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布力思想互动空间D：“金融新政”回眸与展望论坛实录

2013年02月23日 18:44
来源：凤凰财经

0人参与0条评论

自动滚屏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三届年会

主题：思想互动空间D：“金融新政”回眸与展望

时间：2013年2月23日下午(15：45-17：10)

地点：橡树厅

内容：

主持人陈琦伟：大家下午好！现在开始。

因为我前面参加了一场是讨论资本家和企业家关系，结果在那边吵起来了，吵的很热闹，我以为我们下一场在同一个厅没下来耽误大家时间了。

这个题目正好在喇嘛响之前热议了一下，出题的角度有点泛，但是意图很清楚，开始之前把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利平、陈志武、梁锦松主席、王梓木滑雪比做企业名声还大，王定林是中融国际的，周秘书长是贵州省金融办主任，李亦非李主席是大名鼎鼎，吴庆斌吴总。

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是讲金融新政，其实讲到底有一个对金融业的概念理解问题，包括我们新政也好、金融改革也好，它的功能是什么？我们上面一场为什么吵的比较厉害，因为引到资本家，资本和企业的关系，资本的功能是什么，到底是老板，还是服务，所以延伸下来对我们这场讨论我个人感觉是有启发意义的，金融的目的是什么，是为老板、为政府的目标服务的，还是为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服务。

去年以来确实在金融市场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但是它根子是很深很远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银行体制现在是严重落后于服务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几大银行的垄断性利润太高，但是整个银行对经济转型，特别是对创新活动，对于一种更加可持续发展融资功能严重不足，这是国内外都非常诟病我们金融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资本市场，由于长期性的急功近利的眼光使得资本市场客观上逐渐丧失融资功能，游戏规则不清楚，出现了很多丑闻，所以使得金融市场也必须面临一个重大的改革，郭主席去了以后推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非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功能、综合功能的提升，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源于中国经济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深层次的要求，在座几位都是金融大家，在金融市场经历了十几到二十年的时间，都非常具有发言权，大家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对中国金融新政，或者说金融体制改革最急需的，从它的功能和目的上，大家做一个简要自评论，或者是建议，大家可以尽情发挥，谈一些自己的观点。有一些好的观点是从嘉宾的真知灼见，引出的思想火花的碰撞，就是头脑风暴会更加深入，我们寄希望在下面的时间出现一个精彩的讨论。陈志武你先开一个头，陈教授对中国经济在国内外讲了很多，在这个场合你做一个简要点评。

陈志武：压力很大，因为时差，再加上上午一直在滑雪，两个加在一起让我非常困，所以非常不好意思。

主持人陈琦伟：滑雪应该精神更加好。

陈志武：耗费非常多的体力，具体的关于金融新政，特别是证监会的新政里面，其实有一条我一直不赞成强制上市公司分成，原因就是国企原因不分红留下这么多的利润，又促成了过度的投资、盲目投资的冲动，所以就要强制这些国有上市公司去进行分红，实际上从金融市场本身的角度来讲，不管是晚清时候，188几年当时中国刚将兴起的股票市场，还是现在，我以前做过一些研究，实际资本市场越不发达的过程，强制分红的倾向性就越强。包括过去几年，原来我以为对金融最了解、最熟悉的哪些监管部门的决策层的人聊天，我说难道融资过来的一块钱和分红出去的一块钱都是人民币，难道有差别吗？

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也做一些公司的独立董事，所以我要先要声明一下不是要讲这些公司，去年有一些投票的公司，要定向增发股票，就是因为资金不够，要增发几百个亿，增发的价格因为是私募增发有百分之十几的折价，同时分红又比较多，我觉得这个不能够理解，让投行多赚一笔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要股东做出这个牺牲？一方面分红二百亿，另一方面又花方方面面的费用，包括百分之十几的折价，又分红二百多亿，走一个来回以后让投保者损失至少百分之十几的钱，我和CFO、和其他人聊了以后，包括和证监会的人聊了以后他们觉得不一样，难道二块钱的人民币有差别吗，但是这个相对来说是稍微专业一点，在我们搞金融的人看来一块钱就是一块钱，应该是没有差别的，股东的利益最大化，最终要决定监管政策应该要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国有企业目前为止仍然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主力军强烈要求一分红，这是不符合的。

