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科斯：中国税收制度加剧不平等

2013年02月17日 16:54
来源：中国新闻网作者：张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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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

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影响着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同时，他还以一个英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在美国关注着中国经济改革，并试图以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观点，解答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

102岁的罗纳德·哈里·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依然活跃在经济学界。

他尤其关注中国经济发展。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他出资组织了一次同主题学术会议，一时引发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最近，又和助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王宁合作出版著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文版。

科斯出生于伦敦一个工人家庭。由于从小患有脚疾，科斯进入政府开办的特殊教育学校，并通过努力考入伦敦经济学院。这暗合了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市场给予个人自由竞争的机会，个人凭借自身努力改善生活状态。

科斯获奖的1990年代初，正是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代同步开创的“新保守主义”(英国称作“新自由主义”)后，小政府、大市场模式盛行之时。此后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乎被新制度经济学家垄断。

他的“科斯定理”被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直接影响了张五常、周其仁等中国经济学家。他们因自由市场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被看做预测者。

通过科斯的助手王宁，《中国新闻周刊》以电邮方式就当前中国经济问题采访了他。

尽管在采访中，科斯不认同“万事皆管”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但他也并不排斥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的积极意义，并引用凯恩斯的话，“经济学家并非文明的受托人，却是文明可能性的受托人。

只要私企可以同国企自由竞争，

国企就没什么可批评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当今中国市场中，土地、金融、财政等多种因素，都会使得私企尤其是中小私企交易费用增加。如何打破私有企业所面临的“玻璃门”？

科斯：只要有自由竞争的环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应对这些交易费用的。如今，私企最大的挑战是，他们仍然遭受着种类繁多的政策和政治歧视。他们很难进入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主要是由国有银行所控制。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科斯：要抛开为私企设置的种种限制。只要私企(或任何企业)是依法运营，就该享有自由。我们在《变革中国》这本书中反复强调，如果一些经济行为体不遵守市场原则，市场经济就不会成功。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如果中央政府尚有所担忧，就让省、市或者县级的政府，或者某些部门、地区先行试验。例如，2012年初，温州就被作为金融改革试点。改革可以更加大胆，真正向私企开放银行系统。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的中国，国有垄断企业面临两个改革方向：一是国有资本化，一是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你认为哪个更加合适？

科斯：不同的国企可能需要区别对待，应该也还有其他的方法。主要的目标，是开放国家垄断部门，让他们加入自由竞争。至于是否需要开放中国所有的国企，则可以自由讨论。

深圳的政策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让土地交易成为一种开放的市场行为？

科斯：只要交易双方可以自由讨价还价并达成交易，那么市场行为就可以发生。中国的情况是，政府宣称了对土地的拥有权。国家必须允许土地的事实所有者——多数情况都是农民——进入市场。这样，国家可以通过收税在土地交易中获得很大利益；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就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中国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为，应该叫做单方面获取。这显然并不是市场行为。

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带来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这在中国已经被广泛报道。

中国新闻周刊：能否解释一下“获取”的含义？

科斯：这是一个法律术语。在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赔偿或不赔偿，从土地所有者手中“获取”一部分财产权——只要政府能够证明这种“获取”符合“土地征用权”条款。而在中国的案例中，政府在土地交易中的行为似乎属于非赔偿性“获取”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土地交易仍然由政府主导，如何让合适的交易方协商达成赔偿？

科斯：政府可以作为调节器和裁判员，而不是交易方，来主导土地交易。政府不能在土地交易中扮演双重身份，即便没有违背公正。

中国新闻周刊：近日，深圳发布了一个土地双轨制文件，允许深圳农村变卖集体所有的工业用地。你认为，这是否为中国土地政策提供了一个改革的方向？

科斯：深圳的政策显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是一个辽阔而多元化的国家。一种方法或许在一个地方能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中央政府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大胆尝试不同方法，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不平等本身并不是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47。连自由程度很高的国家，比如美国，都没有超过0.40，更不要说那些高福利国家。

科斯：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中都不可避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以及地区多样性，基尼系数高也在预料之中。争议的核心在于，导致不平等问题出现的中国市场经济，其深层问题是什么。

比如教育和税收制度，在最发达国家都发挥着强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在中国，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只要社会流动的大门是打开的，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自己孩子的未来有希望，那么不平等本身就并不是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书中引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来表达自由市场中的个体幸福。能否解释一下“幸福。的含义？

科斯：没有必要去定义幸福，因为它是一种主观精神状态。如果是在过去的中国，不那么幸运的中国人——我认为数量一定很大——对未来几乎没有希望，改善生活的机会也受到限制，那么幸福就很值得关切了。就政府的关切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不平等到处都存在，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关键在于，收入多少都应该让人感到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