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开幕式实录

2013年08月25日 12:31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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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朱丹：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2013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的现场，我是朱丹，非常高兴和新老朋友相聚在美丽的安徽，相聚在这块人杰地灵、热情似火的土地上。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成为全国率先搞大包干的典型，35年今后的我们齐聚在当年这一壮举的所在地安徽，举行这一届的夏季高峰会，并把主题定为“行动力与中国改革——从大包干到新型城镇化”，原因之一原因要向当年那些敢于冒死敢按下红手印的18位农民致意崇高的敬意，第二个原因我们坚信维有行动力让中国改革继续前行。

今天我们站在这一极具历史感的时空坐标上，在新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前夕，我们也期待着在这届的亚布力夏季高峰会上我们碰撞出的思想火花能力为中国改革这个大主题贡献智慧，贡献力量。

朋友们，首先还是请允许为大家隆重介绍光临本次高峰会各位尊贵的来宾：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名誉主席刘明康先生；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先生；

交通银行董事长牛锡明先生；

安徽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詹夏来先生；

安徽省副成长花建慧女士；

安徽省省政府秘书长邵国和先生；

合肥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庆军先生；

让我们特别欢迎本届论坛的特别嘉宾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先生；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轮值主席王石先生；

理事长陈东升先生；

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

论坛理事李东生先生；以及50余位来自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理事。让我们欢迎亚布力论坛的创始人、主席田源先生。

同样我们也欢迎政界、商界、学界和社会各界的700余位嘉宾的光临。

朋友们，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对各位嘉宾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首先让我们有请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轮值主席王石先生致开幕辞。有请！

王石：各位嘉宾、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我作为轮值主席第一个发言，本届夏季峰会的主题是“行动力和改革”这是今年年初年会主题改革开新局的一个延续。在中国现在流行着一句话叫“中国梦”，昨天晚上我们来了之后在中国科技大学和师生们开了一个名为“中科大之夜”，对这个梦我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结论是做梦几乎每天都要做，但很少做一样的梦。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梦，但作为中国人我们每个人的梦汇集起来了就是“中国梦”。我记得2009年的时候，《南方周末》在庆祝建立25周年庆典的评选，评选了中国梦践行者，作为代表提出了中国梦践行者的八个标杆。其中，第一个标杆就是我们安徽的小岗村。小岗村本身就是代表这一种中国梦，代表着一种行动力。我们知道1978年改革开放，北京还在讨论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小岗村的18位农民的行动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如果没有小岗村我们这些企业家们在过去30年中的命运可能会大不相同，在座的很多企业家同时也是阿拉善的会员。2011年，我们这次的中国梦的践行者阿拉善也被定为中国梦践行者的八个地标之一。这些梦想听起来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就像当年80年代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在做美国梦，希望能大学毕业之后考托福、考雅思能到美国、到欧洲去留学，留学干什么？是想能改善一下生活，或者能实现自己当科学家的梦想。昨天一位企业家他说他的梦想就是他怀揣着梦想拿着美国的签证到了美国，实际上一共是多少钱呢？30美金。但是，到了美国剩了多少钱呢？27美金。他的梦想是到了美国从这27美金开始的。其中3美金是在飞机上1美元买了一罐可乐，当时的飞机上喝饮料还是收费的。另外两美金是作为一项慈善活动捐了两美金。当时因为说来宣传非洲的赈灾，他不好意思不捐，就捐了0.5美金（50美分），可是捐赠者说至少两美金，所以他只好这样增加到两美金，到了美国只有27美金。但这位企业家曾经创造的企业市值是200亿美金，为什么说层次呢？他离开创业的这家企业又做自己的另一家企业，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梦想的一部分。

当然，还有一些梦比这个要简单得多，我们的梦想无非是我们的天空是不是更蓝一点，水再干净一点，上班能不能不堵车、下班回到属于自己的一片蔚蓝下。中国古人说“以天下为己任”，西方人说的“公民意识”就是我们这些企业家、阿拉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在一块儿想交流的思想。我们不能只期待政府解决蓝天的事儿，解决不了我们就发牢骚，我们更应该行动、更应该改善。光有梦想，没有行动那只是白日梦，企业家特别喜欢谈执行力和行动力，我们的政府官员喜欢说真抓实干，实干兴邦。实干的政府会员和有执行力的企业家工作内容可能很相似，考察走访听汇报、大会发言互相之间很容易理解，我希望企业家们可以理解政府，大型机构每一次改革都非常艰难。大家回想一下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每一次管理转变、公司重组、战略方向转移都是耗尽心力、脱胎换骨。相比企业政府是一个大得多的机构，改革的难度是几何级数增长，我们应该埋头干好自己能做好的事情，而不是光抱怨不行动。我也希望政府官员了解企业家们的思想，他们很多人是从政府出来的，成长经历中有很多的共同点，企业家们对这个国家的期待和官员们一样，经济繁荣、环境优美。有时候政府改革的步子慢了一点，就忍不住想发出一点事情，或者是干一点事情，好的企业家善于沟通组织协调，也能妥协、激励、管理，有战略眼光和执著于品质的细节，让人们一起合作。企业家精神的原动力是发现了一个资源之后，觉得自己有能力重新建立一个生产函数为社会创造价值，这种发现不完美，希望去改变的形势，就是在座企业家们越来越多参与公众事业的原因。只有互相理解才能形成共识，企业家在一起谈改革的动力，并不是要敦促政府改革，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一个组织的事情，中国的改革、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全社会的一起努力。

阿拉善中国企业家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在这里我想发出一个小号召，可能很多人都说王石你又不按规矩出牌了，你想发出什么号召，不要让我们的亚布力论坛的创始人和论坛紧张。不会的！我想发出号召就是说你还吃鱼翅吗？你吃鱼翅你就out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落伍时代，还继续把愚痴当成我们的美味佳肴，我们中国有优良的传统和习惯，但我们也有一些陋习，说到陋习比如说裹小脚，比如说男人留辫子，还比如说吃鱼翅。我在这里号召，我们不要被时代out了，我们一块儿不要吃鱼翅。

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企业家论坛感谢刘明康主席、姜建清董事长、牛锡明董事长，也感谢安徽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詹夏来，安徽省副省长花建慧和合肥市市长张庆军的出席，以及安徽省合肥市对本季夏季峰会的支持。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感谢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先生，也感谢您的光临，让我们一起凝聚共识、面对未来，共同努力。谢谢各位！

主持人朱丹：谢谢王石先生的致辞。王石先生也曾经说过企业家精神是中国进步的动力，都说我们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草根论坛，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在这里你能听到属于这个时代最真诚、最独特、最动人的声音，我们也期待着在企业家精神的感召力下，在亚布力精神的感召力下我们都成为“中国梦”最忠诚的践行者。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合肥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庆军先生致词。有请！

张庆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企业家、各位朋友，今天倍受瞩目的“2013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在合肥隆重举行，在此我谨代表中共合肥市委、合肥市人民政府和700万合肥人民对论坛夏季高峰会的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企业家朋友的表示热烈的欢迎！

合肥居皖之中、第出江淮之间，是全国唯一环抱著名淡水湖——巢湖的省会城市。近年来在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致力于跨越赶超，抢抓中部崛起、产业转移、区块调整等重大历史机遇，大力实行工业历史县域突破，创新推动等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十一五”期间合肥地区人均生产宗旨增长17%，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省会保持之一，各项经济指标不断争先竞位，今年上半年仍然保持11.3%的增速，当前我们正在按照新跨越近十强的总体要求和大湖名城的高铁战略定位，加快建设长三角地区、沪宁杭之后的现代化城镇中心城市，并朝着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的特大城市方向阔步前进。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素有中国的达沃斯之称，旗下凝聚的一批有创造性思想的企业家，也打响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刚才王石先生说凤阳的小岗村不错，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改革开放了著名案例，但实际上作为我们肥西县的小井庄也是包产到户的发祥地之一，只不过大家当时没想起按手印而已，这次夏季峰会在合肥举行，大家围绕着行动力到中国改革为题进行探讨，我们将积极吸收论坛精髓，转化论坛成果，在深化改革开放、推动转型发展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开拓，不断探索合肥发展的新方向，合肥市政府、市政府一直对企业家极为重视，对来肥发展热切期盼，在此期间希望各位企业家多走走看看，携手创造美好的未来，明天下午我们还专门安排的考察活动，希望各位企业家朋友踊跃参加，亲身感受一下合肥的发展变化，合肥人民一定会以最大的热情、最优的服务当好东道主，当然天然也比较热，也希望各位也注意自己的身体。让大家在合肥多添一份宾至如归的感觉，对此行留一点难忘的回忆。

最后预祝论坛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事业顺利。谢谢大家！

主持人朱丹：谢谢！谢谢张市长的致辞。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安徽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詹夏来先生致词。有请！

詹夏来：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

2013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在合肥召开，让我们近距离领教我国经济界和企业界的精英、大家、高人真知灼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合肥，包括安徽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企业家一次集中来合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谨代表省委省省府热烈欢迎大家光临，也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安徽的关心和支持。

这次峰会以“行动力与中国改革”为主题，以从“大包干到新型城镇化”为切入点，这和我们正在着力推进的问增长、调结构、促增加调民生幼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安徽把促进新型城镇化作为安徽发展的重要抓手，也作为改革发展的地域推动力，现在正在有序地推进。今年的机会很难得，也想借这个机会简要地推介一下安徽。

我想安徽至少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第一是交通便捷，在三大经济圈中，我还比较一下海没有哪个地方像合肥、皖江城市带、安徽这样有优势，可以说是最有能力承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辐射的城市。这是第一条。

第二，安徽的城市化起步比较晚，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到去年年底安徽的城市化率常住人口算46.5%，按户籍人口计算只有22.9%，也就是说大约有1100万已经进城的农民还没有自己的产权房。我们做了模型算的一下到2030年可能还有2000万人要进城。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包括房地产开发在内的消费需求潜力很大，而且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上个月我到皖北的一个县城，看到楼盘开发48万平米，我问老板卖得掉吗？他说都卖掉了。那个县城是158万人，城镇人口是16万人。我说你估计到2030年这个县城到底有多少人？他说至少有40%的人会集中到县城，也就是说可能到18年后这个县城由现在的16万变成60万，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说，当中国的鄂尔多斯这些地方媒体炒是鬼城的时候，还有更多的地方实际上城镇化刚刚开始。中国太大太复杂，一个地方、一部分地方来断论一个国家是一个模式、一个层次实际上这是不客观的。美国总统还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南到北不是一个水平，中国从上海到新疆，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情况是千差万别，体制结构是安徽最大的特色也是最大的优势。

