然王波明汽车可能是美国的汽车，因为他是美国回来的，我觉得无论是日本的汽车或者美国的汽车都不要砸，砸汽车实在是没有任何好处，你的亲戚可能就是在日本投资企业里工作的，可能就是你兄弟姐妹，被砸车的人就是你的叔叔、阿姨，这个究竟谁对有好处呢？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希望我们《财经》论坛能够关注最基本的社会问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