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的难题之三：清理债务

2013年07月24日 13:49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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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今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疲弱态势渐显，多项宏观经济指标屡次低于预期，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足。其中，第一季度GDP增长7.7%，第二季度7.6%，6月PMI指标显示，10 个月以来产出首次出现收缩，6月份进出口出现17个月以来罕见双双负增长。但是，新一届政府顶住了出台新经济刺激措施的压力。

回顾90年代，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适逢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难题：通货膨胀、投资过热、三角债、金融机构风险积聚、中央财政紧张、国企效益低……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朱镕基直接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趟过一个又一个雷区，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1993年之后，中国开始真正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更坚决地朝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了。

1990年，中国经济整顿核心问题是清理三角债。1991―1992年间，“三角债”的规模曾发展到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的地步,如同传染病一样困扰着中国经济。清理三角债，成为朱镕基上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的第一板斧。债务问题盘根错节、涉及地方政府、银行以及企业众多，牵一发而动全身。

90年代：市场疲软企业欠款严重

1991年，63岁的朱镕基从上海赶赴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中国的经济工作。迎接朱镕基到来的是中国经济的“疲软”状态。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市场疲软，产成品积压，工交生产中流动资金不足的矛盾很尖锐，企业、单位之间互相拖欠货款和前清后欠的情况十分严重，像传染病一样困扰着中国经济。于是就有了1991年治理三角债。当时企业间连环拖欠货款形成巨额债务链，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

90年代：三角债形成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

1991年6月1日，李鹏同志主持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研究清理三角债问题。当时，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左右。1991年6月底，在工商银行开户的1万企业，“三项资金”占用达3523亿元，其中产成品占用达1306亿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许多企业转动不了，频频告急，要求尽快组织清欠。因此，国务院决定把清理三角债工作作为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一个突破口。

形成三角债的主要原因，意识由于建设项目超概算严重、当年投资计划安排不足和自筹资金不落实，造成严重的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形成对生产部门贷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大量拖欠；二是企业亏损严重，挤占了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家具相互拖欠；三是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或根本无销路，产成品占用资金上升，形成投入—产出—积压—拖欠—再投入—再产出—再积压的恶性循环。此外，商品交易秩序紊乱，结算纪律松弛，信用观念淡薄，也加剧了三角债。

90年代：雷霆手段治本清源

首先在东北三省四市进行了清欠试点，明确了清欠工作的指导思想，立足于治本清源，从解决三角债源头入手，重点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这个源头进行清理，并狠抓了限产压库促销、调整产品结构和扭亏增盈。1991、92两年，全国共注入清欠资金55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520亿元，地方和企业自筹35亿元。

1991年，朱镕基从上海赶赴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京赴任之后，凳子还没有坐热，朱镕基就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他提出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

带着一片赞誉声，朱镕基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他用长途电话、传真、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军令"："各地务必在1999年9月20日21时以前，将你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如果做不到，请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市长直接向朱镕基副总理汇报，说明原因。" 朱镕基还明令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求媒体给予监督，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在此后的半年多里，朱镕基限时清欠，令出必行，让各地官员无从躲避。到1992年5月，全国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283个。困扰了中央和各地政府、企业数年的"三角债铁链"终于被解开。

90年代：重振国民经济两年清理2190亿元债务

这是朱镕基从上海启程到北京后的第一板斧。由于他雷厉风行的风格，这项最难缠的活居然速战见效，得到邓小平以及举国上下的一片叫好。

两年共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拖欠款2190亿元，1991年清理1360亿元，1992年清理830亿元，实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4元拖欠的效果。通过清理三角债，明显地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加速了资金周转，提高了经济效益，并使一大批原来亏损、微利企业转为盈利，增强了经营活力，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懂经济”从此成了朱镕基的金字招牌。

地方债务危机来袭

90年代的三角债，牵涉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各方面的借贷链条，占银行信贷资产比例一度达到1/3，成为巨大的隐患。而今天，地方政府债务同样牵涉到城投公司、信托机构、银行、房地产企业等众多方面。

中国的地方性政府债务余额到底是多少？审计署、财政部、银监会都在监测统计，对其统计口径不尽相同，公布周期也差别很大，彰显出地方债务的复杂性。

如果允许政府破产，中国至少有16个地区已经走到悬崖边——根据国家审计署近日公布的第24号公告，截至2012年年底，抽查的36个地方政府（15个省及其省会城市、3个直辖市及其3个市辖区）债务余额3.85万亿元，存在偿债压力大、借新还旧率高、变相融资突出等问题，其中有16个地区资不抵债。其中向“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借款增速达到125.26%。这些融资方式隐蔽性强，不易监管，且筹资成本普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蕴含新的风险隐患。

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38%左右。据测算，若考虑隐性和或有债务，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在2012年至2050年间将持续保持上升态势，到2050年将升至107.7%。

今年年初，索罗斯警示称，中国的影子银行、政府融资平台及房地产信贷引发的坏账风险浮现。地方债数额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地方债务的快速增长在这几年不断给中国经济敲响警钟，尤其是很多藏在黑箱里的隐性债务仍是个未知数。

地方政府巨额债务的主要抵押和偿还模式是土地，如果国家经济下行，房地产市场不振，土地变现困难或者价值降低，地方债务就会偿还困难，甚至发生资金链条断裂，引发大型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是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