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桓：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税率水平应相当

2013年03月06日 05:30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周潇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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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促进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这亦是全国两会期间，委员和代表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如何建立公平的税收制度？随着相关税种的日臻完善，调节功能的提升，还需做哪些准备？个税的免征额，在个税改革中究竟有多重要？房地产相关税种，在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中，作用有多大？何时开征遗产税比较适合？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

个税免征额应常态性调整

《21世纪》：目前个税体系中，最大的问题在哪？

刘桓：个税改革，是很不到位的。中国个税产生在1980年，那时收入很低，主要是工资薪金，别的收入比较少涉及。但现在工资薪金在整体收入中，占比在下降；别的收入，如股息、红利、财产转让所得、特许费所得、租赁所得等，其比重在上升。但这部分收入的税率，低于工资薪金的税率。

工资薪金所得，最高一档月收入超过免征额8万的，税率是45%；但买卖股票，针对上市公司的股票利差所得，税率是10%，针对一般企业，融资的红利所得是20%。

按常理，劳动所得税率应当要低于资本所得，但我国刚好相反，这有悖于收入分配原则。从长远来说，应该要使得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税率水平相当。这些年，关于工资薪金收入分配的研究很多，但对于非劳动所得的关注和研究，是不够的。

即便如此，工资薪金所得的改革也是不到位的。2011年个税的修改，只是调高了免征额。但我们认为，个税免征额不宜过高，若只是片面提高免征额，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很多人脱离纳税义务后，其社会责任感会有所减退。二是，对免征额的争论，会永无止境，因为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免征额的意义在于，让居民的基本生活费是免税的；超出的部分，才交税。

《21世纪》：各地区生活成本不一样，是否意味着免征额最好是有弹性的？

刘桓：没错。弹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允许各地区有差异。因为中国各地差异很大，如北京上海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一些西部地区还差得很远。如果免征额全国统一标准：若标准低，在北京上海，可能连基本生活成本都难以覆盖；若标准高，很多地方的税收收入就会大幅减少。针对免征额，在国内分不同等级，是完全能做到的。

二是，随着物价的上涨，应该有所调整。这几年我国CPI上涨很快，未来，应该允许免征额常态性地进行调整。

建立个人信用系统

《21世纪》：意见中指出，要将所有收入全部纳入征收范围，操作起来，是否有难度？

刘桓：我国目前收入系统比较复杂，一个人可能除了工资之外，可能还有劳务收入、股息利得等。政府能完全掌握的就是劳务所得和工资薪金；其他的收入，如果收入发放单位管理不规范，政府很难掌控，因为我国大量交易是靠现金，收入发放单位也有各种避税手段。

在发达国家，大宗消费基本是划卡，碰上大宗现金消费，会被要求登记身份证号码。因此，绝大多数消费行为，都会留有痕迹，有据可查。个人在进行个税申报时，税务部门可以核对个人开支，判断此人是否有偷逃漏税行为。

所以个人信用系统的建立，是未来中国必然要走的路径，否则个税改革，会一直处于混沌状态。这牵涉到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现在国内是鼓励现金消费，现金消费有优惠，而刷卡消费则要收取费用。未来应该要鼓励刷卡，通过刷卡优惠，引导更多消费进入金融系统数据库中。

《21世纪》：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该怎么推进？

刘桓：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因为我国个税收入体系，现在分成十一类；每类收入，都有自己的征收办法，且互相不影响。这也会带来不公平的问题：有多渠道收入来源的人，相对单一收入来源的人，税率要低。

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制度，推进的路径可能是这样的：劳动所得相关的税种如劳务报酬、工资、稿酬等，先合并在一块；资本利得、财产转让所得，暂时不合并进去。因为劳动相关的是经常性的收入，而财产或资本利得，则是偶然的。

这仅是第一步的合并，最终的做法，是将所有的收入都合并起来，再调整相关收入档次的税率。工薪所得最高税率设计为45%，这档税率有点偏高。

《21世纪》：税务系统要借助金融系统的信息，来实现对收入的全面监管。但现实是，税收征管法的修订，就卡在“信息共享”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刘桓：要实现税务、金融、工商等系统的信息共享，需要更高层次的协调，可以通过“电子政务”去实现。如银行系统有居民的收入情况，税务系统有居民的纳税信息，海关有个人出入境记录，住房系统有居民房屋财产情况等，通过更高层级的协调，可以实现各方面信息的共享。

