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中国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一步开放

2013年04月08日 22:19
来源：凤凰财经作者：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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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月8日，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对凤凰财经表示，全世界正在搞一套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规则，如果中国不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开放。

张燕生表示在新的高标准市场经济规则下，谁达不到谁就会被边缘化，谁能够达到谁就能够掌握世界未来发展的主动权，而中国只能通过不断的改革来达到这一新标准。

“加快推动我们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加快转变我们经济发展方式比什么都重要，没有这个你是不可能做进一步开放。”张燕生表示。

凤凰财经对本次采访实录整理后全文发布，以飨读者。

采访实录：

凤凰财经：张教授感谢您做客凤凰财经博鳌论坛演播室。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看到欧洲和美国等西方经济体，包括日本经济出现了衰退，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各种贸易保护开始抬头，您认为这种现象会对全球化会对全球化产生一种什么影响？

张燕生：首先来讲，什么叫全球化，我定义全球化的时候是从三个角度，全球化首先第一个是开放，第二个就是市场化，第三个就是创新驱动，这三个因素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开放的趋势，它是市场化的趋势还是一个创新驱动的趋势，那么你刚才问到的保护主义，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毫无疑问他跟开放他们两个应该是冲突的，或者背道而驰。

但是有时候全球化的推动者最后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都能看到有的时候会是强者搞保护主义，我们看第一次全球化，第一次全球化是1870年到1913年，那个时候的全球化在开始的时候谁推动的呢？是英国推动的，我们知道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他建立起来的产业技术，他推动全球的开放，建立日不落大英帝国，但是你会发现当他忙于全球搞殖民主义，全球扩张，那么第二次，就是第一次全球化中间，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遇来了，像电灯电话这些，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到来的时候，英国就忙于扩张去搞殖民地，因此就没有对新科技革命的技术和产业投资。

因此，英国到了第一次全球化后期的时候，当他在新兴产业和技术没有办法跟德国和美国竞争的时候，那么英国就开始从全球推动开放开始转向了保护主义。那么这次全球化你也会发现，因为美国相信他全球的经济霸权、军事霸权、政治霸权和美元的货币特权，和华尔街的金融特权，他相信只要全球把门打开，他一定是最大的全球化行业的受益者，对吗？但是你会发现事实是怎样的呢？你会发现这场危机告诉我们，美国竞日本、欧洲陷入困境，五年都爬不出来，他需要多长时间呢？今年的论坛很多人讲最少需要五年。

凤凰财经：那美国就开始搞保护主义了。

张燕生：因此当美国陷入危机的时候他是怎么反思呢？他是说全球化失控。全球化失控就是像印度、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获得利益、开放的利益，而美国呢？却受到了损失，他认为是全球化失控是中国和印度搞了不公平竞争，那么怎么解决全球化失控呢？搞保护主义！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欧美都有一个产业的空心化，那么这样以来的话用什么样的方式重振呢？保护主义！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保护主义跟开放是对立的，那么我们说全球化趋势还能够继续发展吗？那就取决于美国日本欧洲发达国家在全球是继续推动开放的多边主义全球化呢，还是转向区域化，还是转向本地化，还是转向集团化。那么这个选择决定全球化的未来。

当然我们新兴大国还要继续高举全球化开放的大旗，但是世界已经发现分裂是很频繁的，有人主张开放，有人主张保护。有人主张开放的多边主义，有人主张排他性的区域贸易。就人主张全球的资本流动，全球的直接投资继续是自由的，有人主张是撤资，对海外投资征税在这种情况下，发现全球化实际上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凤凰财经：中国怎么应对这个十字路口的全球化呢？

张燕生：我觉得首先来讲中国过去三十年，确确实实从全球化获得利益，中国确实是从开放中间获得利益。而中国的文化几千年都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文化和文明，那么只不过在历史上，也就是在满清政府的时候，我们走向闭关锁国，我们落后了。因此历史的教训和历史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开放对中国是有利的，因此我们中国继续推动开放，推动全球化，也就是这样，中国会始终坚持开放的贸易，开放的投资，开放的金融。只不过按照我们的过程产业发展过程，一步一步推动，毕竟我们过去三十年是处于转轨发展中的阶段。

所以中国会不但是在全球推动全球化，而且像金砖国家，G20，中国会在各个场合推动全球化。

凤凰财经：这几年好像我们提改革比较强烈，但是提开放比较少一点。

张燕生：倒不是哪个多哪个少，而是说现在的开放，刚才讲了，既然是全球都出现了一个保护主义，全球出现了一个以邻为壑，全球出现了一个区域化、本地化、集团化的现象，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无论对中国对世界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开放要想进一步推动，必须要深化改革。也就是说现在美国从这场危机以后他转向什么呢？转向TPP，转向美欧的FTA，那么他转向TPP和美欧的FTA，目的是什么呢？按照美国自己讲，他要打造一个高标准的FTA，什么叫高标准？

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来推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且变成美国治理，变成全球治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应对呢？你就会发现过去的开放，也就是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和服务业的开放，对

美国已经变得不重要，他要废掉多哈多边谈判，他要废掉改变WTO、IMF、世界银行未来的方向，那么这样一来对中国应对怎么才是最有利？毫无疑问，深化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

全世界现在在搞一个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规则，谁达不到谁就会被边缘化，谁能够达到谁就能够掌握世界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因此对中国目前来讲，就是加快推动我们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加快转变我们经济发展方式比什么都重要，没有这个你是不可能做到进一步开放的。

