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社会医疗保障社会组织的探索

2013年08月01日 11:58
来源：凤凰财经

人参与条评论

对话主持人：湖南卫视主持人邱启明

对话嘉宾：

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发起人邓飞先生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先生

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首席代表刘丽清女士

天使妈妈公益基金发起人沈利女士

邱启明：在大病医保的推进过程中，也包括国家医保制度的建立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强调政府的责任，政府事实上它和社会组织本身是有一个良性互动的。尤其是在医疗健康领域，除了政府负担一定的责任之外，社会组织也承担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次这个环节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来进行的。首先还是请邓飞跟我们做一下中国儿童大病医保公益项目的一些运营情况。我们也了解到这是去年发起的，在四个地区进行了试点，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四个地区的试点运行情况怎么样。

邓飞：谢谢主持人。我为什么要发起大病医保这个项目？是因为2011年我去了免费午餐的学校，贵州三望（音）小学，那是我们第一个免费午餐的学校，非常的奇妙，那个学校也是我们大病医保的起源地。在这个学校里面，我看到了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女孩，校长说这个孩子是我们学校里面成绩最好的，各方面都是最好的，但是现在她生了病，我问她生了什么病，他说是肺病。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治，校长说家里两个人生了病，一个是她的父亲，一个是她，两个人都是肺结核。他们家里决定是先把大人治好，所以他们家里所有的钱都去治她的爸爸去了，她爸爸身体好了以后再出去打工，再想办法救他的女儿。当时我听了以后真的是非常的难受，我觉得她的风险很大，因为要等她的爸爸挣了钱以后再去救她，当时我发了一条微博谁去救她，我们的网友就有了响应，有一个明星孔维说孩子治病和读书的所有钱她都出了。但是在这个学校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孩子，脚是长在背后的，叫做马蹄足，我问家里为什么不去治疗？老师说家里没有一万块钱，治不了他。孩子一对脚长到背后，叫做马蹄足，以后肯定是娶不到老婆的，这辈子就废掉了。我们把他带到了北京，天使妈妈团队把他的脚治好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考虑一个问题，乡村里面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朋友，在一个学校里我就看到两个，他们没有钱治病，就意味着他们在家里面等死或者是残疾。我就想到了我们怎么样去改变，最后来到北京，蔡老师讲的很对，我们不能把钱都等到最后，等到孩子得了大病住院的时候再去治疗，我们就想能不能通过保险，最后通过王老师。他比较遗憾，在民政部当司长的时候向温家宝总理提过给孩子每一份保险，一年300个亿，后来这个事情没有成功。我就想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压力，我也不担心失败，我就说我来做吧，我们一批人，包括天使妈妈沈利，最后团结了40余个人开始了，包括邱启明也是我们的发起人。去年我们筹了800多万，1000多万，在四个县，一个是鹤峰县，因为鹤峰一直是我们的模范县，有很好的基础。第二个去了浙江的开化，为什么去开化？因为在浙江合作媒体是都市快报，都市快报负责对开化的帮助，他们说这个县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因为他保护钱塘江的水，他们放弃了工业。第三个点选择我的家乡湖南五占县（音），第四个我们又去了漾地县。今年我们马上10月也是在这个场地做一场拍卖会，去年的拍卖会拍了800多万，今年预计拍卖1000多万。

刘丽清：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儿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一些工作。可能我说的角度跟大家的角度不太一样，我可能不是直接说保险，更多的是从社会组织直接可以参与医疗服务的提供，然后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怎么提高效率，换句话说就是让有限的钱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可能会从这个角度去讲。说到玛丽斯特普这个名字是很拗口的，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邓飞所说的，作为社会组织的创始人往往是有故事和文化传承的。玛丽斯特普是英国的一位女士，是一个大夫，是妇女解放的倡导人或者先驱。她在1921年倡导，她说妇女应该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如果让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很重要的是妇女能够控制自己的生育，否则的话妇女可能一辈子都在生孩子、养孩子，是不可能有这个机会走出家庭的。同时她也意识到如果仅仅倡导不给服务这个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她就在1921年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妇女避孕诊所，帮助妇女实现走出家庭走入社会的想法，实际上也是实现妇女的一个权利。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创始人，这个诊所还在伦敦，现在还是我们组织的诊所，这个诊所仍然在英国为广大老百姓提供避孕的服务。

第二个创始人，其实作为国际组织是在1976年诞生的，和邓飞先生很像，我们叫做布莱克先生。他是一位大夫，他是学医的，大学毕业以后充满了为社会服务的热情，也是发达国家出来的，他参加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去做医疗的志愿服务，作为大夫大家都知道是救死扶伤是天职，是最快乐的事情。他说一件事情改变了他，就是他在那听说一个母亲抱来一个小孩，小孩病的特别的严重，他是个内科大夫，但是孩子得的是外科病。当时在村子他是唯一的大夫，他就调动了上大学所有的潜能要把孩子救活，把孩子救活了，不是他的长相，他特别的自豪。孩子的妈妈不在旁边，这样发动大家去找孩子的妈妈，去到孩子的家里以后，他说永远忘不了他妈妈当时的场景，妈妈在那旁边站着5、6个孩子，妈妈看到他抱着这个孩子过来的时候，一般人是非常欣喜的，但是妈妈看到他的眼光是非常的茫然，说不上的一种感觉。咱们可以体会，我这儿这么多孩子都养不活，这又来一个，那一刻他就想我不能只做结果，我要做预防，要把事情做在前面，不能等到发生了才去做。这就是我们的组织，我们组织的使命到现在一直都是让每一个出生的孩子都是父母最最想要的孩子，而不是意外的结果。

