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北京早期家具会所

2013年05月15日 17:22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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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峰北京早期家具会所 15世纪高束腰供桌（木石精舍藏）

15世纪高束腰供桌（木石精舍藏）

采访/刘根旺采访对象/郑克峰

2013年，许多红木企业都开始了新一轮的经营模式，由展厅转向会所。与展厅相比，会所的经营形式相对更自由多样，通过传统文化、生活方式各方面内容的细节渗透，不仅起到品牌展示的作用，还为客人提供一个舒适的空间。成功的会所经营，更是通过长期的氛围营造、会员交流，凝聚起一大批忠实的朋友般的优质客户。这是展厅所不能具备的。

而北京作为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会所文化已流行多年，家具会所的发展已有近20年。最早一批的家具会所，如观复、广汉堂、C.L.MA、环碧堂、万乾堂、文成堂等，发展至今，有的变成了私人博物馆，有的不复存在，有的仍在有序运营。可以说，北京家具圈的会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京家具文化，同时也映射了中国家具文化的发展脚步。

本刊记者为此专门访问了熟悉北京家具圈、北京会所文化的业内资深行家郑克峰先生，听他讲述北京家具会所的变迁、发展、繁荣，以及未来走向。

早期家具收藏：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

记者：北京第一批家具会所分别是哪几家？这一时期的家具收藏属于哪个阶段？

郑克峰：北京早期第一批家具会所的出现，约在1995年以后。对于北京当时的古家具收集者来说，那是一个幸福美好值得回味的时期。北京广汉堂、葆光山房、观复馆、C.L.MA(马可乐)、木石精舍，还有稍后一点点的环碧堂、文成堂以及日坛公园内的具服殿，都是当时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的各个会所，还是比较单纯质朴，秉承的都是一份弘扬中国文化精粹的执着，没那么多商业气息，特别的平易近人，中国古家具从此不再是躺在文物店里或流落地摊遭遇贱卖，而是被搬进了艺术殿堂。艺术把所有人凝聚在了一起，大家热烈地在一个相互平等尊重的精神层面讨论交流，碰到了喜爱之物而且手头又有钱的话，就往家里搬一件，反正也不贵。

现在的会所不同了。由于运营成本特别大，于是都想急赤白咧地赚钱，不少会所我参观以后，不太喜欢的是那种刻意营造出来的浮华，不真实，猫腻也比较多。一件几无品质的家具，动辄也会开价好几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缺乏互信尊重，也没有了公平。北京早期家具收藏的那个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那时我很年轻，并没有特别深刻地察觉到这种稍纵即逝的幸运，只是自顾自地每天从一个会所窜到另一个，直奔家具而去。当时陈列家具的种类特别繁杂，精品数量多到让你买不过来，我能做的，只能是拿手去抹搽，顺便聆听那些到访客人的神侃，或径直去木工房看弟兄们干活，找他们瞎聊。

早期会所：帮助国家弘扬了民族文化

记者：在九十年代，北京圈内家具爱好者是如何交流的？会所与会所之间，也有交流吗？会所在那个时代，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郑克峰：那时观复的马未都[微博]先生也挺年轻，没那么多话，总能看见他端着一架挺贵重的相机，在院里的黑色网蓬下面，一件件地给家具拍照，不时地思绪凝神，两名工人兄弟帮着搬这弄那。他一般不太应酬那些前来拜访的客人，而是交由太太和妻弟照料。当时他有个助手小乔，正在协助筹措《中国古代窗花隔扇专题展》。我和小乔挺熟的，他曾在西北的文物系统工作过，会讲一口流利英语，我比较喜欢听他和外国人之间的神聊，因此自以为获取了很多中国人所不知道的观点看法。

当时的家具会所，应该都彼此熟识并且时时会有交流。京城文化的特点是：彼此给面儿，暗地里较劲；说话只讲半句，剩下的让对方自己琢磨去；绝对不能在跟前背后的说人坏话。尽管每个人对中国古典家具家居的精髓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不会去评头论足相互拆台。于是为了证明孰优孰胜，最后只能归之于其倾尽财力、物力，营造各自家具家居会所的方法。这真是北京文化事业由民间个人自发而结的一件盛举，精彩纷呈，争奇斗艳。

