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宏观与微观

2013年02月02日 00:06
来源：经济观察报作者：梁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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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

过去一年，我在经济学领域的阅读集中在两个方向，个人行为的基础与集体行为的表现，前者微观，后者宏观。在我看来，这正是经济学在过去十余年里取得最大进展的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的发展，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也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工具和新的视角。

幸运的是，在这两个方向，去年都有一系列重量级的著作品出版，可以帮助我们迅速触摸到国际学术前沿。第一本自然首推的是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此书英文版前年年末出版，马上成为当年美国许多图书排行榜的年度十佳畅销书。对于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而言，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卡尼曼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在2002年与史密斯一同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同为“实验经济学”这一领域的奠基者。当年因此曾有许多经济学家颇为不平，觉得是史密斯确实率先提出“实验经济学”的概念，并为这一学科作了许多基本工作，而卡尼曼只是写了几篇被实验经济学家看重的论文，很大程度上沾了史密斯的光。

十年过去，现在回头来看，史密斯的影响力(如以论文引用率来参照表示)在获奖后变化不大，卡尼曼的影响力却直线上升。卡尼曼在三十年前的一篇论文，现在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领域影响力最大的论文。史密斯确实开创了一个新学科，而卡尼曼则改变了整个经济学。而这本《思考：快与慢》正是他一生思考的总结，并为未来的研究指引了方向。

柏拉图曾对人的理性作过一个比喻，认为激情是驯服的马，欲望是桀骜的马，理性如同车夫，谨慎地驾驭着激情与欲望。这个比喻非常精妙，但直到卡尼曼的出现，我们才终于把车夫请下马车，直接地研究两匹马及马车的结构。

卡尼曼认为人的头脑中有两套运作模式，一套快，一套慢，前者省力，后者费劲。常用的无意识的“系统一”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作出判断。系统一高效却易错，固守“眼见为事”的原则，任由损失厌恶和乐观偏见之类的错觉引导我们作出错误的选择。相比之下，有意识的“系统二”会通过调动注意力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它的速度要慢很多，但不容易出错。我们只有在意识到系统一可能出错时，才调用系统二来认真对待问题。

不妨举一个书中的例子。已知信息“琳达是一位31岁的单身女士，一位个性直率又聪明的女士，主修哲学。在学生时代，她就对歧视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较为关心，还参加了反核示威游行。”请对下面7个选项排序，按照你认为的可能性由高到低排序。“1岁琳达是小学老师。2.琳达在书店工作，她还在学瑜伽。31琳达积极参与女权运动。4.琳达是妇女选民联盟成员。5.琳达是银行出纳。6.琳达是保险推销员。7个琳达是银行出纳。还积极参加女权运动。

如果您的答案里，选项7排到3或5的前面，那么就是系统一犯了个典型错误，需要系统二来纠正。这样的认知错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或者说，这样的认知模式并非什么错误，我们本来就是这样来认识世界。虽不够完美，却能保障我们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取得了极可观的成就。

主流经济学正是在卡尼曼等的研究基础上，对堪称完美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基本假设作出调整：人是理性的，但只是有限理性，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理性。我们的行为，注定会系统性地偏离绝对理性假设，另一本去年出版的著作也验证了这一点。那本书是《自控力：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心理学课程》

这本书触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备受困扰的问题：难以自控。难以自控的现象普遍存在，学生在写作业时要拖延，白领在回复邮件时要拖延，家庭主妇为打扫卫生而拖延；我们早上无法督促自己按时起床，平时无法督促自己去健身房健身，晚上则在电脑前迟迟不肯睡觉；另一方面，我们无法控制自己不刷微博，无法让自己从网络游戏中退出，无法控制自己吃甜食等等。我们总是沦为欲望的奴隶，明知有更重要事情和更正确的行为，偏偏无法控制自己。

即使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也不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是较早研究自我控制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当年在印度访问期间，要将一个箱子寄回给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碰巧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承认，他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每天早上醒来都决定第二天早上去把箱子寄给斯蒂格利兹，就这样整整拖了八个月，直到身边另一个同事也要去邮局办事，他才“搭便车”地完成这个任务。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麦格尼格尔引用了大量最新研究，帮助我们意识到，意志力如同身体上的肌肉一样，也需要锻炼，也需要保护。同时，人的自控力似乎是有限的，比如统计表明，减肥的人群比一般的人更容易出轨。似乎自控力在减肥这件事上完全耗尽了一般。