贝多广也是我最近几年提到的比较多的，中国几年的金融发展都是生产金融、投资金融几乎为唯一的理由，但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早成立的中国经济整个过度依赖投资，实际上我们了解美国一下经济的发展，历史上特别是从185几年开始整个19世纪后半期之期，整个金融革命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在生产和运输、铁路的出现，但是从185几年开始美国经济美国已经把工业革命的重点从生产转移到跟消费品有关的，特别是我比较喜欢的要看看美国家庭里面起居室里面家具的变化，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看到工业革命的产品出现，但是金融对美国经济的转型贡献很大，从那时候开始消费金融成为我们现在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最早的缝纫机，先把东西拿走，再分期付款，其实今天中国尤其需要发展的消费金融，刚才多广说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中监管层看来推进那么难，因为跟体制有关系，各个地方监管部门如果推消费金融政绩是看不到的，如果要通过投资金融、生产金融建几个高楼大厦、机场对我政绩贡献非常大。现在还是推得不够多，跟消费者金融有关的是投资者金融，我在其他乱七八糟的文章里面谈到，围绕着个人和家庭的方方面面的金融需求更多的创新和发展是目前中国金融整个行业重中之重的一个问题，所以也很高兴的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谣言，周小川继续做行长，郭树清继续做证监会主席，这样也好，可以让郭主席的新政继续做下去，我也注意到周小川是非常有干劲的，想继续把中国的金融体系往应该有的方向推动的更多。

主持人陈琦伟：陈教授刚才在朦胧状态下做了很精彩的分享，很高效率观点的展示。刚才陈教授提到的是强制分红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背后是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的畸形，轮为圈钱，而不能得到收益，变成投机性的场所。第二是国企的问题，这种大盘股每上一次吸金的能力特别强，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

梁锦松主席是证券监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样上市公司的表现，在融资和让投资人享受到权益方面，这样的一种功能是一种比较健康的市场功能，特别是梁主席不仅是管理香港市场，香港市是不仅是国际市场，可以带领其他？

梁锦松：刚才陈志武谈的这个问题，以前我也在一个大的银行做过独立董事，也经常谈到为什么有这个问题，最终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股民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大股东的要求，如果不分红可能从各个方面，包括现金收入等方面都比较难入账，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企业增长还需要更多的资本金，从小股东的角度来讲可惜不分红把这个资金留在企业里面更好的发展可能会有利。就像陈志武说了分了红以后资本金不够还要到公开市场募集，一来一会有钱给投行赚之外，最重要是在税收方面，毕竟在分红的时候小股东还要交分红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效率是不高的，但这个是不同的政府部门的要求，说白了就是财政和监管部门的部门主义，或者是不协调。

所以从所谓金融新政来讲，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刚才主席说资本和企业谁是老板的问题，？理论金融影戏是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特别是1971年之后，美元脱离金本位货币从有毛变成无毛的货币，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看见西方的中央银行因为所谓金融危机印钞票的速度是增长的，如果不小心就是骑在实体经济上面的老虎，所以有一个说法是异化的现象。而钱的流动可能有一个更好玩的，钱的流动可能是一个很快的，在电脑上一个指令就可以进行几十亿、几百亿的流动，比实体的流动快很多。金融的风险很容易绕过不同的监管节的要求，所谓监管套利。金融市场也是最国字化的市场，所以不同的方面，再加上现在更宏观的方面IT对各个方面的影响，IT可能会冲击传统的金融业，我提出的这个在不同的宏观因素体下，货币的快速增长，而且很多时候监管是落后于形式，还有IT的增长，很多金融危机可能会陆续的爆发。

确实刚开始探讨的问题，部门之间的不协调，包括金融领域的不协调怎么办？现在中国和很多地方的国家和地区都一样，都是分业经营的，但是在金融产品用不同的方法去绕过行业本身的经营，利率和其他的商品也好，或者是股票的回购挂钩的，银行的产品还是证券市场产品，保险和其他也一不同的挂钩，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就是在部门之间怎么样协调的问题，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反映，有时候是把它合起来，好像英国的统一进行监管，我们在单一的部门经人去监管已经很困难，找一个市场都很懂也很困难，从人的角度来讲分业经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怎么来协调呢？

在香港是财政司每三个月开一次会，所谓金融监管者的议会，每三个月要看金管局、证监会、保监会、场资金(和国内的社保基金差不多)，四个组织每三个月开一次会，政策是否有矛盾、有没有协调，有没有新的危机需要我们去做，避免这个矛盾，因为财政司也管财政，也管整个经济，所以把部门之间的矛盾可以避免和协调了。而且在财政司下面有一个管金融服务的局长，他每个月跟四个部门同样开会，他主要的职责是看市场上有什么新的危机，我们要保证市场稳定，所以他从市场稳定的角度来保证，虽然是分业经营，但是是在政策和市场操作层面避免风险，更好的进行协调，这个我不知道在中国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主持人陈琦伟：谢谢梁主席！梁主席刚才其实提到的，允许我借主持会议的机会追问一个问题，因为梁主席原来是管理者，后来是管理大金融机构，特别是现在国有金融机构有关，根据您的专业眼光来进行评价，今天的所谓主题“金融新政”，从企业界，或者是国内机构的角度来看，很多面对的问题都是有点事情已经发生了，矛盾积累到很大的地步，政府觉得这些问题非得要解决，然后采取了措施。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梁主席刚才给我们展示的前景，金融界在全球角度来讲到了一个更加新的发展阶段，一个是全球化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有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大家的脱困，在全球环境下货币流动又打破国界，加上IT的影响，我的理解是不是有点更加高级、更加宏观的问题，梁主席从您的角度来评价以下，用这个视野来看中国的金融新政，金融的管制思路，您觉得这里面的差距是否大？梁主席比较尖锐的来评价中国政府的政策，但是我们实际想了解金融新政的四轮和全球的金融发展趋势有许多看得出来的脱节，还是比较接近，这个方向是对的。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评论？