他是学医的，他说我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就要去学，所以他去了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后来又去北卡莱纳学了工商管理，学完以后他说我要创建一个组织，当时他们有几个同学共同在世界上创建了三大在人口生殖健康领域的一个组织。所以玛丽斯特普就是这样诞生的。他说我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政府组织，我要做成一个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概念是什么？因为企业有很多很有效的经验，特别是很有效的一些效益，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经验。他说我要用企业管理的方法来去实现社会的能力，让它更具有效率和效能。在我们的服务里一开始他就特别还是我们要有自己的造血功能，作为一个机构，你的存在并不是为了你的存在而存在，而是你要提供这样的服务，比如今天我有项目资金政府支持我做了我就做了，明天没有钱我就不做了，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办法，但是如果没有自有资金当然就要依靠募集，所以最开始他说我一定要创办成企业。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走了两种路，一种是要靠募集资金，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创办诊所，诊所的服务是收费的，当然收费标准不一样，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根据你的支付能力，但是在发达国家是完全商业运作的。比如英国就是完全商业运作，发达国家都是商业运作，所以我们每年的活动经费里有我们在发达国家运营的诊所医疗服务它所提供的我们叫做核心资金，每年可以达到800万英镑。所以你不会因为资金问题改变你的方向和使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起源，我觉得这是文化的传承。

后来因为有很多专业人士的加入，玛丽斯特普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殖健康上的专业领域，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父母想要的最健康的孩子。去年来我们组织直接接受治疗服务的就达到了1300万人。这就是我们这个组织大概的情况和大家分享一下。

邱启明：据我以前做新闻了解到的信息，在很多西方国家法律是不允许堕胎的，像我们这样一个机构如何去解决这样的政府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因为你们是保护或者是要推动妇女享有安全堕胎的权利。这个难度大吗？

刘丽清：可以说在不同的国家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难度非常的大，例如说在有一些国家完全是不合法的，不合法到什么程度？有一次斯里兰卡的玛丽斯特普的主任，70岁退休他发表退休演讲，他是在斯里兰卡的创办者，80年代创办一直到现在，整个20多年他说他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但是他也是经历了很多，仅仅去法庭就去了24次，被关监狱关的两次。大家就可以看到，在有一些国家是完全非常的困难。

邱启明：现在你们进入中国多少年了？

刘丽清：我们是2001年。

邱启明：有12年了。推进妇女享有安全的流产的权利过程，在中国进展的怎么样？

刘丽清：在中国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流产在咱们国家完全是合法的。所以在中国我们地位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本地化很重要，并不是说玛丽斯特普完全只是倡导安全流产，而是说倡导让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最最想要的孩子。所以在中国根据中国的情况，我们的定位就是面对青少年，特别是未婚青少年。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有很好的政府的体系来做避孕节育和妇幼保健，但是未婚人群随着咱们国家的变化在这方面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而在这方面却没有人或者没有专门的机构去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中国定位就稍稍变了一下，我们不是完全倡导安全流产，而是为青少年提供生殖健康的教育和服务。

邱启明：青少年意外的怀孕之后的解决之道。

刘丽清：这是其中的一块，不是全部。

邱启明：刘女士提到关于安全流产，这是为了保护女性的权利。其实说到这儿邓飞同志心里会有点心酸，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你转了一条微博，应该不超过一年，我还给你转了一下，在我们这儿有一个怀了7个月身孕的妈妈，由于必须接受国策的要求，必须强行的把孩子打掉。最近两天我也看到关于这方面的新闻。其实仅仅关于安全的角度来讲，又是一个7个月孩子的妈妈，由于没有符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被强行的扭送到当地的卫生院，孩子就没了，据说还嗷嗷的叫了几声，随后妈妈现在也变成了神经病。听到这里，我们毕竟是一个论坛，口径应该更大一些，想请邓国胜教授在我们保护妇女权益，尤其是安全这方面，当跟我们现有的一些国策法律相冲突的时候该如何去保证这些妇女的权利？

邓国胜：NGO需要有一些策略和技巧，应该更好的跟政府做更多的沟通、交流。因为NGO本身也要提升自己服务未婚青少年的能力，刚才说的不能等到问题发生了以后才去做这些工作，而是更多的把这些工作做到前面，一个是对未婚的青少年做更多的身心健康方面的教育，我知道玛丽斯特普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多，他有很多的做法，一系列的做法跟我们传统的说教是不太一样的，是一些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开展这样的宣传教导活动，所以效率和成效是会比较高的。第一，他自己自身有很多专业的手法。另外，你刚才说到这种问题出现以后，NGO怎么办？NGO也要跟政府更多的去进行一些沟通，更好的去保障未婚青少年母亲的权益。这也需要NGO有很强的沟通能力。

邱启明：教授您这么多年一直是追随着医疗福利的，包括对整个NGO的调查了解。现在出现的例子我们全当它是个案，出现这样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法律的团队，NGO不用说了一定会有打抱不平。

邓国胜：应该说这是倡导类型的NGO，目前在国内的数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我们国家NGO发展起步比较晚，大多数还是以提供社会服务为主，真正进行倡导型的，像邓飞这种相对来说数量比较少，但这几年我们的NGO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开始从大多数从事服务类的慢慢也开始有一些做倡导了，比如邓飞他们已经从服务类慢慢开始走向政策倡导类，影响到公共的政策，这个才是更关键的。不仅是要解决一个个案，更重要的是要影响到一些公共的政策，这样才能惠及更多的群体。我们国家这些年这一类的NGO也开始在慢慢的成长。

邱启明：你觉得他是有必要的吗？

邓国胜：当然有必要。从国外的NGO成长来说，已经从第一代NGO的发展过渡到第四代，第一代是服务型的，第二代是到综合发展，第三代到政策推动，第四代已经影响到政策的变革，多种类型并存。我们国家NGO的借给是非常不合理的，倡导型NGO的比例过低。现阶段我们也不可能期望发展到发达国家的那种结构，倡导型的NGO比例有那么高，但是当的比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刘丽清：我可以补充一下。我们其实实际上也做一些倡导，特别是和计生系统的合作。我们做倡导的方法不一样，有的是可以直接和他去论证，我们是从实例的角度。所以我们在和计生的合作中又是通过体系的改变，不是简单的个案。比如过去计生提供服务更多的是以执行政策为主导的服务，现在跟计生的合作真正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服务，是以妇女需求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政策为导向的。所以我们有很多体系的探讨，比如服务流程的变化，人的理念上的一些变化。所以更多的我们做倡导是从这个角度来做，而不是直接的你这样做跟政府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对立，对立以后从工作实践中反倒不利于保护更多的妇女的权益。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更多的是从实例，然后通过体系的建设，然后来共同的倡导来改变。

