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曾再三追问上海市长:要政策 还是要改革
改革红利助力转型
上海在建设“四个中心”过程中,一直困惑的一大问题是:现在上海的总部经济,即跨国公司总部加上投资公司和研发中心,落在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大概400多个,绝大多数是行政性质的,资金运作不在其中。同时上海的产业发展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这是我们多年困惑的事,最有实际价值的都没在上面,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基础设施,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杨雄抛出了上海的疑问,上海能否通过自贸区改革使上海的总部经济运营起来。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许善达看来,“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可以在上海得到最大体现,因为上海的产业结构、经济实力、干部素质、企业家能力、就业人员资源等在全球都有一定优势,有基础通过改革创造出更多的红利。尤其上海在自贸区建设中,将涉及很多方面改革,包括财税、金融、外汇、贸易等,从而进一步推动上海把握“改革红利”。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则提出:“如果要获得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红利,必须实行新的开放,由货物贸易开放为主转向以服务贸易开放为主。”他进一步分析,传统的开放模式包括货物贸易及加工贸易、劳动密集与资源禀赋型制成品出口,可在目前出口需求下降、资源争夺激化的大背景下,想继续获取全球化新红利,必须实行新开放,包括由单向引进开放转向双向互动开放;由降低关税壁垒为重点转向降低无标价壁垒为重点。
“今后10年要做的事有两件,一是发展转型,二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如果两句话并成一句,就是用改革开放来推动发展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上海建设自贸区尤其要注重发展转型的途径,一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吴敬琏强调,上海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具备良好的条件,但在具体发展时需要牢记一条宗旨,就是企业才是原始创新的主体,要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而不是由政府部门或机构指定创新主体。发展怎样的新兴产业,不应由政府决定,而是由企业自主决定,政府所要做的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则指出,要在制度设计上加大开放力度,进一步在服务领域扩大改革开放。上海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这与管理模式的欠缺不无关系,“不能用制造业的管理制度来推动服务业。服务业千差万别,具有多元化、个性化的特征,因此要给予企业自由活动空间。同时,可以加大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力度,从更大范围获得支持和资源”。来源: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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