梁锦松：国内的事我不敢评论，因为还是生活在香港，所以每个星期都会来，我做财政司的时候是14年以前了，做政府我自己的体会是每天都要应对危机，无论政府怎么防备还是会有危机出现的。另外一方面还是比较宏观、长远的去看问题，刚才我说财政司统领的所有金融部门、监管部门每三个月开一次会，就是有一个直接比较长远的、宏观的群协调各个部门出现矛盾，在各个部门可以更好的去寻找、抓住这个机遇，这是香港的做法，在国内是否有，我猜国内的领导比我们聪明，肯定会处理的更好。

主持人陈琦伟：梁主席讲出了这个意思，我个人是比较怀疑，因为部门分割比较厉害，我们总理马上下台了，管理很严格，我个人比较担忧，我们的管理思路和全球金融的现状，一方面金融危机给我们的管理带来危机。

陈志武：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表面的，比如说一个总理可以管，还有一个管金融的副总理可以协调，还有金融工委。

主持人陈琦伟：没有了。

陈志武：不是金融工委，是金融领导小组。

主持人陈琦伟：功能还是可以有。

吴庆斌：其实刚才梁主席，包括陈教授其实探讨的问题是分部监管，还是大部监管、混业监管还是分业监管的问题，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局面，就是大资产管理时代，现在当然说银行几十万的资产，现在银行的理财资产有8万亿，信托成为第二大金融产业，有7万5千亿，现在同时又放开了券商的资产管理计划，券商也可以做理财的把老百姓的钱拿来集合管理，现在最新的就是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功能，这种情况出现以后可能就像刚才梁主席提到的，所有人都在做资产管理，就是把老百姓的钱拿过来去放贷，如果我们全社会融资规模是占14万亿的话，银行的信贷资产，就是放贷款大概每年7万亿、8万亿，9万亿也好，这些机构放出来的贷款增加社会融资可能占百分之五六十，现在是占20%的市场，如果同时几家机构都在做，我想2013年就这块的钱，社会的直接融资可能达到四五十万亿，刚才梁主席提到的结构化资产，这里的东西已经倒逼着监管部门，现在证监会的券商和银行都可以做资产管理，下一步保险公司放，这时候你再怎么管，如果还按分业监管管不了，可能央行大概定义一个盘子，社会总规模是什么样的，央行定社会总规模是12、13万亿，我们信托用了三年的时间增长了4万亿，基本每年百分之四五十的增长，在这个新政下，中国财富时代到来的时候，直接的财务需求和管理需求倒逼着银行其改革，走利率市场化，所以这块的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这个市场也增长的非常快，就是大家有钱的，银行给的存款率水平不满意，下一步保险公司一出来可能比我们信托公司发展的会更快，这个情形底下怎么办？

主持人陈琦伟：伍总的发言提出一个很好的话题，其实也是包含在这个范围之中，由实际政策引导形成的，包括市场推动的大资产管理的这一一个趋势，但是引出一个巨大的趋势对中国过去二十年持续高速增长形成了一个决大财富，这个财富管理，我们的金融体制为他的服务能力严重不足所产生的结构问题。包括以前媒体报道的问题，富豪有钱都移民到国外去，到国外去买房子，奢侈品都去巴黎，去巴黎就干三件事情，买艺东西、吃饭、上厕所，三件事情干完，巴黎其他的东西不享受就回来的，就是因为钱太多。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后果，或者是一种结果，对我们金融体制、金融政策推动带来的要求。