邱启明：中国也有少数的NGO团队像邓飞这样的在努力的通过自己申诉的方式，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甚至是法律方面的。也希望邓飞能加油，不过这儿如果有媒体的话，以后再发现有哪些孩子有6、7个月的，眼看保不住的来找邓飞，他一定会想办法来保护娃娃的生命的权利。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也特别熟悉特别崇拜的天使妈妈基金。沈利是天使妈妈当时四个发起人之一，四个妈妈互相都不认识，但是都有一颗善良的心，他们以互相帮助的方式，互相找所有网络上的资源去筹款，去帮助那些没有社保、医保，家庭比较困难的病童来解决他们的医疗救助问题。成立6年了，6年来他们救助了3000多个濒临死亡的孩子，如果这些孩子不救助基本上可能就会面临着离开这个世界的危险。3000多个孩子社会募集的款项3000多万，不包括今年。

沈利：不止，大概有将近5000万。

邱启明：你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目前天使妈妈基金的运转情况。

沈利：天使妈妈是一个志愿者的团队发展过来的，专门救助0到4岁贫困家庭的儿童。我们都是一群普通的妈妈，在论坛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就是因为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看自己家孩子要什么有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呢，因为疾病在家等死，没有钱治疗。所以当时作为一个母亲是很难接受的，于是我们就在论坛上开始给孩子筹款，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可以给孩子做一些挂号，北京医疗资源比较好，我们可以请一些医疗专家听听他们的意见，这样越做越多。用去年的一个数字来说话，我们去年一年救助了603名贫困家庭的孩子，筹措资金是1500多万，有16000多笔组成的，平均一笔是800块钱。天使妈妈基本上都是靠一些普通的民众捐款支撑到今天的，筹款非常的困难，每一个孩子可能有上千笔的捐款组成，比较碎，我们去年最小的一笔捐款是一分钱，而且还很多。天使妈妈最近有几个项目组成，一个项目主要是针对烧烫伤的患儿的，一个是胆道闭锁的项目，从2011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救助了将近200名胆道闭锁的孩子。还有一个先脏天使（音）的项目，主要是针对布加氏综合征的项目和地中海贫血项目，所以分类比较细一些。去年救助的600多名孩子涉及的病种是51个，全国各地的都有。

邱启明：现在很多官方的新闻报道，中国大部分的孩子都已经开始享受到城市里头应该有的城镇居民的社保，孩子们有病了可以按照比例去报销，农村的孩子有新农合。在你整个团队所救助的孩子中大部分都是乡村孩子，他们在新农合这一块的报销情况您了解多少？

沈利：在新农合这一块大概有90%以上都有，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这些孩子大部分都不是在户口所在地就医，这就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新农合报销比例是相当有限的，据我的了解一般不超过20%。这中间有一个医院做的特别好，应该告诉大家，有助于大家的推广，他是一个山东临沂市的第一人民医院，孩子办理出院储蓄的时候专门有新农合的窗口，不需要再拿到别的机构里，当时就可以拿到新农合的款项，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知道的医院只有他们能做到。

邱启明：新农合的孩子报销比例非常低，尤其是碰到大病的孩子就更艰难了，所以就应该有你们这样NGO的组织在背后支撑。

沈利：真的是有政策的规定，报销的比例非常低，而且还有一些药品不在报销范围之内。

邱启明：这个时候就要提到邓飞所引导发起的大病医保，一般的孩子家庭里说心里话碰到大病动不动就几十万，尤其像白血病，那是无底洞的。包括前面所讲的要不停的去做透析的尿毒症的孩子，这种钱花起来真的是像流水一样，没有底。前面你跟大家介绍了多少乡村儿童大病医保的情况。

邓飞：大病医保还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沈利姐所讲的，一个孩子得了大病以后，当地的县里面的医院，一般都是国家的贫困县，没有这个能力，要救这个孩子肯定要出来，或者到省医院或者到北京，实际新农合对他们是比较严苛的，每跑到一个地方报销比例就减少。但家长情愿不要报销也要出去。大病医保规定不管你得什么病，反正有一笔钱要拿出来用于大病治疗。刚才我们讨论了民间组织跟政府是什么样的关系，长期以来和政府有三类关系。第一类是求政府，出了什么事情求政府加强管理，包括很多媒体我的同行，写文章也是说我们要求政府，政府要加强管理。第二个是恨政府，见政府就骂，这是社会很流行的，看到政府就骂。第三类是政府干什么事我都不参与，我不归政府管。以前我们作为记者去批评政府，后来我发现不是政府不想干活，是他们没有能力。为什么没有能力？不是说政府里面的公务员没有能力，公务员几乎都是这个国家的精英，学习成绩最好的，能够通过公务员考试的各类精英，但他们这种公务员的体制，政府的运作体制让这帮精英变得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作为。很多这样的社会问题缺乏能力，不知道怎么做，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县找到我们，说你们的免费午餐为什么会出问题，主要是缺乏能力。

我们要做一个新的事情，首先我们会有压力，要有政绩考核。然后我又没有私利，不怕大家骂我。第三，我把事情摆出来，倡导一下，说大家一起来解决一件事情，我们会得到很多力量，把它摊开，全部在一个开放透明的环境里去运作，我们又很安全。我做好了大家鼓掌，做不好有人就骂我，我们要去纠错。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形成一股力量，这个能力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把问题解决方案给提供出来，这样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一个批评者，而是一个组织者，坚持者和执行者。这个时候我们把解决问题的模型拿出来了做给政府看，政府一看觉得是可以的，有人已经在做小白鼠了，拿过来就行了，所以政府很快就拿过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个组织已经做了6个公益项目，4个儿童项目，2个环保项目，都是做模型模式，现在我又去念中欧，我想学习到更多中欧的治理方法和更多的智力资源。所以以后在模型这一块我们会有更多的能力，也可以去影响政府，和政府大规模的合作，政府改变政策，这可能是我们的优势，何况我们还有媒体，游说的能力也很强，所以以后我就往这方面走了。到现在我还搞不明白大病医保里面我自己消费的一些体系，我们有新闻发言人，他们处理事情我都搞不明白。

