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企业家如何转型

2013年04月18日 01:21
来源：华夏时报作者：苏小和

0人参与0条评论

在开放的意义上，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初级阶段。

所谓开放，即向西方发达经济体学习。显然，对于一个传统的、古老的封闭经济体而言，人们的第一种姿态，必然是对新技术和新秩序的拒绝。第二种姿态，则是思考如何利用别人的技术和秩序，如何将这些新的技术和秩序中国化，即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如果说晚清企业家向西方世界学习，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商战”，那么民国的企业家市场行为，就不再拥有那么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个时期的企业家，包括贸易商人、买办、手工业者和渐渐崛起的现代工业企业家，更具有纯粹的市场精神。

这是一个市场的事实——民国初年的企业家不再是政府和官僚的附庸，中国的企业家制度建设正在从官商结合的传统窠臼中走出来，并形成了一个市场和社会双向的独立意义的阶层。代表着中国现代资产阶级的新兴企业家，大多数都具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们了解发达国家企业和市场的发展状况，因此有能力摆脱传统企业家的种种观念和方法的约束，而成为民国这个新兴时代真正的建设者和推动者。

历史作证，这样的市场转型和企业家转型，是一个事实，更是一个过程。

第一个事关企业家转型的事实，是新老两代企业家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从晚清传递过来的一部分老一代企业家，或多或少还有一些政治和经济，政府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痕迹。比如张謇，在袁世凯的政府中出任实业总长，就是一个看上去理所当然的事实。的确，张謇有着丰富的官场人脉，企业也风生水起，又是晚清状元身份，袁世凯看中的是张謇的地位和影响力，而张謇本来就有产业报国的功名心态。所以，从1914年到1921年，张謇一方面是官第加身，一方面则是他的南通大生纱厂的生产能力增加了一倍，可谓官场和企业双丰收。比如虞洽卿，民国初年出任上海总商会的会长，这是一个半官场、半民间社会的职务，在民国走向共和的过程中，这样的社会职务，可谓触类旁通。虞洽卿正是这种官场和市场都能游走的企业家人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投资200多万两资本创办和经营轮船公司，著名的三北轮船公司、宁绍轮船公司和鸿安轮船公司，都是虞洽卿的大产业，而且鸿安轮船公司，还是他从英国商人手中，通过资本运作并购而来。

新一代的企业家，就没有张謇和虞洽卿这样的风景了。比如穆氏兄弟之穆藕初和穆恕再，穆氏兄弟兴起靠的是民间资本的驱动。清末民初，企业家和官僚政府的关系，的确降到了史上最冷的地步，原因在于，民国之初的政府，是一个标准的小政府，晚清的大政府模式已经瓦解，新的大政府模型还没有建立起来，企业家的腾挪空间足够大，因此他们不再需要绞尽脑汁去巴结各路政府官员，而是坚定地奉行市场开放的原则。企业家的这种经营方式，很快形成了一种社会的共识。恰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来主要由德国人操控的纺织染料进口渠道被战争中断，市场出现了一批投机性的商人打开了一系列新的染料进口通道，在短期之内赚得惊人的利润。他们将这些资本投资给了穆氏兄弟，使得穆家在1917年创办了规模巨大的纺纱厂和织布厂，穆氏兄弟可谓经营有方，接下来的大概10年时间，企业的发展一帆风顺，财源滚滚。

更加著名的荣氏兄弟之荣宗敬和荣德生，当然更是市场自发秩序的结果。早年赶上了经营钱庄的好时候，接着就开始在无锡、上海、汉口等地开设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振新、申新纺织公司等企业。到民国11年，也就是1922 年，荣氏兄弟已拥有12家面粉厂和9家纱厂，有民国时代真正的“面粉大王”和荣棉纱大王”之称，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的大企业家。如果没有民国初期民间金融的自由市场秩序，以荣氏兄弟的家庭背景和官场关系资源，他们不可能积累早期发展的原始资本；如果没有外国纺织技术的大量引进，没有基于国际贸易和国内市场的双向展开，他们也不可能切入到纺织行业和面粉行业。市场的自由发展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使荣氏兄弟早就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具有现代性的企业家。

法国汉学家白吉尔仔细考察过穆氏兄弟的企业发展史，他认为，这是民国初年企业家自治社会和市场自由交换交相辉映的结果。所谓社会自治，是指穆氏兄弟主要依靠了民间商会和同乡会的资本支持，没有这样的民间组织，穆氏兄弟的企业不能开始。所谓的市场自由交换，则是指穆氏兄弟一开始就沿用了开放的国际企业经验和技术，穆氏兄弟的企业发是新型的现代性企业，不是嫁接在官商结合纽带上的陈旧企业，他们做的是对外学习、对内盘活的大生意，视野之开阔，技术之先进，市场之灵活，不是老一辈的企业家所能比拟的。

(作者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