像吴总是在一线做信托的感受非常明显，就是在资管、资金提供方面，一个是从政府层面、一个是从社会层面是否有一个充分的准备，王梓木是否有兴趣做一个评论？

王梓木：我从保险的角度理解一下我们讨论的复杂问题，这次叫金融新政，其实看来也有保险新政，最近还出了一个投资新政，影响也很大。我想可能和最近的换届有管理，中国政府一换届新人新政，这也是一个好事。刚才主席谈到金融的一些基本功能不能忘掉，过去我们讲金融的本质功能到底是什么？对出的钱人来说是理财的，对于用钱的人来说是融资，但是理财的放是是多种多样，我们的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等都是以不从的方式理财，在理财的大军当中保险是不一样的，主要是提供风险报，用风险保障来满足用户的需要，也就是说你向老百姓卖的是什么，遗憾的是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80%卖的是理财，而不是风险保障，把自己的主要功能弄明白，把这个功能建设好、发挥好，所以保险行业在讨论怎么进一步回归风险报，因为卖保险的能力非常强，但是管理能力又非一弱，所以保监会又出来一个保险的投资新政，用我们的话理解一个是放开、一个是开放。所谓放开酒席保险业的资产不仅仅由保险公司来管理，可以由保险公司以外的机构来管理，过去只能9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来管，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的固定收益类的产品做的还可以，权益类肯定做不证券、信托、最近是放开了，可以不委托你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直接委托其他金融机构来管理，同时也出现另一个开放，就是保险的公司的资产不一定委托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委托外面的公司可以管，同时你的资产管理公司也可以管理其他的资产，包括一些公募都可以做。

主持人陈琦伟：像这样你们资产管理公司其他人是可以入股吗，还是独资的？

王梓木：现在都是保险公司自己的股权，还每一开放？

主持人陈琦伟：互相参股也不可以是吧？

王梓木：一般原则上没有。

主持人陈琦伟：原来我知道百分之百，服务内容开放了话？

王梓木：你是说股权结构的变化？

主持人陈琦伟：对。

王梓木：这个还没有探讨。

主持人陈琦伟：这个一开放团队不一样、机制也不一样了。

王梓木：说一句比较实在的，保险公司资金管理运用的功能并不健全，没有那么完善。但是现在总的印证了一个观点，就是昨天老先生的一个观点，就是金融改革的一个分享，基本方向是市场化，这是在进一步前进。而已在市场化当中不仅是建立市场、私有化彻底打开了行业壁垒，真正让金融资产走上市场，谁有能力谁来管，谁有本事谁来做，这就要求我们资产管理公司必须要有一套办法，过去仅仅抱住自己这一块领地不放，现在栅栏都拆除了，这是好事。但是下一步我们有很大的压力，他们的管理能力，对他们的要求，特别是专业化水准、差异化竞争能力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能力的建设现在是最重要的，现在看来游戏是金融资产的使用效率应该得到提升。这样一来确实是怎么管，监管的问题是一个问题。

主持人陈琦伟：改革方向做的话它的市场化方向非常明确，从这个意义理解金融市场的改革一定会程度上会走到前面去，特别是跟国有企业、央企的改革相比，因为央企过去二十年有一个现象，央企的垄断性、资源的占有性增加的很快，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改革的意愿，也没有任何改革的措施，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是积极的。

王梓木：老百姓理财的收益率也会有效的提高。但是这个钱现在往那儿流管理上也存心很大问题，现在地方政府的大量融资平台在那儿放着，其实对保险资金来说本质特征第一是安全性，其次是流动性，最后才是受益性，放开以后会不会倒一过来钱敢拿出去但是对它的一风险系数的判断和把握的能够有没有。

主持人陈琦伟：梁主席您来评价一下？

梁锦松：肯定会变化，因为背景是客户的主导，客户去选所谓保险产品，因为：第一政府批的保险企业保底肯定是没问题，很主要是你给他的预期回报怎么样。你管理公司的能力怎么样，所以这是监管和政策预期、跟企业自己本身的管理能力的提高的一个互动。

刚才我说了，谁来宏观的在管这个东西，而且不仅是管，而是在政策上的引导、准备，中国政府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这不能说市场不好，但是适当的放开和市场是否有序是一个艺术，最后除了这个资质以外是谁来管，西方是谁来想怎么来做，这不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也是一个政府的问题。

陈志武：当然现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都放开，非常好，要不然垄断会导致更多的低效。一方面除了监管方面，除了不同的金融公司和银行的股东的要求比以前更高了，现在既然大家什么都可以做，是不是真的每一个保险公司、每一个基金管理公司、证券、银行什么都去做，这时候资本是不是有相应的纪律，是不是会用资本的一方，就是这些公司的高管形成一些约束，这样一来不至于每个公司什么都做，如果每个人什么都能做好的话天下没这样的事，尤其是陈总你希从投资公司、评议基金公司的角度来说是不是纪律要求的更加高，否则真的容易乱套的。

主持人陈琦伟：李主席。

李亦非：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可能我们公司不像黑石和在座的很多各位公司这么有名，我们公司英文叫()是全球第二大对冲基金，是只做二级市场，旗下有三个基金。对冲基金从历史发展来说，确实在美国是1949年左右琼斯先生用了这种方法，大家提出来对冲基金的概念，220收费可以杠杆、可以做空，可是中国过去二十年走完美国二百年发展的时间，对冲基金在金融新政的推动下确实是倒逼整个三会可能会成为一个美国的ICEC一样，这确实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

