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镕基到李克强：总理的难题

2013年07月22日 09:47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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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今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疲弱态势渐现，多项宏观经济指标屡次低于预期，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足。其中，第一季度GDP增长7.7%，第二季度7.6%，6月PMI指标显示，10 个月以来产出首次出现收缩，6月份进出口出现17个月以来罕见双双负增长。但是，新一届政府顶住了出台新经济刺激措施的压力。

去年年底开始，基建、钢铁等企业就开始押宝新一届政府的刺激政策，至今为止，他们眼中的“幸福”并没有如约而至。

6月20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突然飙涨至13.4%的历史高点，金融市场出现短暂的资金断流现象，众多金融机构都在市场上疯狂找钱。央行一反常态，坚持不宽松、不放水。……一系列的迹象表明，李克强的经济思路与以往有别，对于刺激政策的态度更加谨慎，央行的货币政策，自2008年以来的宽松中也开始了正式转向。有媒体分析称李克强下定决心将中国经济带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路透文章称，李克强的改革魄力让人想起前总理朱镕基。朱镕基的改革在当时不受欢迎并且带来了很多痛苦，但最终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回顾90年代，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适逢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难题：通货膨胀、投资过热、三角债、金融机构风险积聚、中央财政紧张、国企效益低……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朱镕基直接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趟过一个又一个雷区，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1993年之后，中国开始真正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更坚决地朝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了。

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问题以及改革的难点再次集中在“经济软着陆”， “地方政府债务”、“整顿金融秩序”、“财税体制改革”、“国进民退”等一系列问题上。我们试图通过对朱镕基总理当年推行的改革措施和改革魄力的回顾，给今天的中国经济以启示和借鉴。当然，较之当年，如今面临的难题却已经复杂得多。一样的领域，不一样的问题；新的总理，新的难题。

经济软着陆

在改革开放大潮下，全国大干快上，经济产生过热势头，朱镕基的铁腕政策使得过热的中国经济成功软着陆。

回顾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环境，我们会首先想起在改革开放大潮下，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全国大干快上，各地兴起投资热潮，人们纷纷下海，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捞金。然而，问题很快便产生了。1993年，经济过热势头出现：越吹越大的房地产泡沫、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迅猛增加的基建投资、重复建设……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主管经济，他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经济过热，恢复经济秩序，宁可经济增速慢一点，也要拉住中国经济这辆在危险中急速奔跑的火车。最终，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李克强同样也接手了一个投资过热的经济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成为主基调，巨额的财政支出和货币发放逐渐暴露了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副作用：投资过度、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以及调控也止不住的房价，地方政府积聚的债务风险……

清理债务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市场疲软，产成品积压，工业生产中流动资金不足的矛盾很尖锐，企业、单位之间互相拖欠货款和前清后欠的情况十分严重，像传染病一样困扰着中国经济。当时企业间连环拖欠货款形成巨额债务链，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

当时，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左右。1991年6月底，在工商银行开户的1万企业，“三项资金”占用达3523亿元，其中产成品占用达1306亿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许多企业转动不了，频频告急，要求尽快组织清欠。

1991年，朱镕基从上海赶赴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京赴任之后，凳子还没有坐热，朱镕基就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两年共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拖欠款2190亿元，1991年清理1360亿元，1992年清理830亿元，实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4元拖欠的效果。

2013年3月，李克强成为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也迫在眉睫。

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38%左右。据测算，若考虑隐性和或有债务，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在2012年至2050年间将持续保持上升态势，到2050年将升至107.7%。中国审计界一名高层人士表示，地方债务已经失控。7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2013年度对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年度体检报告”。其中估算，截至去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45%以上。

金融体制改革

1980年代以来历次经济过热的资金来源都是银行贷款，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银行成了官员和官商的提款机，但是无论政府、企业还是银行，都毋需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1993年，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开业，每周有140家老工厂改头换面成了股份企业；全国都在争建特区赶超深圳，中央政府批准了119个经济开发区，可是实际上开张了8700个开发区；1000家房地产公司和10万建筑工人开进了广西小城北海，因为人们相信这里将是大西南的出海口；海南省的房地产比北海更热，因为海南是全国最大的特区。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发现其实银行的钱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为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同年7月，朱镕基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开始强力收缩银根，命令属下的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这是对从中央到地方、从单位到个人的投资冲动的釜底抽薪。到7月底，拆借的资金收回来332亿，还增加了405亿的储蓄，以此为储备，银行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厚着脸皮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企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而如今，中国金融市场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已经随着金融部门的深化发展和全球化进程而茁壮成长起来。格局的新变化昭示出央行所能调控的对象和掌握的信息资源都日趋狭隘。自雷曼倒闭以来，中国的信贷总额从9万亿美元上升至23万亿美元，在短短5年中复制了整个美国的商业银行系统的规模。中国的信贷占GDP比率在五年内从75%上升至200%，而美国次贷危机及日本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前的该比值大约为40%。2013年4月开始的债市黑金风暴已经卷入了众多类型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券商和基金公司等。

财税体制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需要，以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为导向，以放权让利为主线，形成了“大包干”体制，该体制对激发地方和企业的活力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生产迅速发展，但税收不上来，国家的财政运行状况极其困难，不仅如此，而且还形成了地方乱施税收优惠，动用各种办法截留中央税收的情况。而原有制税也暴露出税目繁多、征管混乱、企业难以公平竞争等弊端。

当时，中国经济财源枯竭，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即当时人们常讲的“两个比重”逐年下降，财政陷入困境，中央财政连续多年出现被动性的财政赤字。

1993年4 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批准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并决定朱镕基负责几项重大改革方案的领导工作。1993年7月中旬形成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工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三个初步方案。1993年9月2日、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并同意财税改革方案。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9月3日通过财税改革方案后，信息传播很快，一些地方反映强烈，主要是针对分税制方案，认为这个方案比较“紧”，并有一定的抵触情绪。朱镕基果断决定，立即带领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地方，与地方党政要员对话，听取意见，改进完善。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的74天时间，朱镕基亲自带队，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其中主要是财税系统的同志，先后分10站走了17个省、市、自治区（包括计划单列市），由远及近，第一站是海南，接着是广东，最后一站是河北。分税制的确立也花了足足一年半的时间。朱镕基后来回忆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斤肉。”事后，朱镕基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自己那段日子是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在这两个月里，中央原定的分税制方案在地方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做出一系列调整、妥协与让步。但实行全国统一分税制改革的大原则，始终没有动摇。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我们有目共睹，但由于中央过度集权，使地方用45%左右的预算内财力来承担75%的事务，逼出地方政府各种乱象：土地财政、跑部钱进、年底突击花钱。

同时，预算体制也存在着收入不统一完整、行政公务开支比例高、公共服务支出比例低、预算粗略不透明、转移支付不科学和不公开、隐性债务规模大等问题。现行财税体制的一系列弊病，已间接阻碍了国富民强的步伐，如果不进行及时调整和改革，再继续运转和积累下去，势必会爆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从“经济软着陆”到“清理三角债”；从“整顿金融秩序”到“分税制改革”……朱镕基与他的同仁，一起选择了一条可为中国找到通往理想天堂的路--改革。改革中定下的市场化基调，使得中国社会沿着改革开放的正确路径疾驰而去。

而如今，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这些方面的问题：如何使经济实现软着陆？如何解决庞大的地方债风险问题？如何定位中央地方事权、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如何解决影子银行风险、整顿金融秩序……

与当年一样的领域，如今却是不一样的问题。

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十几倍，面对的经济环境更复杂，面对固有利益格局的阻碍更大。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改革，需要比当年更大的勇气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