凤凰财经：其实我刚才和商务部的部长助理俞建华对话的时候，他和巴舍尔夫斯基有一个午餐会，我在会上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对加入TPP有没有兴趣，或者是有没有加入谈判的任何计划。他认为TPP的标准太高了，巴舍尔夫斯基就说标准是有点高，但是美国不可能降低标准。

张燕生：美国人不降低标准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今后的全球化只有富国俱乐部才能玩，穷国穷人穷地区都不能玩，因此你会发现美国错误的总结了他危机的教训，也就是说他说我这次危机是因为在危机前全球化就是不公平的，也就是开放和市场化最后导致穷国、穷人穷穷地区实际上在全球化过程中间很多是被边缘化。

那么现在美国搞TPP不带穷国玩，要搞穷国达不到的高标准，中国好歹只要深化改革中国就够得到，更多的亚非拉的国家，可能加强改革都够不到，这样一来美国要这样做下去，全球将进一步的封闭，富国搞越来越高的标准，穷国越来越跟不上富国的标准，而富国的高标准只补他们家的篱笆墙的漏洞，这次金融危机，这个漏洞留出去的资产，现在全球金融稳定自主框架不就这样的吗？对不对，什么时候我们讨论巴塞尔三，什么时候他们讨论金融稳定的制度框架，考虑过穷国的利益。

也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巴三协议是对银行征更高的资本金，而西方更多的是靠直接融资，这次危机并没有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却为全球的金融市场买单，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突然会发现也就是说包括TPP，美欧的FTA，包括现在的金融的危机以后的反思，国际社会实际上有偏袒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中国应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加快改革，包括金融方面的改革。因为这里头对中国有个风险就是中国如果不加快改革，那就有可能会被富国金融俱乐部部搞的高标准FTA范本的篱笆墙给边缘化了。

凤凰财经：您所说的改革是指哪方面的改革，是金融体制还是市场准入制度？

张燕生：全面的改革，其实现在西方世界对市场准入已经不是那么太感兴趣了，我们谈市场准入，我们谈降低关税，西方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你国内的经济政策，国内的产业政策，国内的自主创新，国内的政府采购，国内的等等等等，他并不管你有几岁，也不管你现在成长到什么程度，反正是我18岁，你所有3岁的孩子跟我一个标准。

所以这样的话对中国来讲就是有差别，包括我们讲的市场化改革，让市场资源更多的起作用，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让国有企业的战略性地位发生一个更加市场化，更加国际化的调整，也包括我们的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等等，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一个全面的。

凤凰财经：如果说中国按照西方的标准进行改革的话，会不会出现西方的问题。

张燕生：我们中国人做事情从来不会说照搬，因此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并不是按照西方的，而是从我们自己的国情角度出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我们现在谁都知道，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滞后，不加快加速价格市场化改革我们下一步就走不动，服务业的管理体制现在滞后，中央和地方的财力的改革滞后，像这些都东西都不是根据西方的改革。

中国的过去和中国的现在，和中国的未来，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地方是强，我们知道我们什么地方弱。所以说我们的改革要把西方的强的地方我们要学过来，比如说法治，比如说规范，比如说责任，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几千年文明中间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推动的，这些方面毫无疑问我是要学，刚才我同OECD的副秘书长这几个人谈的时候，当时跟他们讲，我们现在好像又回到了1979年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开始，新一轮改革开放将要到来，我们又开始虚心的像1978年、1979年那样，我们把世行的专家请来，我们把OECD的专家请来，然后进行学习，当时学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现在要学如何建立完善的、成熟的、规范的、公平的、透明的、法治的市场经济。

那么这些东西学会了，跟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文明结合在一起，他可能就是一个历史时钟的钟摆，过去300年转向西方，未来300年可能转向东方，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有它的优势，有它的自由、法治、透明，但是东方有它的优势，开放、包容、多元。

所以说你会发现历史的时钟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百年河西，三百年河东，这时钟看着看着开始向东方开始摇摆。

凤凰财经：我看到您年后在50人论坛上有这么一个论述，您认为三十年中国改革大概有三种模式，一个是1979年危机模式，一个是顶层设计的南巡模式，另外一个是WTO倒逼机制，但是您现在最担心的可能是走向危机的模式，您能更系统的讲一下吗。

张燕生：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采取面向未来的模式，就是不去深化改革，不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去加快调结构，那么我们就会把矛盾积累，有可能积累走向危机。

那么我们要不想走危机的模式，我们就探索未来的改革模式，未来改革模式是什么呢？南巡的模式他有三个元素，第一，有邓小平，也就是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有足够的权威。第二，他有特别明确的方向，就是1992年南巡的改革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方向是特别明确的。第三就是围绕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来推动了以市场为基础，为指向的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现在讲没有邓小平的时候，推动改革的代价，推动改革的分歧，怎么办呢？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方向是什么，是共富，什么叫共富，十八大讲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什么叫机会公平？怎么解决过去的扭曲，怎么解决现在的扭曲，怎么解决未来的扭曲，是法治，什么叫法治？怎么才能建立法治，我们文明基因中间缺少什么，还是走向创新，你突然会发现，其实人们都在讲改革的时候，究竟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并没有广泛的共识。

第三个就是我们讲一揽子改革的方案又是什么，我们要讲最小公约数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是什么，这三个因素堆积起来不同。因此的话我们就要探索一个混合模式，就是怎么能够把1992年的一揽子的改革明确改革方向的一揽子改革和WTO的与外部竞争压力的改革结合起来，探索一个未来三十年要通过的模式，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第二，法治。第三，规范。怎么来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希望能够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来探索出我们走向未来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