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李嘉诚垄断香港多个行业损害港人利益
“扶贫式开发”,在包括全国布局娃欧商场的娃哈哈未来商业多元化格局中,宗庆后表示“要继续扩大”。
经销商也从宗庆后的“双赢”商业哲学中获益颇丰。
凭借强大的“联销体”渠道管理体系,宗庆后编织了一张遍及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络,包括8000多个一级批发商和三四万个二级、三级批发商。在这一体系下,每年年底,娃哈哈与经销商签订协议,经销商按照协议完成年度销售任务,并预付次年销售任务10%的销售保证金。娃哈哈则规范经销商的销售区域、给其代理权、支付高于银行利息的保证金利息、安排销售人员协助经销商管理销售和市场开发,形成一个与经销商“双赢”的利益共同体。曾经,这是一张密不通风的铁幕,抵挡住了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国际饮料巨头的进攻。
据媒体报道,在2012年10月举行的娃哈哈经销商年会上,一位来自东北的经销商喝了几杯酒后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振臂高呼:“娃哈哈万岁!宗老板万岁!”其他人也都跟着他一起高呼万岁,场面煞是壮观。
“带动一大批人富裕起来,才会受人尊敬。”宗庆后始终这样认为。
商善合一
除去“扶贫式开发”、打造利益共同体让各方都受益外,宗庆后也布局一些常规慈善项目。
外界对宗庆后的慈善持观望态度,认为宗庆后见诸媒体的慈善与他“首富”的头衔不相匹配。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不了解。“我们尽量低调,不去宣传自己。宣传炒作慈善的做法,本身动机就不对。”宗庆后说。
事实上,从1987年承包校办工厂创业至今,26年里,宗庆后的慈善捐赠累计已达4.35亿元。
不可否认的是,宗庆后正在加大慈善力度。有一要求匿名的财经观察家对《中国慈善家》表示,宗庆后这两年参加公益慈善活动的频率急剧增加,大有超过出席商业活动的势头。
2011年5月11日,宗庆后受邀参加本刊在北京举行的由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掌门人佩姬·洛克菲勒领衔的家族慈善交流会。工作人员至今清楚地记得,当看到宗庆后时,他正带着女儿宗馥莉从一辆出租车里钻出来—娃哈哈集团北京办事处的那辆接待车中途抛了锚。从中,不难看出宗庆后对慈善的热情。
一次观看贫困地区小学生在漏雨的校舍中读书的经历触动了宗庆后,随后,教育成为宗庆后关注的重点,至今累计捐助教育事业高达2.94亿元。对于教育方面的慈善支出,宗庆后表示,“我们还要加大力度。”
他对教育的重要性有朴素的理解,“兴旺的国家,必须由年轻一代去创造。一个民族没有文化,科技怎么进步?”对于国家的科技进步,宗庆后深表关注,这大概源于他通览中国历史,并从中体悟出,近代历史上中国社会停滞的重要原因在于科技落后。他曾表示,要设立一个类似诺贝尔奖、能得到国际认可的奖项,以鼓励国人在科研开发上创新。
宗庆后不提倡把财富直接施以困厄者,认为那样只会助长受助者的懒惰情绪。对于慈善,他坚持要打造致富平台,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但有两种情况除外,大的自然灾害和公共问题出现时。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向灾区捐款捐物1500余万元;2010年西南旱灾捐款850余万元;自2000年杭州市第一次举办“春风行动”以来,宗庆后始终如一地支持“春风行动”的开展,积极帮助下岗职工及特困家庭解决生活问题,先后捐款逾2400万元。
去年,宗庆后更是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达成一项捐赠协议,每年出1000万,分10年完成总计1亿元的捐赠计划。去年9月13日,宗馥莉捐赠7000万给浙江大学,成立浙江大学馥莉食品研究院。宗馥莉表示,此举“不为企业只为行业”。
除了加大力度,宗庆后也开始注重监测慈善效果。放到几年前,他对此不甚关注,导致“有的时候善款拿去了,具体用到什么地方我却不知道。”
现在,娃哈哈累计捐赠了23所希望小学和100个阳光操场。每捐赠一所希望小学,宗庆后都会让公司动员当地消费者去监督希望小学的建设进展和质量。
在宗庆后看来,不给政府和他人添麻烦,亦是一种善行。
在中国这个注重圈子、关系的国度,宗庆后却认为,“大家还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比较好”。他不加入任何企业家的圈子,亦不与任何一个企业家交往甚密。
