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小算盘阻碍利率市场化速度

2013年07月24日 23:28
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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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陈金保

央行宣布自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对于此加速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举措，有些市场人士称之为“具有里程碑意义”，表明“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已经过半”。

对于如此乐观的评价，笔者并不是很认同。利率市场化的主要内容包含四个“角”：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和下限、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和下限。此次改革只是打开了其中的一个“角”，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角”，对于极其关键的“存款利率放开”则仍无实质性进展。笔者判断，此次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对金融市场的冲击非常有限，其释放的信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在流动性趋紧和金融机构财务硬约束的作用下，目前贷款利率实际上早已普遍上浮。有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金融机构贷款定价中，在基准利率以下的仅占11.4%，而且下浮幅度大都在10%以内，事实上已经高于央行之前规定的贷款利率浮动下限(基准利率的0.7倍)。此次宣布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只是取消了一个本来就“没人够得着”的下限约束而已，其对利率市场化推动的实际意义并不大。

如此做法反映了央行对利率市场化推进的一贯谨慎心态。从1993年提出建立市场利率管理体系开始，中国依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大额长期、后小额短期”的基本步骤，逐步实现了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境内外币存贷款的利率市场化，但时至今日，包含全面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真正市场化利率机制仍远未形成。相比之下，美国的利率市场化从1970年开始用了16年，日本从1980年开始用了14年，德国从1962年开始用了不到6年，韩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虽然经历了从放开到重新管制又到再放开的反复过程，前后也只用了17年，而我们呢？从1993年开始算起，至今已20年，利率市场化进程往多了说也就是过半。渐进性改革没有错，但如此谨慎，不免让人觉得我们谨慎得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加快点步伐？

央行如此谨慎的背后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担心在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还需完善的情况下，推出存款利率市场化会危及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的生存，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担心依赖货币和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尚未有实质性改变之时，推出存款利率市场化会危及中国经济的“稳增长”。如此考虑是有一定道理的，关键是这两方面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

市场普遍的认识是，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存款利率市场化对中小银行而言是一大利空。一方面，取消存款利率上限会明显地抬升实际存款利率，压缩银行业的贷存利差；另一方面，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后，意味着银行间客户争夺的竞争会更激烈。相比大银行，中小银行在规模效应、议价能力和优质客户的价格博弈中势必处于劣势。在资金成本上升和优质客户流失的双重夹击之下，中小银行的日子恐怕会不好过，甚至会引发小银行倒闭潮。美国、日本等国的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这种现象确实出现过。但是，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利率市场化后，虽然实际存款利率确有升高，但贷存利差较之前不降反升，并呈现更加稳定的状态。究其原因，是利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强了，产品差异化大了，风险管控能力强了，整体收益率反而提高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国目前体制下银行业的竞争还非常不充分，银行设立的门槛还很高，真正意义上的小银行根本不存在。再说，目前已接近10万亿的由市场定价的理财产品规模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存款利率管制的基础已经开始瓦解。因此，如果干脆放开存款利率，引入竞争，预计较小银行的风险应该还是可控的，顶多也就是会削薄这些金融机构的利润率。这应该是我们金融改革所乐意看到的趋势，因为以往“所有实体经济为金融业打工”的扭曲财富分配模式不能再延续了。

在一个金融从业人员的微信群里，笔者看到很多类似下面的发言：“这次只放开了贷款下限而没有放开存款下限，说明我们的好日子还能过几年”，“如果真的实现利率市场化，许多银行可能都不会做业务了。为什么？因为过去在定价问题上都是‘傻瓜相机’，靠简单的贷存利差就能过上安稳日子。”可见，迟缓利率市场化与其说是防范金融风险，不如说是在保护当前金融机构的“懒汉”挣钱模式，是在给金融机构当“保姆”，从长远来看，这种“溺爱”弊远大于利。只是，存款保险制度基础上的市场退出机制必须尽快建立。美国1933年就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截至2011年，已经有111个国家建立了某种形式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如此“袒护”银行业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小算盘。过去的很多年，利率管制下的存款低收益既为金融业带来了滚滚财源，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扩张提供了大量的低成本资金。据IMF刚刚公布的研究数据，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约为25万亿，如果年利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政府每年就要为此多支付利息2500亿，这对已开始“借新债还旧债”，而且年收益只有2%-3%的许多政府性项目而言，是一笔不小的额外负担。在利率管制政策下，需要与地方政府拉近关系的银行会默认这种资金输送方式，而如果实现利率市场化，在竞争的市场压力下，银行还会这么听话吗？

但是，我们不能总着眼于这样的眼前小利。美国等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会深刻改变市场主体的投融资行为。利率市场化后，金融工具的创新、实体经济的直接融资特别是债务融资、居民参与直接投资的积极性都会得到显著的提高，“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战略也就能更好地落地。在上世纪80年代前，美国的融资市场上贷款融资和债务融资平分秋色，但在1986年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债务融资比重加速上升，最后占到了信贷市场70%以上的份额，贷款融资仅占20%左右。另外，各种金融工具的高速发展也拓展了美国居民的投资渠道，同样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居民存款和房屋占资产的比重明显下降，金融投资占比明显上升。“堤内损失堤外补”，金融的活跃、实体经济的振兴所带来的税收增长完全可以弥补政府的负债利息损失，而投资渠道的多样化可能还会为我们一向不尽如人意的房地产调控带来意外之喜。

总之，对于中国的改革，需要谨慎，但更需要魄力。1978年改革开放、1988年价格闯关、1992年市场经济、1995年国企改革，以及2001年加入WTO，每一次大的改革都是如此，相信市场化改革也不会例外。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金保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