第三，安徽的要素成本比较低，资源也很充裕。就拿房地产来说，今年上半年我们房地产均价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了22个百分点，而且很稳定。从劳动力来说，资源也很丰富，而且成本比较低，我们劳动力的成本大体上是江浙的60%。到去年年底安徽净流出人口是920万，其中80%以上是劳动力。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2011年开始人口已经出现了趋势性的回流。所以安徽的人口红利比东部沿海地区至少要延长10年以上。

第四，安徽的产业结构比较好，提升空间也比较大。包括电子信息、家用电器、汽车制造是安徽具有一定优势的产业，包括传统产业、水泥、钢铁、有色等传统产业，安徽的龙头企业也具有并购重组的能力，也有能力走持续发展的道路。农业是安全的传统优势产业，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这方面的优势也还将进一步显现。安徽现在农民人均宅基地占地大体上一户在1.2亩到1.5亩，如果进城以后土地大概有7、8分地多出来。安徽的城镇化全部实现以后，安徽的土地至少有500万亩的空间，是很大的。第三产业在安徽的经济总量现在还不到1/3，这方面发展的潜力就更大了。另外安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很多，这些科教资源能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再一个是安徽的改革意识比较强，创新创业的环境好，从大包干到农村税费改革，到最近开展的医药体制改革，30多年来安徽在改革中都用于先行先试，支持创意已经成为安徽人的传统和文化。刚才王石主席说希望政府理解企业，企业理解政府，我想今天参加会议的16个书记和市长，我敢说安徽的政府领导非常理解企业，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以上的各条是安徽的共同特点，各市还有自己的优势。我们衷心希望各位企业家们看到安徽的优势，把安徽作为投资的优先选择地。我们也希望为大家服务。

这次论坛翘楚云集，主题丰富，大家的精辟论述和思想火花一定会引领和推动我国改革不断深化，一定会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正能量。衷心希望这次峰会取得圆满的。

主持人朱丹：谢谢詹省长的致辞，这让我想起了德鲁克先生提到描绘的企业家经济，也正是企业家经济为上个世纪60年代-80年代的美国创造的奇迹。同时在书中也提到了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与行动力。他在书的结尾也提出了要建立企业家社会的美好愿景，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企业家精神、创新与行动力的精神，这个社会的经济就会有序、健康、健康·科学地发展起来。

朋友们，我们进入到主题演讲的环节，有七位嘉宾分享智慧，首先有请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名誉主席刘明康先生登台，为我们介绍第一位演讲嘉宾。

刘明康：各位理事、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的任务是介绍嘉宾演讲的第一位发言人，我们工商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姜建清同志。

建清同志在他的职业生涯和整个的工作过程中发现和我非常地相似，我们两个人都插过队，做过工，然后都是在1979年进入了金融系统。我们两个人也都辗转过很多不同的金融机构，不同的银行。但是，他比我年轻他比我有活力。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的银行家，提到了姜建清同志，我想讲他在2000年2月份，当时我还兼任光大集团董事长的时候，我们是一起任命的，我任命到了中国银行当董事长、行长、党委书记，他到了工商银行担任行长、党委书记，从那时候开始，我向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建清同志到了工商银行总行以后，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改造这家银行，把这家银行改造成什么呢？我不想像杂志上说的旗舰、航空母舰、亚洲最大的银行之类的，我想他想把这个银行打造成成一个最受人尊敬、最受客户信赖的银行。有这样一种企业家的文化和精神。就难怪在后来创造了很多的奇迹。一起伴随着我们走过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和面向全世界的上市的过程中，工商银行花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是他的质量是很高的。在2006年的10月，在上海和香港，同时见证了25项全世界刷新的记录，当时工商银行的上市成为全世界最大的IPO的一单交易。

同年，CCTV中国经济人物评选姜建清同志为我们年度经济人物。在他领导下的工商银行，在过去的十年中也赢得了150项全世界和全国的顶尖的奖项。在这些光环下面，我要讲的是姜建清同志的领导的风格，他这个人重实轻名，他是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虽然他早就参加了政治家俱乐部，他是我们党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的中央候补委员，但他从来不谈这些名分的事，而是扎身在工商银行苦苦耕耘，直到今天他都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银行家，他只说自己是一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我想这就是我们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写照。

在姜建清的眼中看来，在整个做银行的过程中，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他对做好今天在全球化金融中、全球化经济浪潮中，在互联网金融的挑战和融合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姜建清同志一直认为我们对所做的事业要抱着一种敬畏的心理，越做越谨慎、越做越小心，越做越深入越投入，不知不觉地记起我们的一位理事周成建讲的话，他说我祖祖辈辈是裁缝，今天的服装行业做到今天越来越小心，因为企业家最重要的是对自己事业的敬畏感。我们要承担起这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让公众对我们有信心，让大家对我们有一份尊敬，有一份信赖，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企业家精神。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第一位演讲者，职业银行家姜建清同志。

姜建清：刚才明康主席是过奖了，其实我和在座的企业家一样，都为我们所喜爱的事业在拼搏，各位来宾、各位女士，先生们上午好！非常感谢亚布力企业家论坛的组织方邀请我来参加这次论坛并作主题演讲。

来之前我一直在想讲什么问题，当今的世界不仅生产过剩，信息也过剩，人们往往困惑于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求真去伪，对今天在座信息量都已经非常充分的企业家们，我不想就今天的经济问题来谈我的看法，我想谈谈如何看待我们都十分关心、困惑的关于明天的问题。它就是预期。我想行动力于预期的关系非常大，我今天讲话的题目是，用企业家的声音去引导市场预期。

预期一直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早期的社会，人们对未来就充满了好奇，同时也心怀敬畏与不安，因此可以预知未来的预言家都受到了推崇、膜拜，像推演周易的文王姬昌。尽管文明与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界和历史规律的认知在不断地增加，对所谓超长期的预言开始重新地审视和争议，但现在的人高度地依赖于预期，预期成为经济活动参与主体进行投资、生产、消费、决策的重要的窗口因素，特别是随着金融的深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预期有时候甚至是投资决策的决定性的因素。

其实经济学家们早就发现了预期对经济学行为有深刻的影响，凯恩斯在经济论中明确地提出了预期的作用，并将其作为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70年代进一步强调了预期对经济活动参与者行为的影响，甚至提出了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无效的假说，颠覆了凯恩斯的理论，卢卡斯本人也因为此研究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又有三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5年行为经济学先驱——卡里迈也获得了经济学奖，一些投资人在面对亏损使变成的风险的追求者，预期学派的品牌的获奖，预期在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传统的社会中，由于消费生产的行为受到了需求、订单和沉默成本的制约，具有一定的刚性和迟滞性，预期通常不会引起经济的剧烈的波动。

但近些年来，随着像金融、房地产、大宗商品等行业的发展，随着各种金融市场的发展，资金的流动速度加快，预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显著放大，各国政府开始重视预期管理，政策的制定转向公开透明，政策的目标转向稳定和单一。由于政策的决定权在社会资源的配置等方面实际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对市场预期的影响很大，因此在正常的情况下成熟市场中的宏观的政策力求明确稳定，政策的制定者则谨言慎行避免市场出现理解的偏差以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而维护市场的有效自主运行。只有在突发的情况下，导致市场出现了集体的非理性时，政府才会通过市场的干预和预期的引导来纠正市场的观点。但困难的是在互联网的时代信息传播飞快，当错误的信息得到纠正时，实际上已经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不良后果，因此社会一直期盼着准确、清晰的预期。

做到准确很难做到清晰也不易，像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主席格林斯潘，他就是以言词含混不清而著名，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名言，如果你们认为确切地理解了我讲话的含义，那么肯定是对我的讲话产生的误解。当然，格林斯潘含混不清充满暗示的语言，目的是为了尽量不影响到市场的预期，但这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他和他的女朋友谈了12年的恋爱，期间两次求婚，但典型的格氏语言的风格，让他的女朋友没有搞清楚他到底要说什么，一直到他恢复了正常的语言表达才求婚成功。

在互联网的时代，这种语体还适用吗？

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除了重视经济的总量和增速等指标之外，应该重视市场预期对经济的影响，尤其要关注预期与经济的基本面严重背离状况的出现。当今世界预期已经不再是虚拟的了，因为如果缺乏对未来良好的预期，消费者不敢放开手脚消费，投资者不敢轻易投资，就会使潜在的投资受到抑制，出现资金单向异常流动、要素价格剧烈波动，一些出口的厂商甚至不敢再接订单，实体经济会直接会间接地受到严重影响。资本市场是最容易被预期的对象，我国的股票市场连续两三年雄冠全球，像银行股股值跌至历史的低位，与我国人民币的有效汇率上升、经济数据和公司财务数据良好严重背离。今年的年初到8月5号，我国A股下跌8.9%，而美国的道指和纳斯达克的指数分别上涨了19.14%和22.3%，近日的市场又被一些预期所引导，大批的资金从新兴市场撤出，流向了几周前还被绝大多数人描绘成低迷至极的欧洲，市场难道真的变化这么快吗？

但有异议的是，中国虽然缺乏预期管理但并不缺乏预言家，有些人敢想、敢讲、敢预测，认为预言不是谣言，讲错了不需要付出成本，有些人屡预屡错，但屡败屡战。有些人缺乏起码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精神，对经济数据狡猾操纵、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一些人深知当预言家远比章鱼保罗作出的预测要容易，认为经济和市场的走向无非就是涨、平、跌，只要死盯一个趋势不管多投其是空投，总有等到对的时候。因此有一些预言家在春天的时候就语言冬天即将来临，但如果相信他的预言穿上棉袄恐难熬过漫长的夏天。

