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后企业改制时代监管难题

2013年03月10日 23:17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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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文静昆明报道

昆明国企，已进入后企业改制时代。

在2004年组建昆明市国资委前后，昆明国有资本从中小企业大面积退出，再到2009年和2010年区域内优势企业陆续嫁入豪门——引入国内大型企业，“昆明国资，剩下的主要是投融资和市政公用类企业了。”2月22日，在昆明市呈贡新区，昆明市国资委主任李强对本报记者说，“我们已经把精力从企业重组布局转为监管好国企。

到底该以何种态度对待国企和民企十年之久的进退之争？国企的存量到底多少合适？国资委的职能是什么？国企监管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国企不能简单退出要讲战略布局

《21世纪经济报道》(下称21世纪)：从2004年昆明市491户国有中小企业通过改革转换产权属性，到后来优质企业的陆续外嫁，昆明市国资委经过了几轮大刀阔斧的改制和重组。截至2012年底，昆明市国资委出资的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共27户。你在国资委9年，见证了企业重组改制的每一步。社会上对国企有诸如“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等等观点，你怎么看？

李强：九十年代初，地方更多是将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全面退出，因为国企要减亏，卖掉企业是消灭亏损最简捷的办法。当时的背景是全国国企2/3在亏损。我记得1994年，全国500多户国企的年销售额还不如美国一个通用集团的年收入。

一刀切式的退出存在问题。国资退出，当时各地政府主观上只为减少亏损而卖掉企业，并无战略意识。全国国企每年利润共有2万多亿元，其中央企实现利润12000多亿元，地方8000多亿元，这个数字约为全国财政收入的1/5。如果没有国企，这2万多亿元将不再归国家所有。地方有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需要，需要国企。以昆明市为例，2012年，昆明公交客运量8亿多人次，出行分担率达38%，煤气供气量近3亿立方，自来水供水3亿多立方，三户市政公用企业都是在价格倒挂的情况下运行；近年，昆明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滇池治理方面大兴土木，国企提供了资金保障。政府还要靠国有企业调控市场、调控社会，应急救灾。所以，国企今后将长期存在，简单讲国退民进，是不了解经济规律。

《21世纪》：既然国企不能简单进

退，那昆明市国资如何实现战略布局？

李强：就昆明市而言，2004年，昆明市进行了大面积的国企改制后，就开始谋划国资布局。我的提法是从单个搞活国企转向谋面上国有资本布局。在地方财政收入不大的情况下，要靠变资源为资产、变资产为资本、变资本为资金。

目前，昆明市基本实现了国资从竞争性领域转向公共事业领域，从产业类转向基础设施领域，政府从拥有资产转为拥有资本。在市属企业国有净资产总额中：投融资类企业占95.34%，市政公用类企业占3.23%，产(服务)业占1.43%。

地方政府对国企和国资委的地位亟待重新认识

《21世纪》：昆明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有没有经历过思路上的摇摆？

李强：有的，事实上，昆明市成立国资委9年来，对国企的监管也是根据不同时期不断挑战观念和理念。改制最开始带有盲目性，摸着石头过河，无清晰的目标，为“国退”而改革。

2004年，昆明市国有中小企业大量退出后，剩下的都是优质企业。当时，昆明市国资委考虑过组建大集团，发展传统优势产业。如装备制造业，昆明机床厂有“南有昆机”之称，中国第一根电缆线在昆明诞生，云内动力是国内最优的多缸小缸径柴油发动机生产企业。当时我们想组建昆明电力装备集团，并考虑培育上市。

到2008年，昆明市委提出新的思路，要加大国有资本退出力度。尽管市委没有具体要求，但昆明市国资委考虑再三，并没有将这些企业简单卖掉，而是把国退和招商引资、引进优强企业结合起来。昆明电机厂、昆明变压器厂与哈电、天威保变等进行合资。现在看来，虽然重组后的企业不再是昆明市属国企，但优势产业最终得到保留，引进来都是巨无霸，企业应对市场的能力更强了。

至于优势企业是不是一定要卖？现在也有新的变化。云内股份曾想和中国兵装集团合资，后来因种种原因没牵手，但云内股份靠自身努力，去年业绩翻了三倍。

《21世纪》：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大潮渐息，现在昆明市国资委监管国企的思路和重点在哪里？

李强：昆明市国资委锁定“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制度的本质特征在于“法人”和“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精髓在于法人治理结构。所谓法人治理结构，就是明确划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责，以及明确相互制衡关系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法人治理结构的精髓就在于“制衡关系规范管理是实现制衡的基础。规范管理就是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形成用制度规范经营管理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

在现实工作中，我们或急功近利，或背本逐末，或缘木求鱼，或买椟还珠。国企监管作为一项规范的工作，刚刚起步。我们对“法人治理结构”、“制衡”和“规范管理”认识肤浅、模糊。其实“校长兼校工、上课带打钟”是一种实干作风和敬业精神，不能作为现代企业的治理模式。因追求效率而逾越程序，是没有正确认识效率与程序的辩证关系。因国有企业存在天然缺陷而否认国有企业管理作用是偷换概念，对于体制存在天然缺陷的国有企业更要实施“规范化”管理”昆明市需要国资监管企业，国资监管企业必须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的精髓就在于制衡，实现制衡的基础是规范管理。这就是现阶段昆明市国资监管工作的逻辑推导。

李强：后企业改制时代监管难题

国资委双重身份的权宜之计

21世纪：逐步将地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事业单位投资形成的经营性国有资产、非经营性转经营性国有资产纳入，形成的大国资”格局，一直是各地国资委之所求。昆明市国资委作为云南省率先试点单位，具体的做法和难点是什么？

李强：全市国有资产尚未完全纳入国资监管体系，真正做到国资监管的全覆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的困惑是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也带来一些问题。监督和管理其实本身是矛盾的，国资委有双重身份，在国资法里，出资人和监督管理二位一体。但因为国资还没有全覆盖，还必须要有监管的身份，所以国资监管现在还不能分离，这是权宜之计。在昆明市，现在不光是监管不到位，有些国企连出资人都还缺位。

在产权交易全覆盖上，早在2005年，昆明就实现全部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强制进场交易。今年，我们还要推行企业国有资产租赁强制进场交易。公有制的弊端是资源配置效率极其低下。而产权市场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要素的基础作用，形成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弥补公有制资源低效配置的天然缺陷。昆明市403公司二次改制时，有企业要求协议受让，后通过进场挂牌，1.58亿元的资产卖到7亿多元，溢价457%。

21世纪：在国资监管上，你还有哪些困惑？

李强：那就是产权市场的发展前景。产权市场的优势明显，但政府在建设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时出现错误，试图简单地把产权市场并入公共资源交易市场。这就是买椟还珠、削足适履。产权交易市场和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存在本质区别：第一，性质不同。产权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交易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市场平台。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是政府降低行政成本、加强廉政建设的专门职能机构。第二，运作法则不同。产权交易市场以发现买家、发现价格为目的，其市场空间是无限的，不受任何行政或地域的限制。而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仅是一种行政监管的平台，其运作空间狭窄，以行政区域为界限人为分割活动空间。第三，业务范围不同。产权交易市场服务于全社会的各类资源，业务范围十分广阔；而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的业务范围仅集中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产权、土地交易等业务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