当我们意识到这些自控力的特征后，就能更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比如每天早上的自控力最强，那么就把最困难的工作放在一早去做。又比如自控力很容易受到同事影响，那么就事先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人，利用他人对自己的压力来约束自己。当自己想把手头的工作推到明天的时候，就这样质问自己，难道这一年的每天你都想这么度过吗？

经济学与心理学协作，已经把人类微观行为的研究推进到很深入的程度。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在宏观层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去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一本是哈佛教授格莱泽所著《城市的胜利：城市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另一本是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阿西莫格鲁与哈佛教授罗宾逊合著的《国家的失败》(Why　Nations　Fail)。

先看前一本。格莱泽认为，虽然很多学者都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质疑，但城市化无疑是这几百年来最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城市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福祉。城市让人类变得亲密，让观察与学习、沟通与合作变得轻而易举，城市促进了思想撞击、文化交流与科技创新，城市减少了总体上的环境污染，城市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医疗和教育……城市对人类生活的贡献难以估量。

城市化还是个进行中的问题。以印度和中国为例，这两个国家的大城市人口都非常密集。孟买的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英里5万人以上，大约相当于纽约市的两倍。作为中国大陆发展速度最快、与中国香港隔江相望的城市，深圳的人口密度在每平方英里1.5万人以上，诸如此类高密度的城市必须发展公共交通而减少私人汽车，必须更有前瞻性地规划住宅布局和安排公共设施。如果印度和中国的这些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因为拥有更好公共交通和易居住宅而显得更舒适的话，全世界也会因此变得更安全。

与格莱泽相比，阿西莫格鲁等更注意一些国家失败的教训。以美国—墨西哥边境线为分界的、具有相同地理环境和文化因素的两个市镇为例，其居民所享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福利相距悬殊。这两个市镇的其他外部因素几乎都一致，那么制度是分析两地经济差异的唯一解释了。

具体地说，阿西莫格鲁把国家的根本制度分成“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两大类。前者意味着公民在国家权威的保证下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中，从而享受到非歧视性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公平竞争的经济游戏场所，同时也享受到对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与之相反，后者意味着统治者不仅不愿意与大众分享经济成果，而且会采用政治制度来榨取大众，与民争利。

在短期之内，这两种制度都有可能稳定存在，都有可能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从长期来看，榨取性制度不可能保证经济激励，也缺乏政治合法性，所以必然会导致崩溃，即国家的失败。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的视野宽广，试图在一本书里为全世界“失败的国家”作出一般化的理论分析。有些学者批评他们野心过大，力所不逮。而同样是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的经济学家贝纳基与杜弗罗就试图用较微观、较可靠的方法来研究类似的问题。他们去年出版的新作名为《贫困经济学》(Poor　E-conomics)，他们的新方法叫“田野的实验经济学”

田野的实验经济学，并不只是单纯将实验室内的经济学实验搬到田野背景里，而是利用天然或者人为的实验设计，真实地检验人的行为表现，并与我们过去的理论研究相互参照。这种方法把经济学家拉到田野现场，好让书斋经济学家实际地了解人们的想法。

在田野的实验研究中，很多大规模社会影响的机会可遇不可求。比如说，朝鲜战争后的南北分裂就是一场自然实验。文化、地理都很接近的两个地区按照各自认同的模式发展，几十年过去，结果已经很明显。又比如中国在七十年代末期施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也是一场大型政策实验，产生很多未曾预料的后果。有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这场“自然实验。可能使得一代中国人变得更自私利己。

这种自然实验非常难得，可贝纳基与杜弗罗认为，我们至少还能主导一些小规模的实验，而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比如说，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非洲某地的教育问题，发觉怎么建学校，怎么招老师，怎么激励和引导都归于无效。最终，另一些田野实验经济学家发现，问题在于当地疟疾横行，绝大多数孩子因为疟疾而无法上学。因此试着在当地发送价格低廉的防疟疾的药片，很快降低当地的发病率，入学率也随之上升。

不管是微观地研究个人行为还是宏观地研究国家的经济表现，我们都还所知甚少。好在行为经济学和田野的实验经济学为我们指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这也是去年几本经济学著作给予我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