2006年当时预言两年后要发言金融危机的卢比尼就是一个永远的空投，这一点连他自己都不否认。对中国“唱空”的预期都一直有，斯蒂夫·罗奇就指出，西方国家对中国持有怀疑态度的市场专家们再次开始了中国崩溃论的大合唱。这是每隔几年就会让经济和政府评论员们兴奋一段时间的顽疾，没有人在意过去几十年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国怀疑论者再次提出这次的情况真的不同了，在这些所谓的崩溃论的一次次破产后没有人再追问当时的所谓的预言家，而这些预言家们可能又在埋头准备着下一个预言。更有一类预言家们是为了商业利益，为了唱空中国引导市场预期，或者是唱空市场从中获得暴利都是带有预期，这些成为了市场噪音，扭曲了市场行为，形成了非理性的羊群效应，加剧了经济波动。这种功利性极强的所谓的预期，蒙蔽了市场对真实情况的判断，扭曲了现实，但遗憾的是，由于受扭曲预期的引导，我们往往难以看见真实。“信心比黄金”还要重要，为了经济的稳定运行我们需要更客观、更可信的预期，我想，企业家的预期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企业家已经成为社会中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一个中间群体应该主动在市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引导市场预期，而不是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在过去20多年间，改革赋予了我国企业家难得的机遇，但困难也是重重。企业家们披荆斩棘摸着石头过河，如今已经成长为我国经济中一股中坚力量，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我国许多的企业家比较低调，或只关注自己的企业和行业，不愿意对经济的动向发表意见，当然，也有一些活跃的企业家或者组织像亚布力企业家论坛影响力与日俱增，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家们的预期更真实可靠，一是企业家们扎根市场，直接面对消费者需求和原材料的供应，是最接地气的群体，应该最能摸准经济的脉搏，其预期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实体经济的趋向。而是企业家的预期都是要真金白银来投资的，所以来不得虚拟。第三，与那些只在岸上旁观的预言家不同，企业家们一直在游泳，对外部水温和风浪的判断更准确，而在长期的竞争生存中企业家们还练就了高度的敏锐性和非凡的判断力。所以企业家们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判断应该比较准确。

企业家群体的经验和智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挖掘出来必将成为引导市场行为的重要预期的指标。企业家们能有能力、有责任发出更多更强、更清晰的声音，引导市场形式合理预期。因为，一个被扭曲的市场，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和投资行为是有害的，也是企业家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亚布力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建议借助这个平台发布企业家预期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比如，由各位企业家从自己的行业的角度来分析宏观经济走向，形成一个综合的企业家预期或者设立亚布力企业家信心指数。编制一些指标，通过对具有代表写的企业家调查形成一系列信心指数。我想，通过企业家预期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市场可以更加地客观、真实的解读中国经济，对未来形成合理预期并基于此调整经济行为，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当然更有说服力的是经济本身的持续均衡发展。这也寄希望于企业家们的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刘明康：因为时间有限请大家提两个问题。

王巍：姜行长作了非常好的讲话，我想问一下刚才刘主席介绍您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金融家，你认为中国应该是什么样才能视为真正的中国金融家。谢谢！

姜建清：在中国话里面成名成家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其实在英文里banker，在银行里工作的人都是banker。但是，如果成为一个中国人所说的“家”，现在这种“家”和大师很多，我想这些事情都是你以后的人评论你的，是一种盖棺论定的评论而不是自己的评论。但如果你刚才说的一般含义而言的banker，我说我就是一个banker。

吴鹰：姜行长谢谢你的精彩发言，我觉得你对我们的建议也非常好，我要问的问题是说，最近炒得比较热的金融互联网或者说互联网金融，您个人认为工商银行有没有在互联网金融上有所作为？如果可以为什么？如果不可能成为金融互联网的翘楚的话为什么？

姜建清：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在十几年来又一次掀起了互联网金融的讨论，其实我还记得在1995年的时候我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那时候美国刚诞生了互联网金融，我记得有一家叫第一安全银行的，后来就诞生了一批这样的互联网银行。媒体上整体都在报道说传统的银行是21世纪的恐龙会完蛋了，互联网金融会完全地替代他们。但我们没有看到，因为1995年开始到现在也已经18年了，所有的大银行在这一轮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中，他们都成长起来了，像工商银行现在是按照电子银行业务的占比是77%，我们有77%的业务已经完全通过以电子银行、网上银行为主的方式来运行。但是，现在这一轮的互联网的金融的看法，从另一端发起，实际上从银行客户交易对手的交易端，以大数据的发掘，从这端的数据又开始逐步向银行的支付和融资端以及银行的传统的业务端开始进军，是上一次挑战了18年之后又来了一次新的挑战，但我想像上一次一样，我们也会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变化来作出相应的变化。我想，这一次变化用不了18年以后再来看，几年后大家都会看清楚了。在这一轮的变革中，如果不变革的话，就等待着对你的淘汰。

主持人朱丹：我听到了一个牛津大学的共识，在安全检查中牛津大学具有350年历史的大礼堂出现了安全隐患，有20吨非常巨大的粗的项目横梁因为年久而需要换，幸运的是建筑师预见到了，在那里种植了一大片的橡树林。从这里我们深深地感到真正的远见卓识源于用心。一路走来姜建清先生从银行普通的点钞员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的领袖，我相信他一定会引领着这艘金融航母继续乘风破浪。

接下来有出的这位演讲嘉宾一直以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地参与到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同时他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和系统论证价格双轨制理论的学者之一，他也因此获得了中国第四届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奖。作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每一次他的演讲都会备受大家的关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张维迎教授。

张维迎：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天理与王法”，去年的亚布力演讲我从吴英案开始，今天我要从曾成杰案开始，有人说我去年的演讲在挽救吴英的生命发生了一些影响。我对未来挽救无辜者的生命发生了一些影响，如果是这样我感到一些欣慰。当然我不管今天讲什么，对挽救曾成杰的命没有任何机会，我只是希望未就未来的一些无辜的生命有一些意义。曾成杰被秘密处死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中国企业家队伍确实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我们在同样的司法体系下，今天发生在曾成杰身上的不幸未来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这种兔死狐悲其实就是二千多年前孟子讲的恻隐之心，也是二百多年前亚当私密同情之心，孟子讲的“侧隐之心人皆有之”，亚当斯密说“最大的混蛋、最顽固的不法分子也不可能没有一点同情心”，我要强调是这种侧隐之心和同情心对我们人类具有重大的影响，孟子讲“侧隐之心就是人”，亚当斯密说“同情心是我们人类道德的心理基础”，因为这就是别人的喜怒哀乐在我们心目中那个公正的旁观者、那个伟大的法官和总裁者的情感和尊重使我们的有了正义。

这次曾成杰事件之后发生的舆论反响，使我觉得这个社会的良知没有被泯灭。曾成杰为什么被处死？是因为他犯了法，违法集资法，至少法院是这样认为的。曾成杰当时集资的时候是否知道自己犯法呢，这个我不得而知，当然我们知道法院不会因为你不知道、无知而免除你的罪行，尽管一般来讲法官在判罪、量刑的时候对无知有所考量。我更关心的问题是即使是曾成杰所犯了法院判他所认知的那种罪，并且是明知故犯，对他的处罚、对他死刑的判决就是正义的吗？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要从“理”和“法”两个角度来判断：

许多年前我提出这样的判断，每个人做事其实有两个标准：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这样会有四种可能：第一种是既合理又合法、第二种是合理但不合法、第三种是合法不合理，第四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

一个健康的社会绝大部分事情都是合理的就是合法的，或者说不合理的就是不合法的，但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好多合理的事情并不合法，好多合法的事情并不合理，这是我想每个人，包括我们在座的企业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困境。这里讲法的我们都知道，是指政府制定的法律，中国传统上讲的王法，或者是律法，在学术上叫人定法，或者是立法法，这里讲的理是就是中国传统讲的天理、公里、道理，天经地义，在西方叫自然法，自然法又叫理性之法，或者是上帝之法，上帝之法和我们中国人讲的天理其实是一个含义，这样的自然法，或者是天理就包含了我们人类的良知、正义和德行，自然法，或者是天理是人类以理性和情感所发现的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须最一般的戒律，或者使法制，如果杀人要偿命、欠债要还钱，这个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因为这是天理。

当理和法遇到矛盾的时候，自然是理大还是法大，简单是理大于法，为什么呢？因为理、天理、自然法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漫长历史过程中自然演化而成的，是被人们普遍认可，是人的本性相负，法是政府人制定的，组成政府的人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他们有自私之心，有偏袒自己好友的倾向，也有无知和傲慢的倾向，所以可能会制定出错误的法律，怎么避免错误的法律，就是用天理来约束。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律，或者是人定法，因为自然法比较模糊，有大原则，没有具体的细节，所以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也就是说我们要一个法律就是不自然法的规则具体化、可操作化，而不是和自然法相对抗。自然法是人类的原规则，或者是康德讲绝对命令，是绝对不可以违反的。

什么是自然法？英国启蒙思想家的大卫休谟在250多年前总结的三条基本的自然法：1、稳定财产占有的法律，也就是私有产权的不可侵犯性，只有这一条我们人类才能够避免相互之间的战争、相互之间的残杀，使人有安全感。2、根据同意而转移所有物的法制，这叫自由交易，或者是自由签约权，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来进行自由的交换。只有这一条才能保证人类有限资源创造最大的价值，才能保证人与人之间达到合作、双赢，这一条也意味着不可为谋财害命。3、履行许诺的法律，如果我们不相信别人说的事能做到我们就不会采取行动，所以说只有言而有信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这三条自然法，也就是我们讲的人类正义的基本含义，像哈以渴所有国家的法律法、秩序都可以对这一条自然法则相近的阐述。

与此来看在曾成杰案当中，曾成杰本人没有违反这三条自然法，因为他没有使用暴力和侵犯手段获得别人的财富，他的融资活动都是单私人自然达成的交易协议，也没有违反自己的许诺，就是在政府改变政策之后仍然与投资人重新谈判，签订还款协议。但看我们的政府和法院，恰恰是确确实实违反了这三条自然法，在法院审判之前就剥夺了曾成杰的资产，并且卖给了政府的企业，这显然违反了第一条自然法。政府不允许曾成杰自行与出资人达成新的还款协议了，违反了第二条自然法，政府一开始鼓励和支持曾成杰向民间集资，霍赖又出尔反尔，宣布他是违法集资，这违反了第三条自然法。

