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学术体制最好推倒重来

2013年01月05日 02:11
来源：华夏时报

0人参与0条评论

作为当代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之一，除了日常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周围朋友的推动和邀请下，陈嘉映这两年也一直在尝试着拉近哲学与一般公众间的距离，因此也有意无意增加了与哲学圈外人士及一般人群的交流和沟通。

陈嘉映从来没有刻意扮演一个面向公众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但他也从来没有回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应秉持的学术良心与社会责任。新的一年已经到来，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形势下，陈嘉映的“中国梦”呈现出的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华夏时报》：你个人的学术思考在这一两年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

陈嘉映：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得由别人判断，我自己一直追索自己的问题，“一条道走到黑”，但别人也许会判断说我的想法变了什么的，内容、重心、方式发生了变化什么的。

《华夏时报》：如何评价当前中国哲学的整体学术水平？

陈嘉映：当然是非常低的。中国的文史研究这30年可以说在重新起步，一直在摇摇晃晃地学走路，而这些年中国的学术环境在不断恶化，学术体制和大学体制非常恶劣，鼓励浮躁，鼓励急功近利，这个体制现在恶劣到了极点,跟外部社会的浮躁和功利形成恶性的呼应。

《华夏时报》：那最糟的是什么？

陈嘉映：我无非老生常谈——缺少自由和独立的学术空间当然是第一位的因素。我这里谈的缺少自由不特指政治控制，而是更宽泛意义上的行政规划和控制，由教育部、文化部、中宣部这些机构来规划、评判、鼓励，把思想和学术纳入生产模式。他们甚至还想规划生产学术大师呢。这种行政控制一切的机制当然生产不出什么大师，只能生产腐败。我相信，如今学术腐败更甚于经济等领域的腐败，只不过所谓学界无足轻重，造成的直接危害公众不那么在意就是了。

《华夏时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或者说体制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陈嘉映：行政膨胀、体制僵化不仅出现在中国，西方也有同样的倾向，只是不像我们这里这么糟。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中国的问题，一个是时代的问题。文史研究本来不同于自然科学，却模仿自然科学，结果，文史研究成了学院里自说自话的活动;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中，浅俗娱乐等等把严肃思考挤压出去，这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除了这些一般的困境，中国还要再加上自己特有的困境，因此中国的情况格外糟。

《华夏时报》：中国的学术现状在未来几年内是否会有一些改善？

陈嘉映：不大看得出苗头，目前没看到任何积极的变化。如果你要让我随意想怎么才能改善，我想，首先是去行政主导一切，上面说到的那些部门全部取消掉，情况一定会改善不少。中国现行的学术体制最好整个推倒重来。

说了这些，我们还是可以持少许谨慎的乐观态度。也许，体制糟到了极点，不得不有点儿改变。而且，即使有这么个体制，总还有一些学者——凤毛麟角吧——在坚守自己的学术操守，在认认真真做事情。这样慢慢积累，积累得丰厚一点儿，假以时日，会从内部形成一个传统。

《华夏时报》：这种所谓“谨慎的乐观”，在近一两年内能实现多少？

陈嘉映：不会有大变化。学术不像股市，一下子牛市来了，学术积累永远是个慢功夫，学术败坏起来可以很快，却不可能一下子好起来。

《华夏时报》：由学术、文化领域再放大到中国的一般社会及政治、经济生活领域，你会有什么样的预期？

陈嘉映：谈论这些的人很多，该谈的都谈到了，只剩下做了。我没什么新鲜的可说。过去十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你可以说，这是对几千年沿袭的一项制度的重大改革，但相对来说难度并不是那么大，也不直接触动哪个特定的利益集团。现在我们面临的改革目标，则需要更大的政治意志、政治智慧，甚至需要冒相当的风险。

《华夏时报》：最后想问一下，2013年的中国会发生什么？

陈嘉映：这我哪儿知道。我估计，会有很多新政推出，但没有什么重要的新政会成功，到年底之前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清楚，新政推行不下去，领导层是缩回来，还是有足够的政治意志，肯冒一定的风险，坚持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这个巨大的转型不会是一路平安的。

《华夏时报》：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今年的个人工作计划或重点？

陈嘉映：基本上还是此前工作的延续。我答应重作冯妇，给《新世纪》再写一年专栏，专栏内容主要还是跟哲学有关，但不是语言哲学、科学哲学这类，关心的人不多，而是跟社会、人生、政治等话题关系近一点的。

我们现在的哲学相当学院化，同时，还是有一批有教养的读者有对论理的热情与兴趣，我尝试跟这样的读者交流，不是所谓普及。一直以来，我都愿意跟哲学圈外的朋友交流和碰撞，像去年在你们《华夏时报》上发表的跟作家狗子的系列对话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