邱启明：我很想知道你说了政府有很多人员是没有这个能力，NGO团队不怕自己做错，各方面全部公开透明，一点点推动，推动到现在一年了，在你试点的地区带来哪些变化？

邓飞：我们在4个县帮助0到16岁的孩子12个，有一条，以前我们去看孩子的时候，他是恐惧的，因为家里没有钱治病，他治不了。现在我们把这些孩子能够全部送到医院去治病，这是一条。第二，这4个县的医院特别开心，不停的给我打电话，他希望我做一个什么事？你能不能到县里面去，呼吁一下大家，你把那些生病的孩子找出来全部到我这里治病，医院很开心因为有钱治病，保险公司出钱。医院恨不得把县里面所有需要治病的孩子全拉过来，然后找保险公司要钱。保险公司找到我，说这么搞保险公司压力特别大，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项目，到县里面去叫这些孩子不生病，做好预防。你去做传播，我们给你钱。搞来搞去孩子就不会生病了，至少这一块会有一个推动和改变。我相信我们帮助的不仅仅是给孩子找到钱去救命，会导致整个医疗体系有一个更加深远的变革。我是这么去理解的。

邱启明：现在有4个县开始试点，是整个县里全覆盖？

邓飞：对。

邱启明：所有的1到16岁的孩子全部在医保的范围之内？

邓飞：我还想做6个县，做成10个县，中国的东南西北到处扎点。比如在鹤峰县啊做了试点以后，鹤峰县0到16岁的小朋友被保护了，政府8万到10万，我们20万，加上家族亲朋好友的钱就可以救活一个孩子，不会因为没有钱而死掉。我们在湖北做了试点以后，周边的县就受不了，他们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找到我，我说我没有能力。但我们的模式做好了政府可以去买，可以去招标，通过这种方法让周边的县加入进来，最后通过政府或者通过其他的方法一点点去改变。所以今年我们主要是在西南和中南，要往东北和西北再去做4、5个县出来，一共10个县，不停的发酵，最后会有所改变。

邱启明：拿鹤峰县来举例，这个县的孩子全部买医疗保险大概需要多少钱？

邓飞：2万多人，每一个孩子是75块，这是第一期，我们招投标，随着规模越来越大，钱会越来越少。

邱启明：100多万块钱就解决了全县的孩子大病医保的问题。

邓飞：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给保险公司的钱花不完，我们就不停的在改，自费药能不能报一点，不停的在跟保险公司博弈，因为我们是招投标，不停的在博弈，保险公司不停的在给我们做退步。这个项目不要指望赚多少钱，也就微利吧，也不能不让你赚钱，反正不停的跟他博弈，我们也在调试。因为我们有大批保险专家和社会志愿者，我不懂，他们懂，他们会给我不停的提出好的方法，然后我们跟保险公司去博弈，因为我们是招投标。包括现在自费药的部分，你这个钱是自费的，我们在你这边也报销一点，反正我们要比国家的大病医保领先。他如果覆盖不来我们就跑到他的前面，他又去覆盖，我们又跑到他的前面。

邱启明：保险公司也有一定的风险，一年也就100多万。

邓飞：给鹤峰县的钱是160多万，现在报了70万，我估计还是有一些什么方法，反正大病医保的第一个县是鹤峰县，肯定我们双方做的都比较谨慎。下次招标可能条件比这个要严苛一点。

邱启明：有没有摸底，比如几万个孩子的家庭跟保险公司，包括你们，整个NGO团队，你们这三方有没有大概的摸一个情况出来，三方都满意吗？

邓飞：是这样子的，保险公司既然愿意投标，我相信他是满意的。第二，我看到的这些孩子有钱治病，我们是满意的，我们告诉大家我们做这么些努力，我们救了多少孩子，我们让这些孩子有保护制度，结果我们是满意的。对家庭来说孩子有钱治病，不是他的钱，能够帮他，他也很满意。对政府来说，老百姓的孩子不会死掉，不会因为没有钱治病而死掉，政府也很满意。我相信这是一个共赢的事情。

邱启明：中国1000多个县，如果每个县政府都给点力，参考一下NGO的方式和模式，也就是以邓飞的团队所想达到的一个目的来催化这样的一个作用，把1000多个县的孩子们每人一年75块钱大病医保给他上上，这实际上解决了大部分孩子的医疗问题。沈利我想从这一点来问，我们现在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解决国家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些孩子看病的问题，一旦有一天邓飞了不起，国家又接手了，把又把项目全国推行的，天使妈妈还有事干吗？

沈利：当然了，有很多事要干。其实我特别佩服邓飞和大病医保团队，他们做的事情一直是我们天使妈妈团队的一个梦，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梦想，他们等于说把贫困的孩子画了一个圈，圈以外我们做的量会少很多，还有一些需要我们去做的一些其他事情也是想等着全民医保大病医保全部覆盖了以后，我们可以做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我们救助了400多名烧伤的患儿，当时也只是救他们的命，这些孩子融入家庭、社会和学校都非常的困难，这些孩子救助完以后回到学校里面，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说了别的孩子害怕，不能影响别的孩子上学，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还有一些孩子他们不敢出门，因为他怕，他面目全非，社会是很难接受他的，当他的父母老去的时候这些孩子怎么办。所以我们一直就想能不能办一个烧伤患儿学校，把这些患儿都找过来，不一定非得培养成大学生，可以教他一些技能。比如做一个网店可不可以，让他学一些技能自己可以自立，这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另外是心理方面，他们虽然烧的面目不太好看，但是他们的心理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创伤，在这一块希望我们也能多做一些工作，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梦。真的，我们希望大病医保能尽快的普及，我们可以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可以去做。

邱启明：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在上海也了解到有很多受虐的孩子，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在南京看到的两个孩子在家活活被饿死了。我们还是期盼着你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帮助烧烫伤的孩子，帮助他们走未来的人生路，还有那么多全国受虐的孩子，看微博上的新闻太多太多这样的孩子，几乎没有人去管，有的时候曝光了反而对孩子有更大的伤害，头上开水浇的正个头发不长了，身上被各种的烟头烫的，小屁股上打的都是血紫血紫的，伤痕累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13、4亿人，有这么点怎么了，如果有一天把这样的孩子变成自己的孩子，你再去说这样的话。我们自己的孩子在承受这样煎熬的时候真的太需要这样的NGO出面了，因为政府说心里话他总是在不断的催化之下，不断的鼓励之下，甚至是不断的被网民的怒骂之下，他才去不断的完善自己的社会救助体系，这是一个必须靠时间、靠过程，但是这个时候更多的力量，邓教授就要靠我们的NGO团队。前面邓飞说了很多我们最优秀的人才考取公务员学习最好，可是到真正开始去作为一个政府执行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时候，他却没有能力了。其实原则上讲我是不同意邓飞这句话的，他怎么可以没有能力，他脑子一定比我们聪明，因为他考取公务员，他能参加这种考试，他是更多的名校出来的毕业生，他凭什么没有这种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想他是真没有能力，还是他所在的地盘上让他没有办法去发挥自己的能力。

