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国资委：八大投先行，国企、民企融合发展

2013年03月10日 23:15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文静;肖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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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文静

见习记者肖夏北京报道

2002年初，时任重庆市长包叙定在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汇报工作时说，上一年度，重庆国企包括市属国企、央企和区县国企实现了4亿元利润。

2001年，按照中央对全国国企三年扭亏脱困任务的要求，重庆一脱，十六大报告可以说此项任务“全面完成”

十年后，按同口径算，重庆市所有国企的利润已高达数百亿元。可见重庆国企当时日子之艰难。

不光是利润总额以几何数字增长。到2013年国资委成立第十年，重庆国有工商服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十年前的90%多下降到60%安全线以内。重庆市国有企业的净资产10年涨了11.1倍，达到4565亿元。其资产总额涨了10倍，由1700亿元增加到1.8万亿元，全国排位从第19位升至第四位。

“重庆是全国深化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精神较为彻底、富有成效的城市。”3月6日，在全国两会现场，本报记者见到了新上任的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廖庆轩。西南证券党委书记、原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作为人大代表，也在两会现场。

廖庆轩、崔坚两人共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他们称，八大投为解决重庆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投融资模式被世界银行评价为“欠发达地区城市建设可以借鉴的样板”，为重庆创造了发展环境。在此基础上，通过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融合，重庆老工业生产基地正走向前列。

八大投成为投融资巨擘

《21世纪》：2003年以来，重庆市先后组建了城投集团、地产集团、高速公路投资集团、高等级公路投资集团、建投集团、交通开投集团、水务集团、水投集团这八个投融资企业。十年来，八大投以4500多亿元的投资额承担了重庆市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模式产生的背景是什么？西部地区和沿海发达地区的投融资模式差异原因在哪里？

崔坚：八大投投融资模式实质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政府利用国企组织模式，将未来地方经济发展增量通过金融方式提前释放出来。

以重庆产生的第一个国有投融资集团水务集团为例，这也是八大投产生时遭遇的第一场恶战。2000年左右，三峡水库要蓄水前，中央决定在重庆长江沿线布局16个污水处理厂，由中央国债补助给修污水处理厂的业主每个项目50%的建设资金，当时国债管理规定，谁承担项目，谁使用。16个民营老板都高兴的答应了。结果50%的项目资金砸下去，到2002年中央来检查，一个老板都没动。解释的理由都相同：钱都砸下去了，但银行不追加贷款，不相信污水处理厂的还款能力。

国家发改委又追加25%的项目资金，检查后污水处理厂基本建成，但并没有运转，民营老板称没有给收集污水管道的配套费用，污水厂还是建不起来。即使管道费给了，运行费谁给？污水处理厂的营运成了一道解不开的难题。

重庆市政府当时给国家发改委打报告称，原国债只用到项目身上的模式不对，干脆由重庆市政府来组建国有大型集团水务集团，将16个污水处理厂的资产，还有国债、项目都收进来，由市里统一运行，统一财政支撑。

成立起来的水务集团将共计100亿元的国债作为资本金。这家本来是主营主城区自来水供水的水务集团后来发展为污水厂管理公司，国有大集团的营运能力强，加上一定的国家政策支撑，银行信誉高，贷了款，管道铺上了，保证了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

重庆高速公路投资集团和7大投还有区别。沿海城市每公里高速公路造价3000多万元，而重庆山高路陡，一个多亿元才能修一公里高速路，运行初期的车流量还仅相当于东部省市的一半。

这么高的造价，如果拿给民营企业投，连投资都很难跟上。

《21世纪》：八大投从诞生之时起，就面临着许多争议，比如其是否垄断，未通过市场手段就获得更多资源或享有更多权力？

崔坚：这些问题在重庆不存在。当时，重庆的市场发育程度不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谁建谁亏。像修一条轻轨动辄就是几亿元，修公路上百个老板一段段修，修污水处理厂16个老板各自贷不了款，机制运行不起来。城投集团成立后，统一取消收费，改成联票制，交通才畅通起来。

八大投建的基础设施只有两种：一种可能是经营性资产，但市场信号弱或甚至是负信号的，还有一种原本就是公共产品。

当然，这种模式只是给重庆薄弱的市政建设打基础，国企打造好了发展环境，才能为民营企业进入铺路。有收费权的公路可以直接参与市场经营的资源

分配。八大投将一些建好的高速路卖给了中信、印度的企业等。重庆市国资委也计划将一条轻轨拿出来招标营运，民企也可参加。所以，这种模式和垄断无关。

《21世纪》：八大投储备了大量的土地，这是否成为了抬高重庆市地价的动力？

崔坚：这要弄清楚八大投储备很多土地干什么。一是为了增加资产信誉，二是土地可以增值，三是替财政卖地，最后上交财政，四是财政又把土地收入用来补充八大投的资本金及各种已建项目的资金平衡。

具体来说，八大投的土地储备大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修一条路拓宽的地方超过政府预算，要付钱又拿不出钱，政府就划块地，然后企业拿钱买地，这块地有可能升值也可能折本。还有一种是如修一座大桥，市政府没钱，就把任务交给国企，划土地收益给国企。国企把土地整治好再交给政府拿去卖，把卖地所得拿来补充资本。虽然拿了地，但八大投提供的是公共产品，而不是揣进国企腰包，也不存在垄断。