自然法是普世，也是永恒的，福布斯一口气总结了19条自然法，尤其当中的大部分人忙于养家糊口，其他人是因为疏忽大意无法理解有关自然法微妙的推演，然而为了所有人和无法找到借口，这些法制可以被总结为简化为一条简易的种子，这种简易程度使我们最平庸的人也能够理解，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味着我们用自然法能做的事就是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或者中国老百姓讲的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我们前边讲的三条自然法都可以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中推出来。如果你不想别人强迫交易，或者是阻碍你的交易你也就不应该强迫别人交易，也不应该阻碍别人的自由交易，如果你不想和言而无信的打交道，当然你自己就不应该言而无信，所以这三条都是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对普世价值可以有争议，但是不可以否定他，否定普世价值，否定天理的普遍性，无论是出于私利，还是公心，都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儒家文化主导中国二千多年，为什么？就因为从孔子开始儒家人是把天理放在王法之上，所以儒家文化被西方一些学界认为是自然法，虽然在全世界有争议，至少说明一点儒家是把天理放在第一位，儒家的理法体系就是自然法的精神，天理的精神，这也是儒家和法家最大的区别。

秦始皇创立的秦王朝为什么二世而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秦王朝只讲王法，不讲天理。曾成杰犯了什么法？曾成杰或许真的犯了人定法，也就是政府制定的法律，如法院所说的那样，但他确确实实没有触犯自然法、没有违反良知，甚至处死他之前也没有告知他的亲人，也没有违反人定法，但他这样的处决、这样的判决确确实实违反了自然法、违反了天理、违反了人类的良知。这有法律的责任，也有法官的责任，我们对法官的要求，不是人次，而是正义，没有良知的法官没有比不懂法律的法官更可破，因为一个法官只有良知，即使他对法律业务不熟悉绝不干过违反正义、违反天理的事来，但即使你对法律背的滚瓜烂熟，但是你缺少良知和正义就不再存在，这也是西方法律制度下为什么需要陪审团的原因，大家知道陪审员就是不懂法律的人，我们要建法制社会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法律以合理性和正当性为前提，人制定的法律比必须符合天理、必须符合良知，如果法律不符合天理、良知，这样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充其量只是恶法。任何人都不应该以法律、法制为借口干不正义的事情，作为每个人，当我们在良知和法律之间挣扎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那儿，我们应该站在天理的一边，当然我们许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人性的懦弱，因为我们的自私，因为我们知道违反人定的法律的惩罚就在眼前，而违反天理的惩罚在以后，所以大多人还遵守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我们至少不应该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至少对哪些宁可违反不合理的法律，也不愿意违反天理的人持有敬畏之心，不应该以我们的小聪明而鄙视那些人。

当然重要的是如何使我们政府制定的法律符合天理、符合良知？任何违反天理、违反自然法的立法我刚才讲不能叫做真正的法律，因为这样的法律是对人类理性的灭失，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它无助于人类的幸福，这样的法律、法制与专制没有什么两样。当今中国，最缺少的不是人制造的法律，而是天理，或者说我们最缺少的是我们的法律好多不符合天理、好多司法程序不符合天理。

改革开放前我们的最高领导人既不讲天理，也不讲王法，用他自己的话讲兔子打伞无法无天，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认识到无法无天的危害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无法无天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有法无天的社会仍然不是一个好社会。谢谢大家！

主持人朱丹：谢谢！谢谢张维迎教授的演讲，我想从大家热烈的掌声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关于天理与王法这样的话题，以及它的引申含义，很多朋友都有话要说。其实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它是出自于一向以捍卫公民自由和司法公正而闻名的法兰西思想之父伏尔泰传记当中的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拥有了那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张维迎先生是这样的人，我们也期待着在我们的论坛上也能够出现越来越多发出自己真实声音的朋友。再次感谢张维迎教授。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演讲嘉宾是我们亚布力的论坛的老朋友了，在今年正月十五的亚布力年会上他就发表了关于互联网金融将颠覆传统金融的观点，引起了热议，今天他也为我们带来了主题演讲“金融要支持和服务新型城镇化”，让我们有请交通银行董事长牛锡明先生，有请！

牛锡明：今天的主题是从大包干到新型城镇化，所以我今天想谈一个观点是金融要支持和服务新型城镇化。

35年前中国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大幕，进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35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的经济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升，成为世界上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当前，我们国家仍然处于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个新型的城镇化仍然是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一点虽然大家对城镇化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都不否认。其实如果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结束的话，我想中国的经济要想保持7%到8%的速度也是很困难的。在城镇化的进程过程中，怎样以人为本，怎么样能做到第二产业的合理的布局，怎么样处理好人与环境与产业的关系，怎么样统筹规划好大小城市的布局，都需要方方面面地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今天想谈的主要是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来支持新型城镇化。

无论是传统的信贷方式还是新的金融品种，都要通过创新来支持和服务于新型城镇化。首先我觉得在传统的金融方式中也要以创新的精神去支持新型城镇化。在信贷的创新中，最主要的还是要在产业布局的调整中怎么样通过信贷这样一个方式去支持产业的合理布局，来支持新型城镇化。比如说在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化生产方式转移的特点的过程中，信贷应怎么样支持？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过程中，我们信贷应如何支持？这些面都需要我们研究。我想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信贷所要发挥的作用还是怎么样支持第二产业的隔离布局，如果说一个新型城镇化没有第二产业的支持，也很难长久地坚持下去。

第二个方面是当前的情况来看，仅仅用信贷传统的金融方式是不够的，需要探索多渠道来支持新型城镇化。也就是说要用新的渠道、新的途径、新的品种去支持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资金需求规模非常大，期限也长，主体多元、结构复杂，已有的银行信贷的形式显然难以满足他的需要，应该综合运用信贷、债券、信托、股权融资、金融租赁等多种融资的形式，支持城镇化建设中的合理的资金需求。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政府、金融、民间融资都要有机地结合，要发挥好政府投入的基础的作用，金融机构的杠杆的作用和社会资本的推动的作用。通过跨境、跨业跨市场的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的创新共同为城镇化提供多渠道的金融服务。

第三个方面金融的支持新型城镇化不仅仅在于提供融资，更在于以新的金融方式去服务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因而金融服务新型城镇化必须也要以人为核心，金融服务不仅是信贷和资金的支持更多是基于电子平台服务的新型金融智慧城市。新型城镇化首先要解决城镇居民的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等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伴随着城镇化进程中由农民转化过来的城镇居民的增加，未来在零售、电子商务、文化旅游、汽车、家电、金融理财、教育、医疗等行业的全方位的金融需求将持续地增长。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对金融业态的进一步渗透，线上和线下高质量金融服务需求也将越来越大，互联网金融有望为这种需求提供24小时的个性化、自助化的金融服务。

金融业今后要从战略的高度重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现阶段就开始制定网络银行与实体银行协调发展的长期战略，利用互联网平台技术的互联互通，逐步形成以城镇居民为核心，以网络为载体的全新服务经营模式，为中国城镇化建设作出应有的一点贡献。

谢谢大家！

主持人朱丹：谢谢，谢谢牛锡明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好“鸡蛋从外面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其实做人和做企业也是如此，我们等待着别人从外打破我们，我们迟早会成为别人的食物，如果是我们自己从内打破，那么就会发现其实自己的成长也相当于是一种重生。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演讲嘉宾带领着自己的团队也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比喻这个过程，叫做“鹰的重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的有请TCL集团创办人兼主席李东生先生，有请！

李东生：尊敬的刘明康主席、骆家辉大使阁下，各位来宾和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来到这里参加中国企业家论坛我感觉是享受一次企业家的大party，这是我们中国企业家自己的盛会也是各种思想火花激烈碰撞的地方。可能在座各位都和我有相同的感受，在这里交流总是非常过瘾，痛快淋漓这种感觉很棒。

今天我们峰会的主题是行动力与中国改革。围绕这个方面我结合自己的思考主要和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尽管中国经济有客观规律的存在，但当前经济发展确实有问题，而且问题不容忽视。第二，改革和创新的内涵是什么？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和创新到底有哪些偏差？第三，到底什么是行动力？行动力从哪里来？作为企业和企业家又应该有怎样的行动力？

当前，我们国家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我们很难保持过往动辄10%这样的增长速度，从今年的数据来看第二季度GDP增长已经调整到7.5%，我认为这样的增速并不值得过分担忧，但我们更需要关注到的是这些数字的背后更多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正在凸显。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目标是增加社会财富，改善民众的生活，提高幸福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社会的各阶层生活水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应该来讲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是分享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这种成果的。但这个过程确实也加大了贫富差距，而且这种经济和社会巨大的变化也在强烈地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使得一些社会群体具有仇富和仇官的心态，偶尔突发的事件加之一些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和传播，往往很容易激发尖锐的矛盾。同时，我们看到确有少数人采取不法的手段追求财富和利益，导致各类经济案件层出不穷，不但有许多企业的从业人员牵涉其中，而且一些官员的违法活动大多与经济利益相关。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分配的不公平也导致社会犯罪率的上升。长此以往必然使社会的价值观整体扭曲。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们的生活过得并不艰难，但总对社会抱有很强烈的敌意，习惯以负面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问题的累计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其二，多年粗放的经济增长给我们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对资源无节制的消耗及环境污染加剧都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我们必须花费更大的资源的人力来修复这些伤害，未来这也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和拖累。

其三，整个经济社会的调整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当前，国有企业在垄断性、资源性和大型公共服务领域仍然占据绝对的优势，我们看到今年上榜的世界500强中，89家大陆中国企业中只有几家中国企业，九家中国银行的利润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市场的过度金融化大大挫伤了实体经济投资，进而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国务院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鼓励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实体经济，民营企业应该把握这个机会积极拓展业务，特别是要大力推动业务的国际化。在此，我也大力呼吁政府相关部门尽快将国务院有关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精神落实到具体可操作的政策和规则，彻底打破各种玻璃门、弹簧门等阻碍经济发展的外部行政壁垒。我相信，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一定使更多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成为全球行业中的领先者。