存量财产应有税收调节

《21世纪》：房产税在收入分配中，处在一个什么地位？

刘桓：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到房产，是因为针对存量财产中，是否牵涉到一个税收调节的问题。个人收入公平，不光包括收入，也应包括财产。我国现行税制，针对财产税的部分，比较欠缺。

财产税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针对财产积累的过程，如果属于传承的财产，这并不是通过个人劳动所得，是否应该征税；如果是通过自己工作积累的财产，因为个人抓住有利的投资机会，占有了过多资源，是否需要为社会做贡献——这些都牵涉到税收伦理的问题。

财产税存在的合理性，首先需要伦理观念的改变。过去因为吃大锅饭，个人间的收入财产差不多，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现在差别很大，面对这些变化，该如何去应对？对这些现象，持什么看法，关键在于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即伦理问题。而伦理的形成，意味着达成某种共识。要达成共识，需要先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讨论，否则就会造成对财产税的分歧。

现在我国就需要探讨这样的问题，国家和公民是什么关系，国家通过什么方式与公民产生关系。实际上，国家与公民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公民向政府纳税，政府应当承担起相应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

《21世纪》：最近房产新政，规定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产生的增值收入，要征收20%的所得税。这想达到什么目的？

刘桓：在房产交易环节征收20%的税率，主要是为了打击频繁换手，打击房产炒作行为。

这个政策出台，会存在税收转嫁的问题，税收怎么转，取决于供求关系。如果针对房产交易中的差价，征收20%这么高的税率，价格因此提高，最后没人接手，则会对目前火热的房地产交易，起到降温的作用。但如果是在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刚需很旺盛的城市，房价再高，还是有人被迫买单，则会进一步提高房价，加大购房者的负担。

但这个办法，在实施中，很有可能被扭曲。

房产税和遗产税难题

《21世纪》：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目前只在上海重庆试点，你如何时评价这两个试点？

刘桓：试点两地，效果不好，主要因为同时还存在限购政策。因为限购，限制当地房产买卖，产生的税收少，效果自然不显著。一旦放开限购政策，房产税一定能对房价起到调控作用。

在交易环节征税，能打击房价，但在交易环节也容易带来税收的转嫁，因此调控对象是不确定的。照理说，房地产交易中的契税、营业税、所得税等，都应该是卖方承担。但我国普遍的情况是，交易中所有税费，均由买方承担。所以，交易环节并不能准确打击到炒房者。

在保有环节征税，这样会增加炒房者的负担，会逼迫他们出手持有的房产，这样进一步加大住房的供应，或者是二手房，或者是扩大租房市场。房产税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打击炒房，保护住房需求，同时鼓励住房用地的节约。

地方政府之所以对房产税还有所顾忌，一个原因是，2009年金融危机时，各地都出台政策，扶持房地产市场，鼓励大家买房，而当时并未事先声明有房产税一说。

另外一点，地方政府现在比较纠结。如果开征房产税，会增加当地财政收入；但同时，可能会打压到当地房地产市场，可能对地方经济发展也带来负面影响。房地产涉及到十几个行业，创造就业、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是其他行业所难以取代的。

《21世纪》：有高校统计，世界上60%多的国家都有遗产税。遗产税现在是否适合开征？

刘桓：中国对遗产的观念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父母年老，需要子女赡养，那么父母财产归子女理所当然。而国外则是社会养老，老年人的赡养义务，由社会承担，那么积累财产，自然应该对社会做贡献。

另外，开征遗产税还需考虑对国内招商引资环境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投资环境已经有些微妙的变化。相比东南亚国家，我国劳动力成本提升比较快，使得一些外资企业从我国沿海地区，撤到东南亚。

若现在开征遗产税，可能会加速这一趋势。在国内开征遗产税的时机，应该是当国内投资环境足够完善，使得税收问题降级为一个次要因素时，再来开征遗产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