而当时我个人特别偏爱去的地方，仍是早先位于青年路后来迁至草场地的广汉堂。主人是地道的北京人，嗓音洪亮，直叙简洁地表达着自己的情绪，以及对于每件家具的真知灼见。我耳目一新地从一个书本未知的管径，窥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凝重，曾辗转买到他的一件清代京作楠木搽漆大躺箱，气势如虹地安置在我办公室的的座位后面，奢侈地用来存放我N年来的工作文件。

到了2000年以后，全国云集至京的传统家具资源，已经呈现出质量下降逐渐枯竭的局面。各地家具商贾，早已将各自所在地尚存的传统中式家具搜罗了好几遍。同时，自上而下的房地产开发已无异于一场新的土改革命，中国境内的居住地表在改革开放的30年内几乎被完整地翻启了一遍，于是数千年以来在中国大地形成的各区域民族极其珍贵的家具家居生态的多样性，就此无可挽回地损失殆尽。而早期建立的那些家具家居会所，纷纷也因此几易馆址，并由于运营成本的逐年攀升，现多已转而经营其它资源相对丰厚或能够稍强盈利的艺术门类。观复是北京早期唯一能够坚持下来的家具家居会馆，也是搬搬挪挪地几经流离。如今，观复周边原来环绕着的那些乡村民居，亦又已被城市化的建设推倒拆掉，变成了一片瓦砾，可能不得不面临着另一次拆迁。而马可乐的会所及博物馆亦已从北京退守天津武清。

这些早期的前辈，很大程度从客观上在那个时期帮助国家部分保留并弘扬了民族文化，理应受到政府尊重善待，其实应及时给予足够的道义及财务方面的援助，而无论如何，继之后起的万乾堂、和顺堂、华伦、楠木房以及美国人柯惕思先生上海的善居，他们仍在为宣传中国的家具家居文化而不遗余力。

创办家具会所，其实是一种相当残酷的智力游戏

记者：北京第一批家具会所展示的家具是什么类型的？那时开会所，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工作？

郑克峰：北京第一批的那些家具家居会所，前已有述，分别对中国文化的精髓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各自的收藏及陈列，肯定会极尽其个人的知识极限、财力的极限、以及运道的极限。这三种极限对于每个有志向的人来说，其实都是极其的有限，而非可以任意发挥的无限，因此具体到了当时的每时每刻，都会演变成对于每件家具的具体算计取舍。其实这是一种相当残酷的智力游戏，你需要有一种前瞻及足够精确的算计，克服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然后加上你的运气，总之大约几十种因素纠结在一起，耗费历经约十年的气力，才能令你收藏的家具家居会所营造出一种憾人心魄的气场环境，令所有藏品陈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传承有序相互贯通，形成一个亲密无间的家具家居大家庭。要做到这一点很难，需要有一种前瞻大智慧与大毅力。

北京家具大佬前辈那些事儿

记者：2005～2007年，应该算是老家具活跃的时期，期间万乾堂与柯惕思、邹静之联合在山东、北京做了家具展览。那时，圈内是否已出现公认的前辈大佬？他们是如何运作家具的？

郑克峰：现在的很多中国观众，不辞辛苦花了大把的时间金钱去北京、上海等世界各地重量级博物馆看展览。其实，他们所看到的那些家具家居展览，实际上多为商业化低级别的科普展，东拼西凑的一些草台班子，那些陈设绝不是能代表着中国家居文化的艺术珍品，我替他们感到不值。这跟我当年所观所看的有着天壤之别。

广汉堂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真诚、大智慧，以及集束能力。主人收藏了很多山西、陕西、河南、北京一带气势磅礴的简洁线形设计的明式髹漆家具。其中有不少家具器型是极为罕见珍贵的艺术作品与官器，太平洋拍卖曾于1996年为广汉堂举办过在国内的首场家具专拍，现在很多北京的家具收藏者皆以曾经能够收藏一两件广汉堂经手的明式家具为傲。

而环碧堂与具服殿，对传统家具的至善至美也有着迅速细致而全面的洞察力。早在1994年秋的嘉德拍卖，环碧堂就曾以当年286万元的最高纪录竞得陈逸飞《山地风》油画，而陈的另一幅关于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浮华场景的名作，曾持久地悬挂于会所厅堂，与江南优雅的榉木家具集萃融汇。具服殿更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即成为致力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佼佼先驱，特别擅长研究收集吐蕃古代藏传佛教矿物质绘画家具，曾以其超过半数的精美收藏与英国人Mr. Chris Buckley 于2005年共同出版英文著作《西藏家具TIBETAN FURNITURE》 Ch