这段时间,媒体对企业家是否应该谈政治讨论颇多。在宗庆后看来,企业家应该懂政治而不能参与政治。“现在当官的不能去赚钱,赚钱的不能去当官,两者是不可兼得的。”宗庆后说,“本来官员就嫉妒有钱人,企业家再去抢他的权,他更要搞死你。”他坦言,有些企业家想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他认为这会导致政府的不满。“企业家有什么意见,自己直接提就是。”宗庆后建议。
采访中,宗庆后一再强调,企业家要做量力而行的慈善。“有的企业家靠贷款去做慈善,到时候企业做失败了,银行的账还不上,反而成为社会的负担。”
“解决就业问题,带动更多人致富,是最大的慈善。真正的慈善是帮助弱势群体富起来,这是最根本的。”这是宗庆后慈善观的核心。
在慈善上,宗庆后绝对自信。“实际上,美国的企业家没有中国的企业家做的慈善多,在中国,企业家做慈善是真金白银的拿出来,美国人主要是为了合理避税。”
宗庆后对慈善的自信与对商业的自信一脉相承,他有超强的决断力和直觉,认为经营就是解决买和卖的问题。当然,这种决断力和直觉来自15年知青岁月和8年销售生涯里对中国底层社会的深刻洞察,以及平日的敏锐观察。“经常观察,才能知道机遇在哪里,跟各种人接触,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在看什么,你才知道社会会往什么方向发展。”他崇拜毛泽东,对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甚是认同。“你认为你是对的,就坚决地做下去。”
在商业上,宗庆后不崇拜任何人,他只相信自己。他曾短暂地敬佩过李嘉诚,称自己要成为“杭州的李嘉诚”。后来他却放言,“李嘉诚前20年的成绩,还没有我宗庆后15年做得大。”这并非一向谦逊的宗庆后口出狂言,他只是看不惯李嘉诚的某些垄断行为,导致港人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他亦对传统中国商业顶礼膜拜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表示不屑,认为胡雪岩只会钻研官商勾结,通过占据政府资源达到垄断的目的。
当然,宗庆后的这种自信,某些时候,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独裁”。事实也如此。时至今日,娃哈哈集团50元以上的报销都必须经他批准。这种“独裁”作风甚至延伸到慈善上。娃哈哈所做的公益慈善项目,项目筛选、合作伙伴寻找、方案设计方面,宗庆后管得不是很多,但是,项目的最终定夺者一定是宗庆后。虽然,从2006年开始,宗庆后就有意识地实行“分级授权”,不再像以前那样事必躬亲,而是先让下属去尝试,最后由他来拍板。但是,这一制度显然实施得不彻底。至今,娃哈哈仍未设副总裁,公司上下只有宗庆后一人是高管,他之下的约200名娃哈哈中层要直接向他汇报。“现在,在做决策前,需要经过中层干部会、职工代表会等,大家通过讨论交流意见。”宗庆后告诉《中国慈善家》,“但最后拍板决定的肯定是我!”
“独裁”的结果是,宗庆后至今仍未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危机感时刻包围着他。他引以为豪的“联销体”似乎已开始发生松动;娃欧商场开业大半年了,至今仍是“空城”。他不得不每天工作近16个小时,试图像以前那样站在船头,准确地指挥娃哈哈这艘超级巨舰驶向未来。因此,未来十年,在慈善上,他不可能像曹德旺那样潇洒地拿出几十亿,让“慈善家”的风头盖过“企业家”。
但“独裁”并不影响宗庆后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奇迹。放眼全球,“独裁者”把企业和产品做到极致的例子比比皆是,已逝原苹果CEO乔布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不知道宗庆后是否欣赏乔布斯,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欣赏雍正皇帝。雍正勤于政事,每天睡眠时间不到四个小时,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披阅奏折,其性格雷厉风行、当机立断。这与宗庆后极其相像。“当下中国,需要雍正式的人物。”不止一次地,宗庆后这样对《中国慈善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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