当前经济减速不仅仅是单纯经济规律的作用，经济减速也不全是坏事，至少当前经济增长速率的中速通道可以让我们更冷静地审视自身的发展，也给我们一个思考和调整的时间间隙，从而帮助经济能更好更快地回到地健康的轨道。改革创新我们喊很多年，努力了很多年，也确实取得的不少成绩，但同时暴露了很多问题。过去我们不少的建设和成就从本质来看都是通过牺牲未来换取的，牺牲资源、牺牲环境、牺牲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根基来获取更多当前的利益。部分人甚至不惜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法则，我理解的改革创新首先肯定要以长远发展为前提，必须踏踏实实地平稳健康地发展，不能以伤害长远利益为代价，过去我们总讲先发展后治理，眼前的利益排在长远发展之前，未来我们应该更多地将眼前的利益和长远利益并重，要把长远利益排在第一位。要支撑这样的改革和创新，行动力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今天峰会的主要诉求。

那什么样是行动力呢？我认为对企业家来说行动力的最核心就是要守本分尽责任，就是要做好自身的事情、守好自己的本分，同时要积极参与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变革，发挥出正能量。守本分、尽责任是三个层面，政府的层面、企业公民的层面、企业和企业家的层面。首先政府在管理经济工作中的本分，我们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了“中国梦”的构想，实现“中国梦”首先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要建立更强大的经济基础，要能继续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这是实现我们中国梦的物质保障。政府管理经济的本分就是要营造好有利于持续发展的体制、规则和环境，鼓励和引导好各种经济主体和生产要素，积极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政府需要转变管理思维，经济系统中不能来大包大揽，不再是强势介入而且要制定好规则，创造公平的环境；要鼓励各类经济主体在市场中充分竞争。正如吴敬琏教授在今年初的论坛中说过，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更可怕。竞争才是市场的灵魂。当然，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真真切切地让中国梦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可期待的前景。在改善民生和健全法制方面继续花大力气推动，要逐步缩小当下的社会贫富差距，让更多的人能安居乐业，多一些安全感和幸福感。

其次，是公民的本分。我们的民族有强大的凝聚力和优秀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在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影响证明了它强大的生命力。但我们看到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和闭关自锁，使我们在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冲击时深刻体会到我们自身的差距和不足。特别是近代百年中国的动荡，尤其是文革对中国文化和道德的破坏，使我们今天的社会充满了功利，一些人做一夜暴富的美梦，不可否认现行的政治制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作为个体我们是否也应该责任尽自己的努力奋斗，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如何推进问题的改善而不是一味指责和埋怨，毕竟生活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渡过的每一天也不会重来，换一个角度视线才会更加开阔。

最后我想讲一讲企业和企业家的本分。我认为企业和企业家守本分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企业家要对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发展负责，要对市场有前瞻性的洞察，要制定正确的企业经营战略，带领企业走得更远，创造更大的价值。同时，也要对企业的每一位员工负责，要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让他们在企业有更高的归属感，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其次，企业要成为推动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力量，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是它的使命，但企业不能唯利是图，要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承担责任，企业家要有责任、使命和担当的精神。

再次，是企业和企业家要懂得共生和感恩。不仅仅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要注意企业发展与环境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更要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懂得反哺社会。无论是帮扶弱小还是公益慈善，企业要努力地朝着社会和谐的目标尽自己更大的努力。如果每一个企业都能够尽到自己的本分，那么这个行业必然充满活力，，如果每一个行业都能够尽到自己的本分，那整个国家的经济将会更加健康。

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我们的企业，我们企业的成功固然有我们自己的努力和付出，但这当中也有员工的付出，有合作伙伴客户和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所以，作为企业家更应有感恩的心态和回报的行动。作为企业家我认为首先是要善用好自己的财富和资源。这些财富和资源既是自己的也是整个社会财富资源体系的一个部分。企业家有责任使用好这些财富和资源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价值。这种不断创富的过程也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其次，企业家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作为企业家要带头遵纪守法，坚决反对用商业贿赂权力寻租等不法手段获取利益，要遵守商业诚信，不做损害诚信、合作伙伴、员工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式来获利。企业家应在商言商守法经营好自己的企业，同时更应以实际行动参与推动社会变革和文明进步。我认为，行动力的根本在于我们每个人要守本分尽责任，这是我们当前改革最需要的精神特质，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企业家群体最需要的精神特质。

最后，希望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让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朱丹：谢谢李东生的演讲，TCL三十年了，我们也期待着李东生先生的带领着TCL能够迎来更加辉煌的下一个三十年。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演讲嘉宾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在他的名片上会看到很多的头衔，他有太多的爱好，像登山、航空运动、打球、慈善事业，他更是一名诗人，从13岁发表的第一篇诗歌开始就与诗结下的不解之缘，也正是因为有诗歌的情缘在他的商业投资当中有不同的视角和与众不同的商业抉择，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黄怒波先生。有请！

黄怒波：很高兴能参加这样的论坛，当下的企业家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情况，我讲一个观点，今天讲的“大包干”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大包干”是怎么回事，这是中国当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前奏，当年的“大包干”是从小岗村开始，主要从种粮交给国家、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就这么简单，中国的改革就是这样的开始，“大包干”之后主要解决了农民的生存问题，启动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在“大包干”之后的城镇化中国取得了极大地进步，所以我们对过去的政府也好、城市化进程也好我们要考虑它的作用，使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2009年联合国人口司司长说“中国过去三十年中的城市化速度极快，超过了其他的国家”，2012年的数据我们城镇化率52.57%，有很多数据。城镇化带来的交换交通基础的飞速发展，城市吸纳就业能力的增强，改善了环境，生活大副提高。当然也是我们政府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2010年土地出让金总收入的比例达到了财政总收入的65.9%，超过了7万亿以上。当然传统城镇化已经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的基尼系数现在是最高的，社会种种间准问题现在都显现出来，整个中国社会都呈现出焦虑状态，这是城镇化以后带来的社会效应。当然还有我们的环境、水、空气，都到了不能够在适合人类生存的状态。这是带来的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农民工，那些被城镇化的人现在依然在社会上生存，当然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现代化的社会要提倡的最后的公正、人的尊严问题这个还没有解决。所以对于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很大的期望：

第一，应该成为下一步中国的国策，在国策的同时又问是谁的城镇化，当然从国策来说，在中国政府要推动城镇化，要改善整个社会的公正水平，同时要拉动经济，还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当然张维迎教授不在列，这么多年一直鼓吹房地产破灭，现在房价越来越较，现在“城镇化”这个词变成经济学家们一个很热的话题。最终我们要意识到这是谁的城镇化，一定是被城镇化的原住民的城镇化，这次的城镇化能不能改一个规矩，可以定为你的国策，可以可不先做底层设计，先考虑城镇化最基础的社会要解决哪些问题，把这次城镇化当作中国社会解决公正、公平和解决人尊严一个好的历史机会，比如说我们想考虑不同地区的最基本的乡村建设，就农民离开土地以后去那里，不能简单说，很多政府官员很开心，农民住到楼上，都有社保了，种种之类的，但是这些农民的尊严怎么办，比如说看病必须要到大城市，整天排队排不上，一个人有大病整个家庭就进入贫困化，孩子进不了清华北大等等，所以想在这个方面进行底层设计，比如我们要解决好足够医院的设计，但同时要解决好我们医生系统的培养，比如我们能不能学习德国生活质量同质原则，你在柏林医生的工资和柏林最偏僻地方的医生工资的是一样的，现在在北京拿6000，到青海就拿2000，这样的人才流动是有问题所以在设计城镇化的要考虑到一个大的问题，公平的原则。在这时候提出一个观点，这是全社会的事，企业家们不能光想一个发财机会来了，国家主导、科学设计、全社会参与、企业要做贡献，城镇化最后一个目标就是说，就要让原住民和人们们有尊严的活着。

第二，讲讲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讲行动力问题，企业家在这个当中的行动力跟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系是什么？我在想作为一个做企业的人要全面进入城镇化的进程，不是一个简单发财的机会，作为受益着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回报社会。比如举一个例子，我们在黄山做，当年做的不容易，但现在是最大的受益着，我们做红村，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越来越多的财富还一些给原住民，我认为作为一个企业人的不能把这些钱都独吞了，政府不相信，我们修改协议把分配比例调到现在的比例，这是一个什么行为，你是主动要还给社会的，因为我们这些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改革开放让我们赶巧了，赶巧了没被抓、没被杀，所以在这方面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在新型的城镇化我们做地产和企业是有机会的，我们要用企业家精神来引领，我们要做社区住宅，首先是人的住宅，要考虑分布、服务的建设、学校的建设等等。此外我们要考虑社区文化的建设，我们要多花钱建幼儿园、建电影院，让原住民就地在家能够看到大片，让城镇化的居民中午不用做中午饭，同时我们要解决就地就业的问题，所以在当地不要把房子卖完就走了，要有物业、社区就业的问题。

在这里替安徽说一下，经历这么长时间来看，安徽的投资环境也是很好的，政府也是逐渐成熟的过程，黄山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不管换多少任书记，每一任都是对企业尊重的，我觉得这个做的特别好。巢湖，我昨天在那儿签了一个约，很感动，岛上有一个村，村里有一百多户，按说走到哪儿，开发商进来把他们都迁走，这届政府领导说我们要做城镇化要做示范，你们进来就是要和原住民一起生活，我们把村子留下来，把他变成公司的人，比如说渔民就让度假的人来坐到他的渔船上打鱼打一天，我们和政府谈的很溶下，这是政府和我们做企业的模式。巢湖第一是生产友好型，第二是社会友好型，周围那么多的湿地、森林公园，让他们感觉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

再讲一个问题，讲到现在热门的企业家政治，是否关心政治的问题？我的观点是这样？

第一我们要全面关注市场和社会，关注市场是要坚守企业家精神，不能让企业家精神没有了，改革开放没别的，就是把企业家精神释放出来才有今天，小岗村的“大包干”其实也是企业家精神，他在创新。

第二，我们要关注社会情绪，现在社会情绪是这么一个巨大的风气，做企业家要善于倾听，不是要抱怨，不是要对抗，我们的话语权太强了，我们人任总一个微博大概有几千万的微博，但是作为村民来讲周围几个人，但是一定要意识到作为一个社会的精英，社会资源的占有者，现在要反过来是谁给你那么多，你要做社会的倾听者，你听进去就会跟他们进行对话，这叫政治。

