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一本书和它所投射的现实

2013年05月18日 00:41
来源：华夏时报作者：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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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所撰《邓小平时代》，2013年1月在中国大陆出版，首印50万册，次月加印即已突破80万册。显然，该书高达88元的定价并未成为它在中国大陆热销的障碍，一个销量过百万、单品图书累计销售码洋上亿的市场神话已不在话下。

该书英文版2011年面世，其繁体中文版已先期于2012年在香港上市，其海外销售与读者反映不如大陆热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陆读者对海外读物，尤其是政治读物的阅读饥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通过更多渠道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现实，并准确解读其背后的意义。

傅高义印象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眼前这位声音低弱、脸上总是堆满笑容的老者，就是那个传说中在大陆已有多年声誉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印象中美国人特有的直率、明朗和风趣隐遁无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刻意的谦逊，以及世故、圆滑，甚至连白种人特有的那种结构分明、线条清晰的面部轮廓也变得略显模糊、圆润，如果走在大街上，不加留意的话，很有可能会被误认为一位普通的东方老者。

显然，无论从面部还是性格特征看，傅高义身上都有了更多的东方人的痕迹。这或许与他多年研究东亚尤其是中国问题有关，常年埋首于东亚文献，并多与有着浓厚儒家背景的东亚人交往沟通，甚至生活其中，儒家意识不可避免会浸染其身体与精神。

1930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犹太家庭的傅高义，1958 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67 年，年仅37岁的傅高义即以其出色的学术才能荣升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从1961年开始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1972年他作为费正清的继任人，成为享有盛誉的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全力着手《邓小平时代》一书的写作。

傅高义之所以终其一生对东亚及中国问题保持高度热情，其根源或许在于他自身的天性中就带有某种东亚或儒家的因素。关于这一点，发生在30年前的一件轶事或可资证。

美国著名政治及社会学者斯考切波，在30年前还是一位年纪轻轻、初出茅庐的新锐女性学者，所著《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3月出版)获得美国社会学会年度杰出著作大奖，可谓风头正劲，但在当年哈佛社会学系内部的终身教职评审会上被否决提名。据载，傅高义当时正是社会学系主任，他是系内“反斯考切波”的主要力量。后来哈佛校报采访，他说斯考切波和任何人都处不好。

在今天看来，这个理由多少显得有些牵强，而能够以此为理由，也充分印证了傅高义对人际关系的重视，而这恰恰与儒家强调社会关系的实用理性一脉相承。

常有舆论认为，近20年来，除了经济上的繁荣和超速增长外，中国对全球文化与精神体系的建构，少有正面价值的输出，如果把儒家文化或精神气质也视为某种输出内容的话，傅高义的气质塑型或许可视为其中某个非典型的案例。过于含蓄、委婉，不能直秉其书，是人们对儒家最通常的批评之一，而这或许也是《邓小平时代》一书在部分评论人士看来，缺乏一个想象中的外国著作应有的坦率、直接的原因之一。

关于本书的一些争议

《邓小平时代》自出版以来，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评论界对其看法不一，这一局面或许最初也在傅高义的预料之中。

来自国际的声音中，最具代表性的来自英国知名新左派政论家、著名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弟弟佩里·安德森。在佩里看来，该书最大的问题在于，傅高义看似缺乏一个独立的立场。

作为一位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傅高义的写作难以在意识形态上满足佩里的阅读需求，固然在情理之中，不过佩里针对傅高义在写作中出现的技术及深度处理上出现的问题所提出的批评，却很可能成为全书的一个硬伤，尤其是当佩里将该书与威廉·陶布曼关于赫鲁晓夫的传记加以对比后，问题更为突显。

“傅高义接受的学术训练是社会学，从思维方法来看，他的确也就是个社会学家，呈现出来的结果便是广度有余、深度不足。不仅如此，这本书还夹杂着傅高义的个人倾向……每当傅高义要处理传记中其他人物(自1970年代末邓小平的共事者)的时候，他采用的就是档案管理员的手法，把官方履历(选择性地)粘贴到杂乱无章的文末附录……陶布曼对赫鲁晓夫这个人物则更加投入。

在佩里眼里，傅高义并非一个出色的传记作家，不擅长人物塑造，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他(指邓小平)还没遇到真正适合他的传记作家”

不过，从一开始，傅高义很可能就无意将本书定位为一部经典的人物传记，按照傅高义在该书大陆版序言中所言，该书写作的真正目的“是帮助外国更好地了解中国”

“10年来，我致力于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基础是如何从1978年开始奠基的”，而这样一个理解的过程，从邓小平这样一位划时代的政治巨人着手切入，无疑是最便捷的一条路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该书并非一部纯正的人物传记，而是一部带有强烈社会学风格、致力于开掘理解现实中国的人物评传，全书将邓小平70岁前的生平浓缩于一个章节，而将几乎全部笔墨用于展现1973年后邓小平的政治抉择、行动及思想演变上，即这种评传风格的重要体现。而作者的这一尝试，最后呈现的则是对当下中国充满野心——尽管读罢全书常常让人遗憾字里行间缺乏足够深刻的洞见——的解读，而这也正是该书在大陆读书界，尤其是在普通读者中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毕竟，对于内地一般读者而言，其资料组织和理论梳理专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在主流口径之外看到足够新鲜给力的阅读素材。

“这本书700多页，单引用说明就100多页，凡是有可能出现争议的历史细节，都给出了资料出处。这么写书且如此规模引用、处理的，国内不敢说没有，但以我的眼界，还没看到几个。”一位网友在豆瓣网站上如此留言，显然，如果没有特别专业的阅读诉求，这部大部头作品还是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阅读需求的。

不管怎么说，该书的出版，依旧算是相当大的突破了。

有读者观察到，如果测试一下，将书中的一些内容单独抽离出来放到网页或微博上，很多文字最终可能无迹可寻。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的面世是出版政策的一个进步。

邓小平与现实中国

该书之所以引发一定范围的关注，或许与邓小平本人丰富的历史形象有关。

不过，无论评说者所执何言，邓小平作为一代政治巨人，其成就和贡献都是世界性的、划时代的。

客观来看，戴着舆论脚镣跳舞的傅高义，其笔端所呈现的邓小平是多面而立体的：

他是超凡的政治领袖，却在1992年全身而退；他是崇尚纪律与威权的共产党人，却给很多第一次见他的国外政要留下“不像共产党”的印象；

他是外交、军事领域的高手，亲自负责科教工作，又对经济工作高度重视，他重用的每一个人，都是经济改革的力行者。

……

邓小平的课题始终在于，既要不断发掘经济活力，又要保持政治威权；既要前瞻性地推动改革，又要顾及历史遗产和保守力量；既要给予个体自由，成为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核心动力，又要防止自由化政治诉求……这些矛盾复杂地交织在各个层面，最终凝聚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及时代形象。

总体而言，傅高义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研究与写作者，稍令人遗憾的，则是其对中国现状及未来的判断，缺乏一个旁观者应有的远见，其所有言说和论断，均拘泥于现有的经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