邓国胜：政府和NGO组织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劣势。对NGO来说最主要的优势是比较灵活，容易创新，比较容易能够承受一种风险。而政府的优势更多的是他的体系网络比较庞大，他的规模也比较庞大，政府不是没有能力，其实推广起来他的资源的优势能力比你要强得多，你能掏多少钱，政府免费午餐一下子就是上百个亿，你筹也就筹几千万。

邱启明：可是为什么他不干呢？

邓国胜：因为官僚的体制，有的时候他不愿意承受这种风险，要保住自己的官帽子，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到底需要多少亲，大病医保保了，保得了吗，我也这么多钱吗。他确实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在转型时期，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太多了，需要投钱的地方也太多了，有的时候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优先解决哪个，在哪个问题上他才能有更有效的方法去解决。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形成了NGO跟政府合作的模式，利用各自的优势去解决社会问题。NGO最主要的优势因为他比较能够去创新，所以NGO最主要的作用是政府发挥NGO的创新作用，有社会问题NGO亲自探索，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你告诉我怎么做，怎么才能解决好，到底需要多少钱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值不值得做，让NGO去做。因为NGO失败了，大不了说我做错了，向大家赔个罪，对政府来说他要承担的风险很小。没准他失败了，官帽子就没了。

邱启明：就是他愿意让NGO团队去做，告诉他们怎么做。

邓国胜：一旦他成功了，政府可以推广。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在美国旧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合作模式。

邱启明：现在我们的机构如果能有这样的意识，就像您刚刚说的国外优秀的方式，先由一些优秀的NGO团队来做，先去做，做好了我迅速的把它收回来。就像邓飞的免费午餐，你先去做，做好了政府收过来。关键是一线的政府，有多少优秀的人才是在想着我们现在正在聊的这些事情。

邓国胜：看怎么来比，跟十几年前比，我们政府的官员要比十几年前开放。十几年前我们做研究，政府认为NGO是反政府组织，是跟我们对着干，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会认为NGO还有点用，他能够帮助我们分担一些这种责任。所以这种意识已经慢慢的开始有所转变，但是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解放思想，进一步的激发社会活力，发挥民间的力量。

邓飞：我补充一下。为什么政府的官员没有能力？刚才说到了是体制使然。一个是目标跟着GDP，怎么样把GDP搞上去，这是他们的目标，也是政绩考核的标准。作为市委书记，不把GDP搞上去我升不了官，去投资教育和民生、医疗不会给我增加GDP的，这是制度使然。第二是唯商论，我们的政府喜欢干什么，所有的官员就跟着干什么。前两天我去参加了一个会议，云南省和民政部，民政部的部长也到了，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要发展社会。副部长发言说1978年咱们国家经济要崩溃，不得以放开市场，搞经济特区，把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现在市场经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因为社会问题太严重了。这个时候政治体制改革看上去也不靠谱，所以他们提出来发展社会，并且要尝试着当年发展市场经济的方法，通过法制的方法来发展社会，把社会组织培育起来，通过社会组织来学习和解决社会问题，不单单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政府。事实上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政府制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国家经济的受益者，同时也是问题的制造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都要有义务或者应该去尝试着联合起来解决问题，之后形成官民合作，社会组织和政府一起来合作，我们愿意去做实践，愿意来分担一些工作，一些任务，这样的话这个国家才会好起来，要不然咱们没有出路。

邱启明：谢谢邓飞，这是一个来自湘西的汉子，尤其是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对脚底下这片热土的热爱，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他的所有行为都符合现在总书记的要求。我不是恭维邓飞，更不是恭维我们国家的大老板，他是一个实干家，他是一个实干兴邦的真正意义上的个体，一个真正优秀的公民。为什么政府干不起来，为什么说他没有能力，他剖析的非常好，一个是我们现行的官僚体制实际上是我们手脚最大的一个牵绊和束缚。他说的第二条确实我们现在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们都喜欢听一把手的，不管在哪个方面。所以一把手的喜好就决定了这个地区这个事情能不能干好，有些事情会不会荒废，有些孩子、有些弱势群体会不会不被关注。第三，他自身也特别的优秀，就像现在做实验田。邓教授也讲了，渐渐的社会的优秀人才已经开始用公益保护我们，救我们，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改变中国，包括我们所说的免费午餐，包括现在已经是一周岁的大病医保。未来我又看到他可能又是一个可喜的局面，因为当这个国家卫生医疗部门想不断的去改革，改革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发现新的三座大山里面还有一座是他们，看不起病，看病贵，看病难，改了那么多年，有这么庞大一个资源调动能力的政府部门，中国的卫生部门，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去改变中国很多的现状。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但是邓教授说中国现在是一个转型期，这个社会会有很多的问题，真正的好男儿，包括像我们两位女士这样中国优秀的女儿，是不会去担心，不会不敢去面对这样的困难，我要的就是把你们这些困难变成成功的可能来催化、来推动国家的政府部门来改变，改变受益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所以，这个舞台上我跟邓教授应该感谢你们三位，来自于NGO团队优秀的代表人物。

最后一个问题，请三位跟邓教授一起来做一些实例，没有实例的话来讲一讲你们在工作当中碰到的一些感受，怎么样去跟政府进行良性互动，你怎么样去说服他们，怎么样才能说服他们你来用我的大病医保吧，便宜，75块，我给你解决孩子20万，你自己再掏7、8万。哪还有孩子天天在微博上求爷爷告奶奶，你的国家形象就出来了，怎么样让政府接受你们。

