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体制创新是最大的红利

2013年03月23日 11:17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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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凤凰财经讯 3月23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表示，体制创新是最大的红利，因为体制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个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

以下是部分发言实录。

郑永年：谢谢主席，也谢谢主办方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中国改革的一些看法，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讲几点：

第一点，中国的改革现在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因为中国从去年开始，经济增长缓慢下降，高增长已经过去，开始进入一个中速增长阶段，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中国今后十年、十五年能维持一个中速增长，比如6%到7%的增长，十年、十五年之间，中国可以成为一个高收入社会，高收入经济体。如果中国能达到这个目标，中国有可能成为亚洲的日本四小龙发展经济体，如果发展不好，中国可能无可奈何成为另外一个泰国，陷入中等收入陷井，出现中产阶级过小，社会不稳定，社会暴力丛生。如何保证中国比较好的转型？从世界历史来看，除了经济上的问题，一要是有效的政府，第二要有正确的改革策略。现在都在讲改革是红利，最近国内也在讨论，很多人把它理解为发展是红利，强调改革非常重要，不是光强调发展，所以体制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但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条，体制创新是最大的红利，因为体制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个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国有企业、银行、公务员、大学每个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改革还是非常不容易，美国、日本都在改革，不容易，都是因为既得利益。为什么大家对美国的体制比较有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并不在于改革容易，而在于创新容易，所以创新与体制改革并存，我觉得需要多强调体制的创新。

刚才吴敬琏老师讲了中国改革体制的很多方面，我今天只讲一点，那就是城镇化。城镇化需要很多的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大家都在讲城镇化，关键是土地制度。现在所谓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是集体所有制，在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农村集体拥有土地，土地表面上看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吃，地产商、地方政府想吃、上级政府想吃，但是表面上唐僧肉的主人——农民吃不到。中国大部分文化都跟土地有关，为什么？这个很简单，农民归根到底原因是土地的数量是固定的，而集体是不固定的，有人出生了，有人死掉了，不固定的，土地产生的利益一直被分配，重新分配，利益分配会产生很多冲突，所以很多地方官员说中国集体土地所有制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就要改革，土地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的一个突破口，很多体制改革改革不动，国有企业怎么改革？怎么改？下一步城镇化不可避免，中国所有社会主体里面，农民还是最大的弱势群体，最需要体制保障。城镇化从结构上说，确实可以支撑中国比较长期的经济发展，第二个比较容易，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土地问题为什么重要？中国社会我称为三流社会，城镇居民、农民工、农村居民，农民工现在是第三人，非工非农，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找到工作就是工人，所以是农民工。这三个都是土地问题，土地制度不改革，中国这三个群体的关系处理不好。如果改革，有人提倡土地私有化，有的人提倡土地国有化，我觉得中国的政策环境里面，比较容易做的，因为土地的私有化很困难，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因素，还是一些传统的因素，土地私有化比较困难。土地私有化也不见得能解决问题，我们要考虑到地方政府各种因素，但是土地是可以国有化的，土地国有化过程中，土地另一方面，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私有化。如果自主创新的话，同样一个改革两步走，第一步土地国有化，在土地国有化的同时，宣布土地使的私有化，家庭化也可以，80年代承包制就是这么做的，如果没有这样一步走，城镇化也好，城市化也罢，会成为新一波掠夺农民土地的运动，这是非常危险的，已经出现非常多问题了。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没有制度保障，但是土地国有化不能成掠夺农民土地的运动，有的地方政府宣布我这里没有农民了，都是城市化了，这是对农民土地的掠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城中村，因为农民也不抵抗，我觉得突然国有化以后，要给农民一个补偿。

首先一个补偿，台湾和其他国家比较好的经验，补偿以后马上就可以对土地使用化的私有化、家庭化，这样会比较顺利的推行下去。如果把土地改革作为一个突破口，就像80年代土地制度改革一样，大大释放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中国的农民工不放弃土地，成不了城市居民，就要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助于中国实现中国梦。中国梦很大一方面，居者有其屋，中国如果做了居者有其屋，可以换来20年到30年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那个时候，中国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收入国家水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就会自然的消失，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陷入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就会面临很多无穷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