对冲基金我觉得更好的翻译是避险基金，它追求的是流动性，可以带来市场大额的交易，还有透明度，我们公司也是上市公司，是二百多年的公司，是自称受全世界监管最严的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在中国的发展，尤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财富积累的时段到了管理财富的时段，就像你刚才谈到25万亿的市场管理，风险管理就是刚才陈教授谈到的纪律，其实从某种程度也叫类固定收益，你有一万块钱的人恨不得赌博，半年就收回成本。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更多是财富保护，保值和增值的关系，所以它更多是避险，对大多数的机构投资人说是选择，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其实也把资产配置到对冲基金里面，中国的社保大概选择了国外几十家的共同基金，其实他所选择的共同基金量越大、数额越多，他的b指数就越高，你选的越多你跟市场的指数就完全一样。最重要是你追求的正相关性，中国呼吁对冲基金时代的来临，要做对空，股市叫风险分布，意义现在所有市场允许的融资融券，据说今年6月份要推出的债券期货，都是在金融工具梁主席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些刚刚推出来好像有五家大银行，像摩根斯坦利拿到股指期货，我认为今年和明年是对冲基金的元年，业绩不好作为投资管理人来说我的目的就是防范风险，保护你的资产，但是可能这个市场大长的时候我可能长30%，在市场跌20%的时候我可能只跌3%，对于资产控制大的风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机构投资者。我的对冲基金不要怕“对冲基两个字，它是避险的功能，是金融新政的所有产品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在岸了离岸的交流对交流和发展的工具提供了一个机会。

主持人陈琦伟：多广你是否同意。

贝多广：具体的产品我不敢评论，我就回到主持人提到的金融新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谈一点我的理解。我理解朝市场化的方向推进，但问题就来了，因为资本市场本来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出来的，二十年，我们改革开放三十，都是新的东西，一开始就是交易所市场，怎么对他要进行改革、要新政，昨天很多大家都讨论了，改革当中不是改革的问题，三十年当中三十年每问题，但是我们站在金融的范围来说，我子一的感觉过去我走的路，当然二十年走完二十年，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的市场化道路，这个问题要深刻反思，我们现在要走金融新政、市场化就是走国际化道路，真正按国际惯例、国际标准来推进我们的市场化建设，这一条非常重要，过去二十年我们也说市场，有很多现象，包括刚才陈志武提到的政策里面的强制分红，本身也不是市场化的东西，还是有很多尾巴的东西在里面转。包括现在的新政当中，我在证监会开会就提出你们应该提出实习表，五年之后IPO全部放开，你有一个时间表让我希有一个预期，没时间吞吞吐吐，本身这个道路是不清晰，我们实际是走的行政化的道路，具有中国特色，我觉得现在是去中国特色的，但是市场经济少一点中国特色，就是普适的价值，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反过头来，亚布力都是讨论大问题，包括2020年的经济指标，我们金融到底为下一步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实际上郭主席讲的也没有跳开原来简单的资本市场，要更多的为实体经济服务。我现在想到的实体经济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陈志武提到的消费金融纤细做的很差，某种程度上如果消费金融做起来，中国的消费量还可以有一个高比例的增长，这个国际上有很多成熟的经验，拿来就可以，这个问题如果让工农中建交自己从头再摸索一遍需要5-10年的时间。当然现在在逐步放开，建立了这样的一些机构去做，因为我个人的考察，消费金融纤尤其是降到百姓大众的消费金融是一个。

第二从融资的角度有两个领域是非常薄弱的：一个是郭主席讲的怎么为中小企业服务，确实中国是倒金字塔的服务，返过来我一直想这个问题，作为证监会管着资本市场来说，实际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小企业不是靠成熟市场来满足的，像美国更多是靠天使基金、PE冷等，各种民间的投资来完成的，这方面你硬要去搞，现在搞了一个中小企业发债，本身的做法也不是很市场化的，就是学国际上真正的经验和标准拿过来，当然要根据中国特色来做这些事情。这还值得探讨，不是简单的在资本市场范围内，是在整个金融结构中进行讨论，比如现在做的很多小额信贷，实际中国的小额信贷还没有小到很基层的程度，大量的是工农中建他们做的小额是上千万以上的，真正的小额能做几十万、几万的，这样对中国普罗大众的经济基础是有很大的提高。

