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本届亚布力：中国改革要靠既得利益者变身吗？

2013年02月25日 03:08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作者：张庭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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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亚布力论坛特别热闹，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阶层的第一论坛，更引人注目的是，它成为新年的第一个舆论热点，即中国社会舆论的最新风向标。

这本身是很不容易的。亚布力位置偏远，飞到哈尔滨后，还须乘坐4个小时的汽车才能达到。然而，12年来，由于这个论坛风格草根、忌讳较少、言论大胆，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学者参与，今年更是达到了顶峰，在最知名级别的企业家中，仅柳传志、宁高宁和王健林等很少几人没参加。

但今年政府官员参与的明显减少。这和去年亚布力论坛有一个闭门分论坛话题敏感有关。另外，去年有政府官员在论坛上的讲话受到了批评。今年官员回避是可以预想的。

过去三年的亚布力论坛本人都参加了，但今年没参加。一则主办方没有邀请，或因参会者太踊跃而亚布力接待能力有限；二是也没有去争取，不太想参加，除了有事脱不开身外，直觉上这次论坛的政治色彩会比上届更浓。

果不其然，此次会议言论大胆，加上春节乃新闻淡季，在近一年来社会思潮明显活跃的背景下，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舆论平台。其中最惹眼球的两个话题是：1.市场经济与国有企业的关系；2.中国改革是走威权主义道路还是既得利益者变身的道路。这两个话题也是当今中国争论最激烈的话题。

对于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又放了一大炮：“我觉得做大做强国企的真正含义就是掠夺民财。国有企业实际上做大做强是对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大的破坏。”本来任志强是不该说这话的，他说这话必然陷入悖论——因为他是国企董事长，一辈子干的都是国有企业，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他就一直在掠夺民财，明知是“坏事”还干；如果他说的是假话，来取悦民营企业家，以获得从国企退休后的新市场空间，那又难逃“虚伪”嫌疑。

同样是国企房地产商老总的刘晓光如此反驳：“我肯定不同意，世界各国都有国企，我也反对旧国企的体制，当年我提出新国企，别人说你是反动。不能说国企一概应该消灭，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特别像航天，确实不能动。

关于国企的争论由来已久，在去年2月世界银行发布中国应该缩减国有企业规模，当时就引起轩然大波。这一次可谓余波未平。据笔者观察，现在各思想派别对于市场经济的基础配置资源功能，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有基本共识，分歧主要在于，是彻底消灭国企、全面消除国有资本，还是国企要控制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例如在航空、电信等领域允许国资作为混合所有制的一部分存在。本人持有后者观点，因为如果国有企业全面退出，中国民营企业又比较弱小，中国经济和金融势必被外资全面掌控，国民利益和国家安全将失去基本保障。

此次最重大的话题是，中国改革攻坚的路径该怎么走——是威权主义的道路，还是既得利益转身的道路。现在各派对于中国必须真正意义地改革攻坚没有异议，主要的分歧改革是在总体设计下，由强有力的权威执政者推动并分步实施；还是政府权威退出，国有资本退出，改革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通过各方以实力自由博弈而推进。

本次论坛的两位嘉宾吴敬琏和张维迎先生，都是支持后一条道路的。吴敬琏先生认为：威权主义已经过时，他说：“新加坡在英国殖民时代把西方的法制框架引进来。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威权主义的法制国家，一方面国家政府强大有力，另一方面它还要走法律程序。”然而，他介绍说，李光耀在2000年达沃斯论坛上自我否定新加坡的威权主义道路。

张维迎则更进了一步，他提出了“既得利益者变成改革者”的思路，他说：“大家普遍认为既得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也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张维迎提出这一思路并不意外，他在去年12月份就提出：“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账旧账一起算。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交税之后就归官员自己。”可以看成是为既得利益者叫了一次赎买的价格——如果征收20%税收的话，这个价格与移民去美国的成本差不多。

对于“赎买”，本人并不完全排斥，就像当年股改时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对价赎买一样。但本人坚决反对排除权威，以实力自由搏击式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注定失败：第一，当今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贫富严重分化，自由博弈只能恶化它，并激化社会矛盾；第二，当今世界各大国各种族为争夺地球有限的生存空间，竞争的激烈程度达到了空前水平，如果中国丧失了中央集权，改革不能在顶层总体设计之下，通过威权控制有条不紊地进行，一定会在外部竞争压力下四分五裂，甚至丧失种族生存主权。即当中国民营资本实力又弱且胆子很小，其结果必然是外部势力彻底掌控中国政治经济，中国民众和民营资本必定双输。

在这个改革攻坚已经形成共识的时代，亚布力论坛的探讨是有意义的，但这种讨论应该容纳更多的声音，让真理越辩越明。而不只是某种声音盖过了其他的声音。否则即便它在企业家中的影响力更大，但是在主流政治和社会公众中将会更边缘。(作者为中华元智库创办人、本报特约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