刘丽清：我还是用实例。我们的一个例子是推动政府比如说计划生育扶持与执行政策为导向，真正以妇女为导向。光说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但究竟怎么做，我们自己在青岛建了一个这样的服务中心，专门对青少年提供服务。我们请了江苏省计生委他们一块去看，结果他们看完了以后一下就觉得我明白了，可以这样做，他们也想做，但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究竟怎么样把这些理念和概念在实践中能够体现。看到那以后他们就主动的来跟我们说，咱们一起来合作，而且这个费用我们来出，不是你们的事，是我们想做的事，所以后来我们就跟他们一起来做。主要是评估体系的变化，考核体系不能是上环结扎，而是看你是不是真正的服务到位，妇女的满意度是什么样的，妇女的知识是不是掌握了，你的整个评估体系改变了。然后还有你的服务人员的能力，怎么样跟这些妇女沟通了解。我们跟政府有效合作的方法就是实例，通过具体的模式让他们看到，而且能够知道，你这种模式越简单化越好。因为政府更多的是要推广，推广的过程中要很精准，1、2、3，推广起来更容易。

邱启明：前两天听一个电视台的聊天节目，暑假反而让医院里面有爱的医生，阿姨、叔叔最心痛的时间节点，因为他们发现未婚少女怀孕的现象到了暑假越来越多，这块应该是你们未来重点关注的地方。

刘丽清：是我们一直特别推动的地方，这就牵扯到教育，当然还有配套的一些服务，整个社会的倡导，包括媒体的共同倡导，让大家能够有这样的知识，有自己保护自己的意识，同时要具备这样的能力。

邱启明：包括父母亲，先允许自己十几岁的孩子出去负点责任，真的实在憋不住了带个安全套在身上，别去害人，这就是实际的问题。要有实际的方法去避免少女们未婚先孕，不仅仅是身体受伤害的问题，未来心理上也会受伤害。邓飞你的免费午餐很成功，接下来预测一下你的大病医保。

邓飞：大病医保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四个样板，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样本来推测我们是可行的。现在是75块，如果更多的县加入进来它的成本还要低，可能20多块钱就可以了。这可能是一种方向，不管国家接不接受，但是我们不着急，一年再增加10个县，价值肯定会被发现。这次活动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媒体朋友能够帮助我们传播这种模型的价值。怎么跟政府打交道，有几点啊，简单讲一讲。第一，还是我们自己资源的禀赋。各个组织都跟羡慕我们，免费午餐是记者发起的，大病医保是20多家媒体发起的，我们有强大的游说力和传播能力。地方政府一看党报都报道你们了，看来你们是安全的，不是忽悠我们的。政府有一个政策的敏感性。

第二，我们要表示出专业性，不能仅仅说还要做，能够让他们看到专家的价值。他看到对他们是有价值的，他为什么不同意呢。

第三，我们做的非常透明公开，做的很廉洁。到地方去出差，我们都会说住宿我们自己出，吃饭一天50块钱的标准，如果你安排我们只要50块钱，希望不要增加你们的负担，不拿政府一针一线。这样他们很敬重我们，我跟我们的团队说不能收人家的礼品，我们做的正派，越正派越能得到政府的尊重，我们有价值，又很安全和正派，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支持我们。这也是我们免费午餐、大病医保要遵循的一些原则，我们跟政府这么去交往，独立的、平等的，我们是互相帮助的，我们是协助治理的。

邱启明：干净。

邓飞：干净的，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多的朋友，这种朋友关系非常的深厚，不是酒肉朋友。

邱启明：一个县只有100多万，未来准备扩展到10个，1000多万近2000万，我相信你也不是有钱人，你去参加中欧学院是不是网罗更多的人脉，去“骗”钱去了。

邓飞：我自己只出2万块钱去了以后一方面我可以得到专业系统的训练，第二我确实得到很多的资源，说实话。以后我跟企业家说，我说我给你们一个产品，把公益做成一个产品，免费午餐的学校，挂你们的牌子，我能够承诺帮助他们做好管理，你的钱捐给我们去帮助一个学校，不会有问题，我让你看得见，安全可控。我要让学校成为企业界的时尚，我们再去找大企业家，你要不要包。这个县2万多个孩子都是被你们公司照顾的，把它做成公益产品，这样可以动员更多的力量来参与我们，我们不拒绝任何人，我们是一个人人可为，人人参与的事业。

邱启明：看来你从一个NGO团队的发起人领头者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中国知名的商人。

邓飞：“卖”学校，“卖”县。

邱启明：最后是沈利，我知道跟邓飞他们这一块还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国家有新农合和社保，多多少少都给你们解决了一些问题。像你们这一块都是临时起意的东西，网络上突然出来一个病孩你们就得上去管他，怎么跟政府沟通。

沈利：其实我们在救助过程当中也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困惑。我们有一个项目叫胆道闭锁心肝宝贝项目，这个项目的孩子如果不及时的做肝移植手术，2岁以内自然死亡率是100%的，发病率大概在万分之一，每年国家新增是2000例。每年这样的孩子真正能完成肝移植手术的不到200例，所以绝大部分都是放弃等死的状态。造成的原因我们也做过一个调研，我们救助过的100多例这样的孩子，几乎有一半是当地的医院说放弃的，他们觉得这个病是不可治愈的。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医疗资源，包括医疗技术是充分的不对等，国内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会好很多，但是这样的孩子一般没有途径去医院的孩子基本都来自偏远地方，他第一时间肯定是要到当地医院，当地医院就告诉他这样的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我们就觉得这样的孩子放弃了真的太可惜了，我们有一个数据来自于上海仁济医院，他们给到我们的数字一年这个病成功生存率是98%，五年生存率是95%，可以说是愈后非常好的病，但是绝大部分的孩子得不到及时的救治。一个是媒体宣传不到位，毕竟它是属于一个罕见的病种，另外是重视程度不够，所以两个原因加起来绝大多数的孩子就是等死，我们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群体，孩子死亡的时候非常惨，七窍流血。今年六一的时候我们在上海做了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将近500人参加，我们救助过的大概67名患儿家属带着孩子来上海仁济医院做复查，同时跟上海当地的家庭做一对一的对接，我们当时也请了媒体做宣传，尝试把这种病告诉大家，它不是绝症，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不要放弃孩子。