第三是引起争论的，我也没太多想好，就是地方政府融资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未来城镇化建设当中，虽然我们说要鼓励民间的投资，民营企业去参与这些投资，但是大量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也是各地政府、各级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不光赚钱的事情，许多非营利的、公益的也需要他去做，因一中国制度的问题，市权、财权脱离很大，同时预算法他不能融资、不能借债，这个问题接下来新的领导上来马上要面临金融怎系支持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国际的经验都很成熟，有很多好好的你在美国除了国债以外就是市政债，是很大、很成熟的市场，流动性非常广。最大的问题就是跟过去几年统一银行信贷支持地方政府的做法很大的不同就是期限拉长，第二是可交易，这是很致命的东西，没有这些东西未来可持续性也有问题。

从这个角度金融结构调整里面可做的文章、亿空间非常大，但都是新课题。为什么说是新课题，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是学金融出身，但是现在我们的都是书本上，另外是英美拿过来最发达的经济，不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离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有很大的距离。

吴庆斌：银行是计划经济，每年发多少贷款是定下来的，基本在利率是下浮10%，所以先这两年、三年基本上不做消费金融，大家看2006年、2007年那时候信贷放不出去是做消费金融的，最多上浮20%、30%，他不做市场化，他的责任不是这个问题。

主持人陈琦伟：您觉得城镇化融资是不是一个明朗的前景，还是模模糊糊的？

周道许：我觉得金融新政这个话题选的很好，我觉得贵州是受益者，我们最直接的受益是两个，一个是证监会对上市公司IPO对西部实行绿色通道，这个金融新政确实为西部公司提供了便利之门。第二证监会为了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解决了融资债，我们西部也被列为四个融资债的省份之一。

城镇化现在地方政府对城镇化这一块都在想办法，而且都在研究落实措施，我觉得地方政府城镇化的过程中对融资这一块是高度重视，从贵州来看这几年我们在融资方面是做的比较好，而且也是比较稳健的，因为早些年欠发达地区做融资平台的胆子比较小，总体我们的融资平台做的比较稳健，我看了一下贵州在融资平台我们的负债率比较低、偿债能力比较强，我们贵州在这方面信心比较强。

贵州在城镇化建设方面还有一个好处，我们是资源大省，他的产业，包括融资平台价值比较高，所以可抵押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在融资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优势的。贵州在缓解融资难、欠发达地区怎么解决融资瓶颈的问题我们还是做了一些探索，取得的一定的经验，省委书记赵克智在2月16日专门在金融时报第一、二版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力发展金融，逐步推进小康里面讲了几条措施：

第一提出了贵州融资的几个目标，十二五时期贵州的贷款融资水平要高于平均水平。

总体来说，我看到全国的金融办第一是机构在增加，职能在增加，地方金融办的崛起逐步在发展壮大过程中。

还有一些困惑：是一个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机构，对上面没有一个指导机构，我们觉得中央有一个对口部门，缺乏一个综合协调，为金融办指导服务的。

第二是地方金融办的发展职能和定位方向现在需要进一步清晰和明确。

对所有帮助贵州金融的人表示感谢。

主持人陈琦伟：他们听出来没有提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大家会理解到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金融扩张的冲动是很强烈的，包括地方金融办的问题，我想世界其他政府是没有金融办，金融办是中国独特的金融机构。但是问题会提到这个地方，刚才秘书长讲到这个困惑，下面省政府都有的，我们和金融办的关系很密切，我本人和金融办的合作很多，现在中央有一个口子和他们对口，地方经济发展很快，金融服务就跟不上，我的体会是不是有这些方面原因引起的，金融改革新政和地方政府的服务的关系，金融需求是巨大的，大家还是需要有，会类似我们出现地方政府尝试努力，利平是老金融了，我们来天听张利平董事长的评价。

张利平：我是这样看，

主持人陈琦伟：你启发了我一个很有趣的，金融体系的建设怎么面对中国金融到这样一个体量，刚才李亦非提到对冲基金的问题，对媒体关注的问题好像是未来的，刚才李亦非讲到是今年、明年的事，但是这种观念的问题从事金融新政、金融改革需要多大程度纳入到里面，未来的竞争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眼前的未来？

张利平：因为WTO和中美谈判的问题，外资可以从33%增长到49%，49%以后我相信会到51%以上，就是在中国内地一定有独资，或者是在海外有大股东的综合性的金融公司在中国本土进行竞争，这方面我是这样看的，因为中国迟早会在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暴露出来，迟早要交手的，而且这十年就会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探讨一些战略性的问题，今天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其实我们国家金融市场发展非常快，而且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今天不是因为刘主席在才讲这个话，中国的金融十年的改革是刘主席和周小川行长的原因，中国几大商业银行的股份化，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本金抵抗市场金融危机，今后几年也可能有另一场金融危机，我们是不是可以免予他的风险，或者是金融危机，我刚才讲到一个是监管，一个是人才，在人才方面加速培训，人才的机制方面、薪酬方面，为什么证监会很担心外资独资进来，怕外资进来以后用高薪聘请中国精英假如外资公司，所以国内的商业银行的薪资能否加速和国际的靠拢，我非常同意刚才贝多广的意见，我们今天从监管角度、培训角度，第一步起点要高，海外已经到了这个水平，比如说举一个例子：833，很多国家最终一定要达标，中国这一方面特别感谢刘主席，在他任职期间中国银行要往这个方面发展，美国银行就比较晚一点，欧洲银行快一点，这中间可能有一定的差异和竞争性的差异，达标快的银行一定会赚钱，最终一定会达标，我们知道明天会爬到这一层，我们用最高的要求用国际银行的标准，投行运用国际监管的要求，可以看到目前投行的合资当中，几乎成功的例子很少，两个原因，