我们要与权力严格的切开，现在倒一个大贪官就倒一批企业家，但是这个时代一定要过去，我们现在发展了三十年，如果还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企业家不要也罢，这个社会精神不要也罢。意思是说一定要保有企业家的独立人格，过去创业没有钱，肚子也饿，有时候做点下三烂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衣冠楚楚，一来这个大会场是一个国际的会场，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尊严和人格，不为钱财再去低头哈腰了。

刚才好多领导讲对企业家要寄予厚望这是一个陷阱，企业家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只有在中国，中国社会是重商之道，这就是社会对你的尊重，返过来说我的观点，我们不要使命感太强，我现在讲一个精神，观音说终生不成佛我势必不成佛，我们要好好把我们的事情做好，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返过来讲我我们既然是一个社会人，我们也不能逃避，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争论，到底关不关心政治，我们当然会关心，我们作为改革的一批人当然对历史进行反思，我们得了社会的恩我们也有我们的错误，我们整个社会也犯过错误，比如说环保、经济发展的畸形，比如说我们用暴力的思想都要进行反思。当然最重要的要反思文革，为什么？文革把整个中国的社会价值全部毁掉了，你们今天看到的所有问题跟文革有关系，如果一个民族不清算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这个民族是不能够进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这是企业家应该做到的。

再讲一句话，如果现在很多人在说文革应该回来，这是一个暴力情节，有意“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总之一句话企业家一定要积极参与到社会文明的重建当中来，这也是行动力，当然这也是亚布力精神。

主持人朱丹：谢谢黄怒波先生的精彩演讲，您的到来也给我们亚布力论坛拔起了高度。这位演讲嘉宾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从普通的石油工人成长起来，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学博士，他被香港媒体成为最受媒体欢迎的官员也是最贵的官员，他贵的有道理，他一直致力于大刀阔斧的港交所的改革，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首位具有内地背景的港交所总裁李小加先生。

李小加：谢谢谢谢各位朋友，今天我还是回到自己熟悉的主题金融，分析一下市场上出现的问题，大家不断地在思考问题在哪里、解决方案在那里。

最近有两件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是钱荒，还有市场上由于机器的误操作造成的市场大规模的动荡。我们可以看到很简单的现象，两边都是在50、60亿、60、70亿底下出的问题，我们金融市场已经如此之大，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一个六七十亿的问题引起了如此大的动荡，股市上的动荡是机器上的故障，这个完完全全可以是正经的正确的交易的决定，为什么一个故障？有可能就是这个公司当时就是想做70亿的买单，为什么可以这么大的资本市场上5%、6%的大的涨幅。大家都说这辈子不会出现的这样的涨停板的出现。为什么如此之脆弱？为什么一个这么小的单子，能把上万亿市场市值进行冲击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今天的资本市场基本上是一个散户为主的市场的情况下，每一个order的单子上深度是非常低的，稍微大的单子一进来基本上可以全线暴涨，市场如此之脆弱的问题在哪里？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和今天市场的规模和市场发展到了今天是如此不相匹配，如此之大的矛盾，问题在哪里？在哪里改革？方向在哪里？我们共识的问题很多，我们对目标都有很清晰的共识，要服务实体经济，要让资本市场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有效地控制风险。第二，对症状也都要共识，资本市场三高，高市盈率、融资率，整体高的价格。同时大家对我们整个市场治病的手段都有广大的共识，而且中国今天的金融市场从硬件手段来说是全球第一的，我们的风险管控系统、我们的交易系统，由于十年前的改革，中国是第一个全球的大规模的达到一户一码的市场，世界上没有哪个资本市场可以在交易所的层面可以知道一户一码，所以我们的硬件是非常强的，我们的市场结构理论来讲是世界最先进的。我们风险管控的结构也应该是给了我们最足够的管控工具的。比如说期货市场，全世界的金融家都来访问，没有世界上哪个市场可以把按揭金集中在一起，中央统一控制。为什么这么好的市场中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大家最缺乏共识的是什么？实际上是根源到底在哪里。这里面又有巨大的矛盾。我们经常说根源在于监管太多，马上就有人说根源在监管太少，有人说我们根源在监管太严，马上有一大堆的例子说金融的监管太松。我们投资者说保护得非常好，转眼有投资者认为我们的投资保护非常地不好。我们的价格现在太高，某种意义上很多人认为太低。今天我们的金融实际上是非常实体化的金融，但很多人又说我们的金融已经完全虚拟化了，完全是属于以投机为主的。同时，价格有的人认为太高，从PE角度、从NPL的角度，一方面表面上看我们的银行系统、不良资产率是非常之低的。但同时又有人在说我们的市场又可能重复十几年前技术破产的前景和危险。这种情况下，到底问题在哪里？这样的一种争论我觉得最后应该来说是我们市场人的内在逻辑才是有问题的。我们市场的内在的重要的方面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巨大的错位，政府、市场、监管、机构、责任、权利的匹配仍然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今天讲到了大包干，实际上中国改革20年后回过头来看50年的改革就做了两件事，第一是价格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今天面临着中国改革的第二个大的难关，这个难关跟难了，就是金融市场价格的改革，金融市场价格的改革就是利率的改革、汇率的改革、资本项下的开放的改革，只有这样的改革有可能把金融市场的内在逻辑靠市场的力量全面理顺。可是这个逻辑到底是说应该是自上而下往下做还是要自下而上做，这是没有结论的争论。我今天也没有灵丹妙药，作为市场结构的建设者和运营者，和市场结构风险的监管者，我们认为现在能够做的事情是改革自己市场内部逻辑基因的时间到了，引入市场的基因，改革市场的微观逻辑，这个事情怎么做？短期内我们的微观逻辑混乱是今天必然的是无可逃脱的，因为我们是双轨制到今天，是不可能今天就完成的。但长期逻辑的混乱，基因的不改造，有可能利益集团大规模的形成和盘结，使得改革会越来越难。现在已经到了开始必须要进行内部的血液循环的问题了。我们中国作为第二大市场，金融非常市场化了，这个市场化是经历过几十年的资本的输入，从转口贸易开始，从FDI开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香港国际资本市场开始，中国的企业海外上市，三件大事，改革的三个大潮流都代表着资金进入中国，都是一个资本进口的30年。我们今天不是缺钱了而是太多的钱，市场内部似乎已经非常市场化了。但这是一个内部逻辑目前还没有完全理顺，而且靠自己完全不可能完全理顺的今天。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血液必须要开始循环了，这个血液的循环是国际化必须要到这个时候了，这时候一定要引进来的问题，国际资金必须要进入中国市场。国内的老百姓必须有机会开始分散你的资产配置，不仅投A股，不仅在银行而且有可能进入国际市场，一旦中国的股民、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有其他的投资机会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政府的责任的要求，对政府保护的需求，对自己损失的承受力都会大规模地提高，而且同时国外资本的进入又同时能够使得中国的机构化得以完成，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们早都知道应该做，怎么做？不可能做。因为我们大家怕，既把钱进来又怕钱出去。我们是希望钱在我们想的时候随时可以进来，进来以后干我们想干的事情，钱出去也是在可控的情况下。在这种逻辑下，我们现在也一下子真正地全面地开放也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和我们金融界的同仁们，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要做的重要的工作是能不能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建一个巴拿马运河，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能连接起来，但这是两边有船闸地连接起来，使得双方的水和价格发现、双方的整个市场的基因能够联系起来。但通过中国和香港已经建设起来的非常强有力的清算·结算风险管控的硬件措施，像两个桥头堡一样，既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联结在一起，但同时水位是随时可以调节的，不会因为一个大洋的高位造成另外一个大洋洪水的大进大出。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黎明就在前面。谢谢！

主持人朱丹：谢谢李小加先生在专业领域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不愧为金融街的领军人物。这让我想起了马丁路德金先生所说的，也许今天无法实现，明天也不能，重要的是它在你心里，重要的是一直在努力。

下面有请Steve Luczo先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Steve Luczo：谢谢大家！我非常高兴，感谢理事会主席邀请我，感谢我们的与会者，我感谢今天上午的演讲人，我觉得他们讲得非常有洞察力，对我们来自美国、国外的访问者来说，我觉得我回去完全告诉他们今天的对话非常精彩，给人印象非常深刻。谢谢！

今天我的题目是讲领导力和社会责任，简单介绍一下希捷，希捷是世界上最大的硬盘公司，使的我们更好的把信息储存到硬盘里，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公司里储存数据，年增长35%-50%的负荷率的增长。无论是ZB、TB、EB，这些储存单位，1955年-2011年是1ZB，但是在过去二年这个数字就翻了一番，到2015年可能会达到8个，到2020年会达到40个ZB，所以这种复合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行业不断来推出产品来满足数据爆炸增长的需求，但是这方面有很多的挑战，150亿的收研发每年投资10亿美元，产品非常齐全，我们在全球都有工厂，在中国的员工有1.5万，在中国、泰国和新加坡都是最大的投资。

接下来讲讲，在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发挥我们的领导力，其实我觉得企业领导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个人的社会责任是一样的：

首先我来定义一下什么是领导力？对我来说，当然讲到通过个人的行动里激励别的人，来实现非常好的结果，今天上午很多的主题其实都讲到这样一个内容，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对那些非常杰出的东西并不觉得很杰出，我觉得价值观也是有一些变化，所以我想什么是杰出呢？

1、应该解决人的根本需求，食品、住宿和健康，尤其是对年轻的和老年人，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必须是用平等的方式来实现，来保持人和地球之间的平衡，我觉得在实现这些东西的同时不要破坏我们的生态、不要破坏我们的环境，就是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时候不要破坏这些东西，而且要对结果负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方面责任心缺位很多，互联网的一个坏处，我觉得就是这种责任感的缺乏。我想早些时候我们也讲到，比如大家很容易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影响一个债券的价格，或者是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多伤害，但是因为它传播的速度非常快，而且也不知道是谁发这个谣言，所以这个人就不会面对各样的结果，所以在之间缺少了一个环节，也就是说这种责任心的缺乏我觉得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对我们的行动负责这是我们要强调的东西。

