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素史克“贿赂门”发酵

2013年08月06日 10:47
来源：《法人》杂志作者：赵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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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素史克“贿赂门”发酵

在华规模最大的跨国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日前因涉嫌商业贿赂案四名高管同时被抓，引起业界关注。优时比、阿斯利康等跨国药企在华接受调查，再次暴露出中国医药销售体系漏洞和监管不足

深陷“贿赂门”的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GSK），日前决定更换其在华重要业务部门的负责人。

7月26日，葛兰素史克中国区公关部方芳女士接受《法人》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对于GSK中国关于营销模式和销售策略是否改变，自己并不做阐述，最新的消息是自9月1日开始，现任欧洲区高级副总裁的Herve Gisserot，将担任GSK中国/香港区处方药及疫苗部高级副总裁和总经理。

GSK中国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方式，向政府部门个别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的丑闻，一如这夏日的天气燥热不已。媒体在痛批外企药业腐败造就的成本，转嫁给中国消费者的高药价，葛兰素史克贿赂案涉及面正在扩大。

外企相继接受调查

警方检查发现，赛诺菲、诺华公司、默克制药和罗氏控股公司也通过这家旅行社进行掩护。迹象表明，中国可能随时快速扩大对医药品市场腐败和欺诈的查处力度。默克和罗氏均表示曾使用过“上海临江”的服务，而默克称在2011年结束了该旅行社的合作，当时默克使用了一套新的采购管理系统。

至此，至少有包括默克、诺华、罗氏、赛诺菲等全球知名制药公司，在最近3年内通过同一家旅行社，进行过会议和行程安排。

在葛兰素史克之后分别有优时比、阿斯利康等承认接受工商总局调查。

由于GSK事件中涉及商业贿赂问题，在这一事件暴露后，业内多家外资制药公司都重新规定了医药代表的“销售规矩”，包括清空邮箱等涉嫌非正常业务信息。

7月23日，英国制药商阿斯利康称，继19日一名销售员被警方带走调查后，又有两名上海直线经理被警方问讯。他们是被调查销售员的经理。

此前，中国警方称葛兰素史克在过去6年里向700家旅行社与咨询机构转移了数十亿元人民币资金。

行贿已成为医药公司的常态营销模式

《法人》记者获悉，公安部上月成立的专案组已在郑州地区抓获GSK（中国）相关人员18名。在河南各地，GSK（中国）仅呼吸类、肝炎类两类处方药涉“违规销售”，一年销售额达到数千万元。医药代表透露，GSK（中国）在对员工培训时，重点便是培训销售技巧和策略，客情维护（即如何维护与医生的关系）乃重中之重。医药代表根据公司提供的医生档案，以区域划分有针对性地“拿下”医生。后根据医生开具药品数量的多少，分别向医生的个人账户打钱。

郑州市一家曾经以销售医疗器械为主的公司负责人张剑（化名）告诉《法人》记者：“各家医药公司药品的销售模式基本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路子，只不过外企的经济实力更大一些。前些年就爆出美女医药代表为了让自己家的新药进入医院，不惜献身实施美人计，性贿赂从医生到医院院长的各等人员。”

张剑说，位于郑州市黄河路河南省卫生厅对面豫博商务大厦和附近的写字楼，多以医疗器械和医药类公司为主，河南省卫生厅周边有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河南省胸科医院等知名医院。开拓期的公司离省厅近的优势有很多，不仅便于和厅有关部门领导建立关系、便于了解最新卫生厅招标信息，也便于和附近几家医院交流，公司壮大后就另觅他处办公。

“如果某个医院有招标采购计划，有些公司便找相关领导提前介入，就医院采购的医疗器械产品招标文件限制在自己产品所控范围内，从商务文件到技术和售后文件，基本以自己公司价格和技术参数为最佳标的文件。再找上两家相关公司进行围标。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了。医疗器械和医药公司基本上老板都在和厅里的有些处长关系好，具体给医生和医院的部门领导，那都是销售代表的事情。”张总笑着举例子。