刚才讲的，目前我们已经出现很多都放开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但是放开以后会乱，那就是监管的要求，一个是要监管好，另一个是加强使他放开他有效的竞争，昨天吴敬琏教授没有市场的竞争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金融市场竟是这样。

王定林：我讲三个问题：一个是银行、第二是政府，第三是资本市场。

因为我们做投行有时候经常跟银行打交道，几年下来以后我感觉到银行应该对他放开，为什么这样说，就是银行不要去挑客户，只要你风险可控，只要ERP就可以贷款，现在银行是挑客户，我不能给你贷款，这些客户就转到地下渠了，高利贷就出现了。所以我建议银行做的简单一点，要风险可控ERP到我银行来都支持。这是对银行的一种建议。这几年下来我深深体会银行很多对社会上造成地下金融、高利贷我觉得都是银行在挑客户，不是说地下喜欢向高利贷借钱，是很多的贷款得不到银行的支持，才会衍生这些高利贷。

第二是你具备条件了要尽快发放银行牌照，因为现在很少，说白了条款里有，银行没有，达到什么标准可以给你发放但是没有，发不出来，只要具备条件就可以尽快银行牌照。

第三是政府的权力太多了，政府的金融平台、承投公司都是政府的，政府为什么要冲到第一线呢，我们有很多老百姓，有很多公司都在干，为什么要自己去拦，我觉得政府应该放手，不要去管这些任务，政府应该管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这些大的东西你管好就行，其他高速公路、电厂不要去管，很多高速公路都是国有的，电厂不水厂都是这样。

主持人陈琦伟：王总讲的这个完全对，但是这个改革力度就很大的。

王定林：第三是资本市场，这些年下来资本市场一直在下跌，为什么会下跌，很多人问我，资本市场缺了钱以后没有很好的去维护他，特别是上市公司把钱拿走以后，根本没有很好的去维护这个市值和股价，今天跌或者是涨跟他没关系，我心里想幸好没有买你的股票，一上市公司去做你的上市，你的市值管理一定要请专业团队来进行管理，现在很少有做市值管理的。

比如说现在股市低迷的时候，建议政府应该把做空停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站出来增持股票，提供基金，这么好的市场你搞得一塌糊涂，几年下来没有挣钱就证明你的政策有问题，80%以上的人都赚不到钱，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政府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呢，问题出现在那儿？所以说应该去改正它。

主持人陈琦伟：王总讲的非常有代表性，我觉得金融新政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梁总今天来了，你的酒卖的怎么样？

梁总：很好。

主持人陈琦伟：陈教授你刚才要讲什么？

陈志武：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有很多金融办起了很多坏的作用，过去很多上市公司的上市辅导期，地方金融办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实上市辅导期是做假，很多地方金融办参与了造假和欺诈中国老百姓、股民的作用，这样的金融办最好不要，因为中国这样的现象很多了，金融办办公室有组织的进行欺诈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不需要更多的这种威胁。

梁锦松：整个论坛，每一次来亚布力都有一个很清晰的倾向就是市场政府管少一点市场是最好当然我在国外的金融市场也将近四十年，市场肯定是比较有效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市场有时候是市场失衡，或者是市场失效的，所以也不能说完全让市场滞留，有时候市场也可以是无须和无理，特别是金融市场它的流动性太大，这个风险可能是大到整个体系是倒的。

第二我们对国际上要参考，但是也不能迷信国际上的很多做法，反过来看西方的金融危机，就是西方在有些地区的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等也是失衡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要去学习他好和不好的一面。

第三因为越来越都用计算机，也不要迷信因为有些设计的太复杂，有些高管不懂不敢去问，问了可能是很蠢的，但是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假设可能都不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是多让市场发挥作用，而不是用行政的手段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是要注意避免学习国外不好的经验，配合中国的国情，毕竟中国有很多地方跟国外还是不一样的，无论从文化也好、政策也好等等都不一样。所以提出这样一个看法。