市政府对此核账极严，投入和产出要平衡。那么，政府把整治好的土地拿去挂多少钱就是是否抬高地价的核心了。挂牌价和企业无关，政府挂牌价由两只手决定，一是市场的手，土地的市场价，还有只手是政府调控。政府掌握的土地越多，调控能力就越强。

事实恰好相反，重庆的土地一直不太贵，就是政府一直在调控。在土地供应紧张时，政府多投放市场一点，房价就下来了。虽然土地应该体现市场价值，土地收入高国资的增值也高，但过高的房价老百姓承受不起。如今，重庆的平均房价还低于周边贵阳、昆明等地，这就是政府调控的作用。

《21世纪》：由于八大投是政府的投融资公司，有人一直担心它的还债能力，是不是存在财政风险，从而成为市政府财政的隐形负债？

崔坚：政府对八大投有严格的规定，财政不做任何担保，集团企业之间原则上不做任何互保，财政专项资金不准串用。假如哪一天八大投集团破产了，政府不会插手。

值得一提的是，八大投的金融信誉至今都是国内一流的，银行信用全部2A以上，其中水务和城投3A，地产、高速、交开投2A+。银监、审计等机构评价“资产负债合理、资本注入到位、资源配置充足、资金管控严格。

八大投也不存在与民争利。由于都是上百亿元级的贷款项目，八大投尽管项目多，但几乎没有用重庆本地银行的贷款，没有挤占民企的贷款空间。

国有和民营互为融合

《21世纪》：2003年9月，重庆市国资委成立时，其直管企业总体来说经营十分困难，国资委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让重庆国企扭亏贫困户？

崔坚：我们用了老三招和新三招让国企改变了面貌。

当务之急是恢复国企的融资功能，降低负债率。重庆市政府成立渝富公司，用约21%的成本将工商银行157亿元的国企债务全部打包买断，使工商企业下降了10%的资产负债率。算下来，这些年渝富带头帮银行处理了300亿元的国企死账。

重庆市政府主导的一系列重大重组使企业又降了10%的负债率。

现在，企业的负债率只有70%左右了。政府帮这些国企消了8000多件官司，收了50亿元回来，又消掉10%的债务，从而使工商企业负债率下降到60%的国际公认合理范围。

这是老三招。新三招则是国企换班子，让党性强的、能力强的专业人才来管理团队，大量的企业整合，57次集团层面、655次企业层面的重组整合止住了亏损点，把集团下属四级机构统统砍掉，也抽掉了很多人的板凳，消灭了大量处于微亏或不盈利的壳公司。机电、轻纺、化医集团的壳公司，一个公司可能有若干个高管，砍掉三个人有三台车运转，若干支笔在职务消费，减少了出血点。

第三招是大力发展新技术，国资委直属工商集团有23个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居全球前列，74个西部领先。重庆机电集团旗下重庆直投收购美国恩斯特龙直升机公司全部股权，使重庆成为全国唯一能生产该直升飞机的基地。轻纺集团成功收购全球第四大汽车密封条企业——德国萨固密集团，该公司是大众、奔驰、宝马和福特等汽车制造商的配套商。

《21世纪》：重庆的国企不光要减负，还要发展壮大，如何通过多种市场主体共同推动国企改革？

崔坚：重庆国企海外投资可谓一石三鸟，实现产业海外布局，这是第一只鸟。第二只鸟是走回来，也叫引回来，萨固密集团被我们收购后，又直接在长春和重庆办厂，从而解决海外技术直接投到中国的问题。

第三只鸟，是最核心的，它带动整个重庆工业经济的发展，而不光是国有企业。重庆为何有摩托车产业，其实是最简单的模式，嘉陵厂在日本买了两条淘汰的生产线，销量很好，很多人发现做摩托车不难，就去国企挖技术和工人，才有了摩托车产业做大。国企海外投资带回来的是整个重庆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这才是我们花大价钱的原因。非说重庆国企和民企冲突的，我觉得是不对的。比如重庆直升飞机厂，一定是产业链布局带动全行业的生产基地。重庆的笔电生产基地也是用了国有西永做承载平台，落地后垂直整合生产链，大批民营企业受了益。

其实，有人认为经济这是国有的，那是民营的，水火不容，互不相干，不是这样的。重庆国有资产当中，严格讲国有控股企业中非公因素到去年有46%，以后还扩大，5年之内达到60%。国有企业对民企是挤出效应还是带动效应？我们认为是带动效应。其实产业链是分不开的，国企只是产业链某一端，中间布局全是民企，重庆的非公经济占国企一半比重，如果国企好，民企就会好。

重庆国企不但不会挤出民企，国企每年还拿出1亿元的现金来补足微小企业的资本金。据说重庆化医集团产业链上的民营企业有上万多户。

《21世纪》：那么，重庆国企对工商产业资本的布局是否有总体思路？

崔坚：总的来说，市场能接受的，我们能退出来的，我们能干的都可以退。国资从重啤股份就是主动退出，国有不一定有控制作用。但有的我们退不了，钢铁是基础产业，谁能承受得了。

我们研究国有企业，有市场影响力的我们办好，能走出去就扎根发展；有些企业如果市场完全可以接受，卖掉后对国计民生无影响的我们愿意退出，但退出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上市也是一种，国有的资本金占比少了，民营占多了，不一定非要退出控股地位，还是根据市场情况逐步做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