16世纪黑大漆高束腰半桌(善居上海柯惕思藏)

16世纪黑漆螺钿衣箱(和顺堂藏)

16世纪西藏T型箱(具服殿藏)

马可乐出身于天津传统的文化世家，80年代跟随其父在香港生活工作的经历，令他在保持中国文化根基的同时，兼备西方艺术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因而有了一个能够站在相应高度的国际视角，从历史的纵向来进行本土家具家居的文史研究与收集，其实这与其他大多数仅仅是停留在某个文化断层做横向徘徊的研究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与此类似的研究工作，目前也发生在美国人柯惕思先生的身上，他现在通过提取中国古代髹漆家具的漆片，来进行有机物中碳元素的放射探测，从而确定相应古家具的制作年代。以上两位前辈在1999年共同合作出版了英文版《山西传统家具THE CLASSICAL FURNITURE OF SHANXI》 C而且此书最近亦已有了中文版的刊行。那时期，按年代划分的历史纵向研究以及标本的系统收集，今天来看都有着挽救性的意义。目前看来，在中国可能只发生在以上这两位研究人员以及万乾堂、文成堂以及和顺堂等少数民间独立学者的身上。而他们与其他的那些您所提及的学者或家具会所一道，共同努力，克服很多困难，举办过的一些家具展览以及文化生活的推广，其实是由民间承担了一些本应由政府所担待的基础科学工作。这些展览的水平，实际上和很多官方或国外著名博物馆曾举办过的相应展览水平相当，甚至要高出很多。

17世纪榉木剑腿画案(邹静之先生藏)

环碧堂的陈设内景(1996年)

家具会所并不是越多越好

记者：从2000年～2013年，北京家具会所在数量上并没有明显增长。是否北京市场上家具会所已趋近饱和？

郑克峰：从2000年～2013年，中国无论从人文角度还是在社会生活形态上都发生了极其巨大的转变。首先是2003年4、5月份的非典，令蓬勃的中国经济与百姓生活突然陷于全面停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事情，然后紧接着就是另一次经济上的继续爆发增长。很多中国人感受到了生命脆弱如白驹过隙，因此可能变得更加的务实短视并且享乐主义。随之到来的奥林匹克申办成功与举办，实际引发的是一场各个地方令人瞠目结舌的大拆大建，以及对后代子孙财富环境的肆意掠夺，这一方面达到了在经济上的短暂繁荣以及延缓危机到来的目的，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民间经营的抑制失序，以及压力与成本提升，还有就是各项社会资源配置的长期匮乏。

因此早期的那些极具理想主义风格的家具家居会所，由于逐渐的经营恶化，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一批新型家具会所，不仅物力、财力非常雄厚，并且也有能力去调动各项社会资源实现盈利。而且他们在数量上，似应也会稍多于理论意义上的那个饱和数量，毕竟中国藉由这十多年发展的无序，已然造就了一个数目空前庞大，但心智却不能与之匹配的富贵阶层。这些社会财富仅仅是短暂的虚胖，不具备持久力，因此即便有人讲中国的人口如何的稠密，市场如何的巨大，皆不足为信，于是家具会所对于市场的长久而言似应不该是越多越好。

新环境下家具会所的出路与办法

记者：现在北京家具圈子，家具转让的模式，除了拍卖、会所、地摊、古董市场外，是否有新的家具转让模式，这些不同方式的优缺点是什么？而北京的家具会所的经营模式在当前是否存在弊病，比如生存能力较低，您也有美轮博物馆，能介绍下您的会馆吗？您在当前环境下的应对办法是什么？

郑克峰：在当前经济危机背景下，互联网智能手机的微信功能可能会被大量地高效使用。智能手机的微信加友功能能够以一个最为经济快捷的嵌入方式，让你找到一个潜在的客户群，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来派送家具的照片与解说打动对方，邀请他前来参观并最终形成销售。但这个手机微信的交友圈子的延展可能很脆弱，完全取决于你小心翼翼的品质与诚信，否则你可能无法在这个无限放大的交友圈子里混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