邱启明：最后请学术界的邓教授，你来就三个NGO团队来谈一谈中国的NGO在未来如何跟政府进行良性的互动，来推动当今中国政策的改变，使中国民众享有更好的医疗服务。

邓国胜：第一，NGO自身还得有自己的专业，有这样的能力，这是你推动政府变革的前提基础。就像玛丽斯特普有一些问题政府也想解决，但他们缺乏自己的专业知识，而一些NGO有这样的专业，所以政府才愿意去跟他们合作。第二，你自己要不断的去创新，而不是用传统的方法去解决，为什么需要你跟NGO合作，是因为你能用更创新的方法，更有效的去解决问题，所以政府才愿意更好的跟你沟通合作。第三，作为我们这些NGO，可能也要更善于去整合各方面的资源，不仅擅于整合政府的资源，而且要擅于整合媒体的资源。擅于利用这些资源这样才能跟政府更好的合作，也使得政府不得不更多的关注他，否则政府也没有工夫去跟你合作，把你的经验模式去推广。包括跟企业合作的资源，跟企业合作你要有整合方方面面资源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公共政策的变革和进步。最后一点还是要强调你要更好的影响政府，一定要自己能够更有效率、更有质量，这才是你存在的价值，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好的跟政府合作，共同推进社会的进步，使我们广大到百姓能够更好的享受医疗的福祉。

邱启明：我总觉得中国的现状下，很多趋势都是不可改变的，未来中国的NGO团队我相信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应该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是重要的作用。我曾经听过一个新闻界的前辈说，当有一天我们突然走不动路的时候，突然前进的方向找不准的时候，我们就去投身公益事业吧，一个优秀的公民应该通过公益事业来改变自己的祖国。我就把这句话作为今天论坛的结尾，希望未来我们的NGO团队能够跟政府实行一些良性的互动，让这个社会充满平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谐的感觉，为中国的老百姓，为每一位公民创造更踏实的、更安稳的医疗福利保障。

提问：您好，我是财经的记者。从运营成本来讲，像邓飞先生你们为什么不直接采取救助的方式，直接把钱给到生病的孩子采取个案救助，而是要和政府合作，和商业保险机构合作，这样不会产生更多的运营成本吗？因为从你们的费用来看，像鹤峰县去年投保是160万左右，使用是70万，但是还有好多结余，其中还产生了好多成本，这个你们怎么想的？能说一下吗？还有第二个问题，你们作为一个基金，监督机制是怎么样的，你们是怎么向社会公开的。第三个问题，你们和商业保险之间是如何做结算的？结余那部分钱怎么进行处理？谢谢！

邓飞：当时我们考虑到怎么样去帮孩子找到一个很稳妥的方法，有一个人提出来我们干脆发钱，我们发现这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以外了，我们认为这样是不稳妥的。我们就发起了这样一个大病医保的项目。一个NGO团队去做一个保险公司毫无疑问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联合了商业保险公司，我们考虑到能不能把政府那一部分的新农合抓进来，利用起政府资源，20万才能做到。所以我们把政府给到的钱，形成了商业保险公司、基金、政府，再加上家庭四个方面联合的格局。第一年170万，最后只发了75万，今天新华保险坐在这里也说到了保险公司第一年肯定是赚钱的，这是规律，因为很多老百姓还不知道，他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政策，他可能还没去看病。第二年是不亏不赚，第三年、第四年可能就亏钱了，那个时候肯定要有一些新的方法。所以作为公益组织我们当然是想节约资金，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违背扭转保险界的这么一个客观规律。所以说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第二，筹集了100万，这笔钱以后怎么办，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协议的，以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是做保费或者其他。等一下让我们非常这一块的同志跟你沟通，这不是我的范围。

第三，我们也发现跟保险公司这么合作，第二个试点县我们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个试点县是6到16岁，第二个试点县就包到了1到16岁，范围拓宽了，支付和赔付的范围也拓宽了。我们在里面学习，也在博弈，最好是实现大家都能接受的模式。总而言之，我只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我擅长的是宣传传播，我们去筹款，真正去执行，如果说让我来做，我不是保险公司，那就很麻烦。过程中我不懂没关系，我透明公开，所有人可以看见，也遵循法律规定，我们也有很多法律顾问。通过严格的招投标的方式，谁能够拿到这个标，我们是说了不算的，我们也不知道。最后志愿者代表评审来进行审核，最后决定谁来中标。我们的捐款都是有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跟我们做独立的审计，安全、透明我们已经做的非常好，免费午餐已经做了两年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以严格的公开透明，网站出来以后我们会把所有的支出都晒出来。

第四，任何一个团队我们去办杂志也需要成本，这个成本是不能避免的。我们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年度支出的10%是作为管理成本，实际上我们的钱非常少，因为还要交5%给基金会，我是挂靠，还要交管理费的。实际上我们管理团队拿到的钱是5%，这笔钱说实话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会相信，我们这里面的人最高的薪水是4000多块钱，但是这个团队不分昼夜的在里面奔波，所以我也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的东西我们没有商业秘密，没有国家机密，都可以接受大家的检查和监督，我也乐意让更多的人监督我们，我们才会更稳健，谢谢你。

邱启明：不管怎样的前提下，先帮孩子们上保险。刚刚有一个话题我特别的有感触，就是关于10%当中有5%要上交上去，包括天使妈妈这个团队，也很可怜。自己的团队当中完全是零，他们所有自己运作的要依靠另外的渠道，蔡江南先生能不能摆脱您给我们的团队支付一些钱，帮我们筹一点钱，因为11个人的团队也要吃饭，汽车也要加油。我就觉得5%上去了以后干什么用了，如果对于捐款的人来说他心里是非常不平衡的，我凭什么要把那5%捐出来被你们拿走了，这就是现实，我们也希望这样的现实能够有所改变。真正的10%运用到目前第一线最辛苦的这些志愿者的身上，他们真的太了不起，他们绝不应该像现在只有3000块，一线正式的员工只有3000块，在北京的收入，这3000块能干什么，而且深更半夜跑到第一线当助医，只要有贫困的孩子到北京来，凌晨三点也得开着自己的车去接，到医院还得安排，每天得盯着病童的爸爸妈妈怎么吃饭住宿。就是这些人凭什么只拿三、四千块钱。