几年以前我自己想到一个小小的图，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领导力分成力和事，怎么成为一个领导人，首先力也就是学习、授权、敬业，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清晰的讲明的目标，而且不能够对结果进行衡量，你不能够帮助人家，而且最终你要信守你了承诺，无论是一个雇主、雇员，政府和政府大家要互相的尊重，要守信。

2、要获得你的尊重，我觉得你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你的尊重，怎么样来获得尊重你要展示给别人你了尊重，无论是个体之间，雇员之间，消费者和工厂之间，政府和政府之间要互相尊重。怎么样尊重呢？有一个一致的行为准则，首先要自尊，美德这个词好像大家都很少用了，但是1500年前一个人有美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3、要倾听，早些时候我们也讲到这个问题，你要有足够的耐心来听取不同的意见，换位思考，而且要听取大家的意见，所以我想尊重信守你的承诺和倾听别人都非常重要，倾听要授权、敬业、尊重、牺牲、诚信、激情，没有激情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将是一事无成，生活将变得非常枯燥，这也是领导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要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企业负责，对我们的社会负责。

这讲到我们刚才讲的责任缺位，出了事就指责别人，抱怨说政府是你的原因，不接受任何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在美国有一个运动员惹了麻烦碰到很多问题，他不接受自己的错误，而是让他的妈妈出去承担他的责任。我们必须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必须做正确的事，人是最重要的，要善待我们的员工，这个问题我们在美国讲的非常多，尤其在过去几年，主要由几家技术公司，他们在中国的供应链方面带来一些话题。比如说在希捷，我们不光要建立一些员工的单位协会，我们特别重视的需求，所以企业不光是要满足政府，或者是工会所提出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跟员工进行不断的沟通，看看怎么样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帮助实现你们的梦想，所以可持续发展变得非常重要。所有作为消费者我们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指责公司你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消费者也有义务支持自己的公司做这样事情，比如说希捷的我们的业务流程用很多的水，这是做一个产品的时候，这是马来西亚我们从河里面抽过来的水，但是这个水回去的时候比我们抽的水还要变得更加干净，而且水的质量非常高，当然做到这点我们花了很多钱，所以希捷承担了这样费用，而且变得我们在市场上更有竞争里。并不是我们花了很多钱进行水进行处理，而使我们的产品价格更高，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其实我们的股东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要求，但是我觉得对企业最重要的、最终注重的就是可持续发展，即使有时候我们的成本会更高一些，但是可持续发展、得到市场和客户的认可是最重要的。

还有同情心非常重要，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词，我们知道它的真正含义，非常亲善、和善，要帮助那些人幸福，但是我们现在好像不是很关注这方面的需求，我们很多情况下没有同情心了，把那些痛苦的人从我们身边推开，现在的一些老年人老的时候是否到养老院，以前都是在家里去世，但是现在都没有了，所以我想怎么样在看到痛苦的时候展现出自己的同情心，其实很多地方还是有很多的痛苦。所以现在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幸运的，我们生活在中美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上很多人都处在饥饿的环境下，他们没有住的地方，他们没有获得医疗的治疗，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同情心，我们要帮助其他的人民。

最后，作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为自己的行动、结果承担责任，我想作为一个伟大的领导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朱丹：谢谢实Luczo先生的精彩分享，和我们一起分享了领导力责任和成为企业领袖的成长经历，让我们也记住了那句“引领自己要用脑，引领企业要用心”的不二法则，也非常感谢以上七位演讲嘉宾跟我们分享的智慧。

接下来进入到大会主题论坛的环节，让我们有请论坛的特约主持人理事王巍先生。有请对话嘉宾：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先生；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葆森先生；

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先生；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周成建先生；

中诚信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先生；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先生。

王巍：请各位嘉宾就坐。这场论坛的主题是行动力与中国改革。显然行动力我不想说太多，因为中国的企业家都是具有行动力的，如果没有行动力所谓的“中国梦”就是梦想家，他们是企业家，都是有非常实际的操作力和行动力的。今天我们主要是谈改革大家注意到最近半年来相当多的主流媒体，包括一些重要的领导的讲话，不断用的词汇是坚持、巩固。如果都是坚持巩固你还改什么？我们希望继续巩固亚布力的精神，进入社会推动改革。这几位企业家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今天在同一时刻、在济南一个人的梦碎了，一批人的梦都跟着碎了。这一批人的梦的破碎，不仅仅是少数人的运作，而是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市场经济，一大批中产阶级、企业家广泛展开之后，中国社会进步的结果。最近有几件事作为王石先生有一个影响力非常广泛的反思，在唱红打黑期间他可以有一些作为，他的反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说中国企业家今天的定位是什么。同时，任志强在上个月发的一条微博，能够让四川攀钢下属的上市公司能停牌，他关心了社会介入了一个环境保护的市场。我们每一个企业家，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介入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我想今天利用这样一个轻松的时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从王石谈起，你是怎么看今天的改革和企业家的一些作用的？

王石：昨天晚上到中国科技大学和同学们做了交流，我想就昨天的交流陈东升先生到最后的发言有几句话代表了我现在的心情。他说，现在市场经济像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到现在不可能收回去了。企业家在这里不仅是始作俑者，而且是向前推动者和继续推动者的角色。他是有几个底线的，一个是市场经济，第二是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法制精神。当然，今天又听到了张维迎教授的讲演，其中说法制精神还是不够的，还要讲天理、自然法，这是我非常认同的。我们在往前面走，不同的声音和诉求，这就代表了我的声音。

王巍：谢谢！

周总，刚才刘明康主席特别地表扬的你，说“做服装行业能有一种价值观”，你经常被称为“中国的小裁缝”，这个小裁缝如何对关系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大问题的时候，怎么定位？你是回避还是介入？

周成建：这个我讲不了，我只能讲我自己对目前状态的讲述。其实我认为前面大家都在讲企业家精神，我个人讲我们还要唤醒自己做创业者的精神。我们今天在这里很有意思讲大包干开始，那是30年前的改革开放，我认为今天中国面对全球化和互联网的颠覆，同一个被颠覆的时代，做企业家首先更需要唤醒自己用创业者的精神去坚持，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第二，我认为社会责任一定要，首先要担当好作为企业经营者的角色，我们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的角色，如何担当自己的企业，担当行业的责任，把这些责任担当起来，剩余的更要关心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核心的我自己的一种认识。作为一个经营者，我认为更需要放眼全球，利用互联网技术来帮助我们做好企业。我说的互联网技术不是ERP系统和技术平台，现在大家都在讲云计算、大数据，我觉得无论是云计算和大数据更多还是让消费者更精准地了解自己想要的产品，让企业更要精准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来服务消费者。我认为这是我对云计算和大数据的理解和认识。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范围内，更需要的是回归本我，专注于自己熟悉专业的事情，用全球的视野、用互联网的视角不断的创新、深耕细作，这是我个人坚持的一种价值观和理念。全世界很多成功的大企业，有多少个大企业不是专注于自己熟悉、热爱的事情，比如说苹果，我们看乔布斯的一生有离开过电子行业吗？他的一生都在从事这个行业，所以说苹果今天这么伟大。我们今天再去看中国之前有很多企业失败了，包括浙江温州前两年一批企业家跳楼了，他是不是由于专注于自己熟悉专业的企业跳楼，大多数都不是。所以我认为从这方面考虑，我们一方面要担当企业家精神，第二方面更需要唤醒自己扮演一个创业家的精神，持续地创新，持续地转型，为这个社会承担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王巍：谢谢胡总在地产界是非常低调的，可是在前年中国企业家论坛中他是最大的一笔捐款者，支持中国企业家提出新思想、影响社会，胡总您也谈一下对企业家和社归的看法。

胡葆森：但凡到了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我们有时候还是在重新认识一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有三种主导力量，一种是政治家一种是科学家和理论家，另外一种是企业家。因为政治家的主要任务是决定了社会的公平争议法制和平的环境，这是他的任务。科学家和理论家决定了一个时期的思想的高度和科学进步的成果。企业家他主要的使命和责任就是解决了这个时期社会资源的配置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些干企业的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还是要干，还是要创新。所以，大家知道新型城镇化是十八大之后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新型城镇化无非就是把过去的20年的城市化的成果，在今后的20年不断地把城市的工业化、信息化这些成果向着更小的城市，比如说县级市、包括乡镇，把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成果向更大范围延伸、延展、释放，然后把农村这样一个生产要素，比如说劳动力的要素，比如说生产资料的要素，更多地转移到城市，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得到更大程度的聚集。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要快于过去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的进程，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城市化的进程平均用了80-100年的时间。而中国有可能在40年，或者是40多年的时间内完成。所以我们这一批人也非常地幸运，赶上了中国的城市化过去的20多年，我们地产界把它称为上半场。今后的20年当中国的城市化率到了70%的时候，中国城镇化加速的时期就结束了。非常巧在中国8万家地产商里是为数极少的守在一个地方，21年在一个地方干了一件事，这是独一无二的。这三位是我省域化的始作俑者。王石登了两次珠峰，他把万科推到了世界第一大住宅开发商的位置在行业里算是登顶了。但他在13年前冯仑等他们三个人说老胡在中国的地产界没有人从东坡上去过，你是不说试试看，没有人一直在一个地方做一个战略做了那么久的，我在他们三位的劝告下，守住河南不出去，围绕河南1亿人口、120个城市，从2000年开始完成了原始积累阶段做了13年。这13年，王石已经登了两次珠峰了，我现在大约还在5000米的营地继续往上爬，也许不能从东坡登顶，但是这一路的风景也很独特。所以我在他们三个的指引下守住河南这样一个地方，像王巍先生说的，我会在这样一个东坡继续登下去，也许登到7000米就没有路了，那时候我可能会绕道北坡或者是南坡继续往上登。新型城镇化探索的过程，我是唯一一个从省会到地级市、到县级市一路走下去的地产商。我会一路走下去，这一路就是行动力释放的过程。谢谢各位！