因看不惯医疗行业赔笑的生意，在掘得第一笔创业资金后，张剑已经成功转行。而河南省卫生厅对面的豫博商务大厦也已拆迁，原址上将建设一座酒店式公寓、写字楼、配套型商业主题的大厦。

资料显示，在全国药品行业，药品回扣每年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的16%。行贿成为医药行业“潜规则”，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更直接助推了药品价格的虚高，加重了公众医疗负担。以得标价格为基准，药品生产研发成本仅占10%，而商业贿赂成本高达60%。

GSK中国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跟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需要花费一些公司里面正常无法报销的钱，这些钱都是通过临江旅行社拿出来的。”

“注册方面要和药监总局打交道，药价上要和国家发改委打交道，进医保要和劳社部打交道，进医院要和各地招标办以及医院的院长、药剂科主任打交道。”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梁宏挨个细数需要“打交道”的单位，而其口中的所谓“打交道”其实就是通过行贿来打点关系。

由于这些“打交道”的钱，无法出现在公司的正常账目上，因此梁宏不得不想办法将手上掌握的每年数亿元的会议资金“变现”。

行贿已成为部分医药公司的一种“运营模式”。透过葛兰素史克贿赂门，整个医药行业的潜规则，都需要放在阳光下晒一晒。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院、医生，甚至卫生主管单位领导，这些潜规则主角形成了利益均沾的链条，他们是目前医疗领域“医药不分、以药养医”模式的受益者。

药企反腐或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

曾提出“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公平市场经济”等新论点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说：“药价高，看病难的问题是近年来提高民生生活质量的核心问题。”

“由于历史遗留等问题，医、药不分家，医生收入低。当时有个口号叫‘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说明医生的收入较低，所以才会产生上手术台要拿红包等现象。基于对医生的信任，患者对医生开出的大量高药价药品不敢持有异议。医患信息高度不对称，患者该用什么药、用多少药，一般只能由医生说了算，大部分药品都是在医院开的。药品在医院等同于商品，对于同一种疗效的药品，处方权在医生的手中。”

“一个小感冒，你说医生是用感康还是用白加黑？”胡星斗教授认为，由于缺乏阳光透明和有效监督，医生的话语权过大，医药招标制度实际上已经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回扣比拼，最终入围的不是药价最便宜的而是公关最到位的。药品的采购和销售都成了药企给予高额回扣的重点对象。

在胡星斗教授看来，中国最近对于葛兰素史克以及其他国外药企的反腐败行动，应该是李克强经济学的一部分，也是习近平主席关注民生的一个体现。这些将会是医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应对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的具体体现。

胡星斗教授分析：“我国对于受贿行为的监管法律对药企的处罚力度过轻，对医院和执业医师的这方面管理出现了漏洞。目前的惩处力度还远远不够。改革现行医疗体系也是必须的，比如加强医疗保险制度，对医院实行管办分离，提高医生收入等等。做到医、药分家将有助于从根本上防止医疗商业腐败。”

胡星斗告诉《法人》记者，今年也是中国自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以来首次接受对公约实施情况的审议。

对中国的审议预计今年7月启动，中国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将与内地共同接受审议。审议集中在《公约》第三章定罪和执法，以及第四章国际合作的实施情况。

此前的2005年10月27日，中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全票通过，决定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于2006年2月生效，并适用于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特区。

值得关注的是，6月2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研究实施《公约》工作协调小组组长黄树贤在研究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工作协调小组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会上指出，我国国内法律法规与《公约》规定基本实现衔接，促进了反腐倡廉建设深入开展。

药企反腐有助降低药价促进医改

舆论认为，此次反腐败行动将延伸到其他国内涉外商业领域，并会引导药价降低。

国家卫计委日前公开表态，坚决支持配合司法机关查处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案件，对司法机关认定的行贿企业和个人记入“黑名单”。

“从公安部通告葛兰素史克四名高管被控到卫计委召开专项会议审议并通过了《2013年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意见》，加上国家税务总局对医药行业的专项调查，还有国家发改委鼓励发挥社会力量监督药品价格，一系列的组合拳打向医药行业的软肋。”一位观察人士对《法人》记者说。

事实上，公安、国税、卫计委、工商、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动，使医药行业的企业从观望到紧绷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