提问：谢谢，我是来自北京血友之家的工作人员。我们是一家关注血友病的公益机构，我想问一下邓飞老师，你们是怎么让受助人获得受助信息的，你们怎么让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得到帮助。因为我们是做血友病的，很多血友病的患者也在贫困地区，他们对于血友病的知识了解很少，我们很难将血友病的知识和信息传达给他们，希望在座的老师能够帮助我们出一些主意。

沈利：我们有一个400电话是24小时不间断的，400-0220-520，这个号码平时是有一个工作人员天天上班的时间在接，下班以后会转给其他的工作人员，一个人一天，一个星期就轮过来了。我们同时还会在一些病友群里面发布这样的信息，因为每一个病都会有一个QQ群，我们会有这样的长期的互动。所以我们会把信息给到他们，他们就知道怎么去求助。

提问：我们这个组织有网站、微博，也有病友群，也有我们的杂志，通过各种方式向大家传达信息，但是遇到的困难其实在很多贫困地区他们没有沟通的渠道，他们可能不上网，也了解不到我们的电话。像我们在医院的时候会遇到很多患者，他们对于这些信息的了解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想帮助他们但是很难做到，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方法。

邓飞：这就是我们的公益产业需要一个集群化，要把它变成一个产业，我现在要做的事情，8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公司帮助我们做了一个社区网站，把它变成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把它变成一个超市，把大家的公益项目分好类。比如我是做大病医保的问题，你是助医的问题，把你们放到自己的那一块，我们会努力的去传播所有跟孩子有关的信息，人财物都可以在这里集合。生病的孩子可以到这里面来报到，放上去，我们愿意帮助孩子吃饭的就把钱捐给我，愿意帮助治你要捐助的病型的他就来帮助你。我把它做成产业和集群化。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对于我们团队来讲还是要努力的去传播，虽然说背后有媒体的支持，我们的传播力量很大，我们跟县域合作，县里面是把传单送到每个村里面去，通过学校，因为我们都有免费午餐的学校，通过学校的孩子把这些信息带回去，带到村里面去。为什么在鹤峰我们还有一些结余，也是因为当地老百姓不相信还有这么好的事，这已经超过了他们常识的理解。等到那些治病的孩子回家以后，这个孩子没花一分钱，政府和公益组织帮助他把病治好了，这样才能动员老百姓，不然他总觉得你在背后搞什么。在鹤峰县我相信今年、明年保险公司就有压力了，保险公司就要赔钱了，因为大家都动员起来了，有病就要到医院去看了。我们要找孩子，不停的发信息，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帮你做，天使妈妈也可以帮你们做，相互传播，相互支持。

提问：我来自一家罕见病民间的公益组织艾利重症肌无力救助组织，我讲话可能大家听起来不是那么清楚，因为我本人是一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我非常钦佩天使妈妈他们的精神，很多的罕见病组织同样面临非常多的困难，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由病友来完成的，而且我们目前没有一点的工资和经费来补贴。我有一点问题，刚才邓老师讲到大病医保，我想问我们病种的认定是由商业保险公司来认定，还是由您的大病乡村儿童医保的团队来认定的？第二个问题，像我们这种病，重症肌无力是一种可逆性的疾病，我们的儿童在治疗之后他也可以获得非常好的康复的效果，但是这是一种慢性病，它需要几年或者是十几年以上的治疗过程，可能有很长的时间的用药过程。住院的经费是很少的，大量的花费是每年每个月的用药上，我们的大病医保对这样的孩子是否有帮助，能够有什么样的帮助？第三个问题，作为我们这样的公益组织，我们很希望把我们疾病的病种认定也能够推动到咱们的大病医保当中，但是我们组织怎么样能够和你们对接，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影响到你们的决策或者说影响到商业的保险公司能够把我们的疾病也纳入到保险当中。谢谢！

邓飞：我确确实实不太了解到底病种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么去决定这个问题，不管你得了什么病，也不管有没有进国家的目录，只要是孩子造成了伤害，给这个家庭造成了负担，我们就有义务帮助他们。所以大病医保的规定就是不分病种，也不管你去哪里治病，你家里的开销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数我们就出来了，看病的花销我们来救助。行动的时候采取的第一个合作县比如说鹤峰县，我们只能够抓住一些现有的制度框架，不能够脱离这个制度框架自己做一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联合的是新农合。我们必须把政府的那部分钱花掉，花完以后还有缺口，这个时候我们就冲出来了。病种是在目录以内的，第一个县是在目录以内的，新农合报销完毕以后在目录内用药花的钱累积起来超过5000块我们就出来了。第二个县还降低了起付变成了3000，可能第三个县、第四个县、第五个县还会有改善。你刚才说的这种病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听的很少，因为我不管具体，只管战略框架。如果说它在目录以内，毫无疑问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不在目录以内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也会想办法去解决。第二个标准是增加了家庭的负担，让这个家庭返贫，这就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不知道具体的问题，等一下可以和戚鹏（音）聊一聊。

邱启明：您是一个重症的肌无力患者，看到你这么坚强的站在这儿，淡定的去表达自己的很多想法，为你感到自豪，继续加油。

提问：，我想问一下邓教授。我是来自一家风险投资机构，今天到场的都是政府和一些媒体朋友。今天听了一天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个风险投资机构更多考虑的是盈利的问题。我想问邓教授，国外有没有风险投资机构跟NGO合作，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合作模式给我们一个借鉴。因为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也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几百亿的基金，风险资金是逐利的，NGO是一种公益组织，他们二者能不能结合？

邓国胜：这几年从国外新的发展趋势来看，出现越来越多的公益创投机构，风险投资公司进行投资已经出现了这种新的趋势。还有一种趋势是社会影响力投资，一些风投公司对一些能够产生更好的社会影响的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会后交流，现在这种趋势已经越来越普遍了，主要是引用风投的做法，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效果。

邱启明：谢谢！说句玩笑话，作为分投企业是不能作为直接概念的投慈善，因为风投是做要赚钱的，但做慈善真的是钱投进去就回不来了。感谢台上四位嘉宾的交流，也感谢台下观众的聆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