就我自己来说在一些国家有一些产业政策不好就影响一个产业，但是金融政策不好可能是影响整个经济和国家安全。

主持人陈琦伟：非常感谢梁主席非常真心诚意的评论，因为金融范围很复杂，我们在座有更加重量级的嘉宾，刘明康主席大家都很尊重他，大家都愿意听到他的评论，在刘主席在主政的时候和小川行长推出了组合拳，中国的危险意识不是很强的，金融危机对中国也是这样，全球金融危机没有打击到中国，中国人没有体会到多幸运，但是是很严肃的事情，包括面向未来新的金融改革，如果刘主席能够给我们做点改革是大家最希望的了。

刘明康：今天很高兴由主持人陈琦伟来做主持和主席，我来听是受教育自，因为整个金融新政大部分是我离开工作岗位了，所以我是来学习，总体来讲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就是这些金融新决分系都是好的，我应该出来了，如果更早一些出来更好，因为推动的市场方向多走了一步，使金融机构有更多的开阔平台和市场操作，所以我认为是很好的，这个金融新政体现了改革开放和为人民的方向。

但是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些缺陷，所以我想往前展望大家讲的很好，特别是张利平讲到管理和人才的问题，梁锦松讲了要很好的平衡国际上的经验和国内的具体情况，我想主要六个字，一个是管理人才，我要加一个“改革”，为什么现在新政里面有一二条不是条好，或者是不太符合市场的机理，其实就是改革的问题，举一个例子，国有企业趴在那里谁都不能动他，但是国有企业又在赚钱，竞争里面有很多国有企业这就不应该了，在竞争领域有现金流的情况大家又不敢动他，一看他赚钱很多，因此证监会就强制你分流，你把钱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效率，你给大家搞的都是保障性住房，每个人发一套房子，还是在搞房屋分配，拿出来进行强制分红。一听到他强制分红，你们是否有注意到，今年一月份出来从现在开始强制上交，大家在抢钱了，因为弥补不了国有企业，就想了很多办法来强制你。造成新政有一些黯淡，这不是金融监管机构能够解决的问题，要加强改革。

同时国有金融机构，和小川一起当时像温总理强烈汇报，先向朱总理汇报，朱熔基总理首先同意了我在香港14家银行的组合，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把一万多亿的中国银行香港募集在一起进行上市，这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工商银行全部卖掉，现在换来不在于PE3倍，除了农业银行其他的钱全回来了，当年剥离的63万亿，在资产管理公司打折去卖的可疑类贷款和坏帐类贷款全部回来了，没有动用纳税人的一分钱，用45%、40%，到现在退到35%的分红全部填掉了，农行是03年才出去的，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填完，但是完全看得到，因为他盈利了，所以他的分红就把这个事情填掉。

其实国有企业完全可以这样作，担心金融机构还应该往前走，这个改革是不充分的，我所做的工作还是很初步的，很初级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正因为改革不到位所以有时候要一点嫌富济贫，新政审了半天花了很多人工在上面，花了很多钱，所以怎么去搞贸易融资、小企业融资，小企业融资做一万笔不如做中石化一笔，所以改革应该往前走。

另外改革当中有一个很中国的问题是法律要改，我们现在法律很多没有改，由于法律没有改，中一出现了VC满地爬、PE满天飞，其实中国最需要的是降低产能过剩和节能减排

主持人陈琦伟：包括对冲基金也没有法律。

刘明康：你看VC和PE在中国是否有区别，大家都瞄着IPO去了，因为这种法律做成了，你算PE15倍最后是一个很小的量，因为上市是有3千万的规定，盈利有一个杠子在那儿才行，所以大家都集中在收益50亿的阶段，所以VC和PE就分不开，

改革也存在着多家管理监管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成本高一点，但问题有一条，金融的监管必须强调四个字，一个叫协调、一个是共享。正在这四个字上我们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不是一行三会的问题，因为发改委也管发债、证监会、人民银行也管发债，大家都管，最重要的东西没人管，你的零风险的基准利率曲线画不出来，因为财政部也发国债，因为他根据自己的本质需要还发债的，从一个月、三个月，乃至99年、一百年，中国的国债都要发一发，而且国债在哪个期限段是非常活跃的，哪些是不活跃的，都要进行及时的活跃和补充，使得这条曲线出来，有了这条曲线大家才能做计划，没有这个怎么做刚才李亦非讲的这些市场定价，没有张利平讲的人民币在未来十年总要走出去的吧，资本帐户怎样走，因为远期汇价报价的时候根据两种货币同样远期不同利率的差率来作为理论定价的，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协调。陈志武讲的非常正确，总理强制的管，还有副总理也管，我参加的会议不下五十次的，共同讨论一个客户的问题，没辙。

主持人陈琦伟：谢谢刘主席的高度，信息来源的汇总，刚才和各位嘉宾共享的观点都有共同的理解，也感谢各位嘉宾奉献各自的观点。最后用掌声谢谢大家的共享。谢谢！

(讨论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