王巍：这是非常危险的，变成了地产论坛。我想请冯仑说说，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他30年来在中国整个的市场前沿，最近他写了两本书都值得大家一看——《野蛮生长》、《理想丰满》。他这两年有一个比喻，把企业家比喻为政府的夜壶，让政府很愉快，随时用随时抛弃。所以我想今天，特别是看到了济南审判之后你怎么看今天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冯仑：这个我觉得当时讲这个故事不是这么直接讲的，大家熟悉中国名博的故事就知道出处在哪儿。这个故事不光是在中国，其实在西方即使是在市场经济非常成熟的地方，企业和政府之间仍然是政治强权会大于企业家的话语权。因为在另外一个小说里，还有另外一个比喻，就是美国的一个很牛逼的企业家，底下人说你如何了得，他就指着白宫说了一句话，说在他的眼里我只是一个蟑螂。在人类历史上，企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两个角色之间需要调试，这个角色不一样。所以企业家控制的是私权，你自己企业有限的责任下的财产和支配权、金融权。而政治家他们控制的是公权，至少是以公的名义在行使社会管理的权力。这样的话，当然有强制性的一面，军队、警察、监狱，还有强制的意识形态，所以在各个方面跟企业家在一起说话、办事的时候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甚至是当你出了岔子以后，有有形的监狱在刺激着你。今后建立一个法制基础非常重要。

法制基础是什么？我们有了法制基础就相当于一个故事，最近我也老在想一件事，我们在一个村里的时候突然外面的动静很大，全村人的表现很不一样，老人比较谨慎护好这些孩子，说别出门，外面有动静，也许是来了坏人。老人家多数讲的是坏人。也有的强悍的妇女叉着腰在村口张望一声，是哪儿来的家伙，一看没有事也来了。但有的胆大的冲出村子跟人家冲突上了，这样全村人就遭殃了，因为外面真来人了。本来没有事但招了事。现在企业家面临着一个判断，到底村子是不是需要到外面去招事，还是说外面本来没有事，就在家睡觉，接着明天照样干活？所以有时候拿捏这件事的确不太有把握。但有一条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要有法制。这个法制是什么？就是有了法制这个村不管外面来什么人、狗怎么叫大家都安心睡觉。因为大家知道，村长是靠不住的，妇联主任是靠不住的，但是法官是靠得住的，村子里所有的鸡鸭狗猫都是安全的。我们现在缺少了对法律的信任缺少对法律和财产保护的安全感，也缺少大家对未来预期的一个准确判断，所以的话大家的言论就非常没有底。一没有底的时候，大家就表现出的状况不能如大家所预期的那样。所以最终，我们回来回去还是要保证我们产的安全。财产安全就相当于我们的内衣，不能随便被扒掉扒掉了以后大家不开心，而且丢大家的脸。这件事很重要。

王巍：谢谢冯仑。冯仑说一到社会变化说不清楚、风险比较大的时候要不要招事，是守在家里还是出去招事，这是每个人的选择，他身边的任志强是一惯招事的人，从当年下乡的时候就开始招事，他一直闹事闹到60还没有消停，他被称为大众的人民公敌，在微博上获得的一定的话语权以后，就变成了大众情人。接着又去忽悠读书人，现在被称为著名公知，他不断地折腾，我想为什么任志强这么执著地、这么轴地惹事生非？能不能请老任来分享你的这样一种行为？

任志强：被张维迎教坏了。张维迎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政府应该是制定法律和规则的人，但是你这个法律和规则得符合天理。如果政府制定了一个法律和规则不符合天理的时候，人们就被逼得不得不推翻它。我们今天是到了安徽，为什么？我们起码很清楚是因为小岗村推动了中国农业的改革，市长说小李庄是走在前头，但是为什么小李庄没有人知道而小岗村有人知道呢？是因为小岗村按了手印。为什么按了手印的被知道呢？就是说他是找事。他一找事就被大家知道了，知道以后就把法改了，让发更符合理了。其实，小岗村做的是一个新鲜的事吗？不是。因为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了三自一包了。因为我们的法不想让三自一包滋生更多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文革就把它砍掉了，宁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后来人们发现没有苗就生不出粮食了，人们会被饿死，你要社会主义的草有什么用啊？养不活人。所以从理上是不符合天理了，于是人们不得不生产资本主义的苗，让它长出麦子和稻子来，喂饱我们的肚子。

这个事恰恰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的经济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追求政治目标而结合起来的政党，那么它和经济之间就是对立的。你们常常自检政党一定是为政治目的而成立的，但市场经济和政治目的常常是对立的。如果我们是一个既有符合天理的法何必要去找事呢？那不挺好吗？又符合天理又合法的，就按照这个办吧？恰恰是因为我们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老想找一个特色，于是就和法和天理之间有了一个冲突。为此，人们不得不找事。

我们看看小岗村给我们的教育意义是什么？邓小平非常清楚的是党政要分开，要把政治和经济分开，然后又提出的是政企要分开，政府管的是市场规则，把你的法理弄好了。市场要交给企业家折腾，只要他没有违反你的法，你就让他去折腾。就像我们踢足球不能说底下人都不犯错误，不犯错误怎么有犯规一说，怎么有黄牌和红牌一说呢？实际在游戏规则里是允许合理地犯错误。什么叫合理？就是不让你赢这是我竞赛的基本的道理。要是让你随便赢我就不守着，你往大门里踢，但竞争中会不会有犯规呢？有，因此有黄牌和红牌，如果这个企业红牌多了就被罚下了，不可能用不平等的方式竞争。这两者之间大家更多选择的是除非不得以，最高别犯规，别被红牌罚下才能保持双方都有竞争力。

而现在的社会如果做了一个规定，不允许有犯规和红牌，这个不符合天理了，于是我们就出现了张维迎教授刚才说的有吴英案等这样那样的案件。你不能说他一点没有违反法规的地方，但是不是因为他违反了一点就把他弄成死刑呢？这就是理和法之间的对抗性问题。我觉得我们所做的大部分的推动改革的事情是因为它逼得我们不能不用这样的方法对法律提出挑战。如果每个人都不提出，那这个法律就不可能进行修改，也就是说，邓小平在1979年实行“三资法”的时候，他自己就知道这是违法的，因为那时候土地是不允许租赁的，你们可以看看法。为什么我们现在叫82宪法呢？是因为发现1979年的这些规定《合资法》、《独资法》、《合作法》都违反规定，所以1982年要修改《宪法》，宪法修改成土地归国家所有，可以租赁和有偿出让。这个变化是为了往这边为了让外资开放进行，那边就不得不做土壤，把宪法修改为国有。现在发现，它又违反了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是当时完全私有就可能更好了，就不会有今天出现的这一系列土地矛盾、土地财政等问题了。可是当时为什么不行？是因为在中间有些人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卖国贼，因为你又会回到49年以前的租界。于是，邓小平不得不退一步说我就国有化，在国有土地上进行租赁不就没有租界了吗？于是这两者之间永远是相互博弈的过程，我们整个的改革过程包括了企业家说到，邓小平一旦把盒子打开了，要想进行改革就不得不解决中间的矛盾。如果老师坚持原来的什么东西，只能守住原来的什么什么东西，那么你就没有改革的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允许大家摸石头、碰石头、犯错误的过程，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在现有基础上前进的。

我们看看美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像科斯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一样是要有一个思想市场，美国很重要的是有思想开放，它没有本来的我们的大汉民族，他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可是后来的人是包罗万象，所以他的市场是可以任意胡思乱想的市场。但这创造了多少的价值呢？比如说科幻片慢慢地变成了科技的真实。像微软、互联网，像英特尔。在最初的电影片里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都是幻想，但今天都变成了现实，是因为它允许胡思乱想，最后导致挑战我们的现行规则，让规则更符合于法理、符合于良知，变成了我们现实可以看到的实物。在中国不允许胡思乱想的时候，所有的创新在萌芽中就被杀死了。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挑战、推动和呼喊，用我们的行动力来推动中国制度的改革。

王巍：谢谢任总！这是受于微博140字之苦，终于有机会长篇大论了。我们所有的企业家稍稍在经常成功之后都是希望显得特别有文化，所以大家都是或进是了EMBA班或者是去美国哈佛学习，只有一个人就是毛振华，他赚了钱以后上来就是教授，而且是所长。所以上来以经济学家、教授，而且这么多年来他首先是希望提他是毛教授。我请毛教授发言，你有企业家的经验，请你分析一下今天的格局什么阻碍我们进一步的改革？

毛振华：参加王巍的会都心里有数，你准备得再好也不会按思路来讲。我是跨界的，所以我参与了企业家和学校的讨论。学校里的老师觉得，学者们研究得好，经济学界的都研究企业界的问题，怎么企业界的人自己没有听见你们说什么，你们自己的情况为什么自己不说？当然我以我做过企业的身份来讲，企业有很多的问题，学者也看到了，他们也很大胆，对情况也很了解，也有很多的见解，对政府也有很多的批评和建议。其实我在企业圈里也是一样的，中国的商人都是权商，就是政府的一条狗，跟政府摇尾巴，挣政府的钱。我说我们企业界看你们也是拿着公家的钱也是弄出这么多的事情，也没有怎么说，你们也是摇着尾巴求自己的竞争之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内心世界有很多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不懈以权商的身份面向世界，归根到底有一个东西，有一个魔鬼就是恐惧。恐惧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一个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恐惧感，有应该不为的事，有应该可想而不能为的事，既可以叫做规则，也可以叫恐惧。

但另外一点，你的心里面到底有一些东西是想说不敢说的，想做不敢做的，而且从理论上讲是应该说应该做的，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在中国社会来说，我觉得没有别的问题，你把政府给拿掉？大家都是正常的商人，也都是正常的学者。在中国来说，如果这个问题把它说得更深入的话，就是现在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么样让恐惧消退一些，让创造、创新自由的表达更充分一些，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有新的机会。因为从企业界的接触来讲，我觉得很简单，企业界这个阶层不是一个什么高层的阶级，它不是高尚的代表，它追求的是利益并且是私人的利益，还要配置公共资源，资本、劳动力、土地，这都是社会资源，要用私人的杠杆配合这些社会的资源。

所以尽管影响了千千万万的能力，他增长的财富又归属于整个社会的综合。但是不要用太高尚的东西来包装自己和悲观赋予他人，就是这样一个阶级。在整个的社会结构里，我们讲改革是调整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所以所谓的经济改革我认为一贯是没有的，所谓改革就是要调整社会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构成，所以企业界来讲，有这样一个客观的认识自己的阶级，客观地来捍卫自己这样一个权利，我觉得也是应有之意，你自己不捍卫总让别人说，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所以从意义上我讲：一方面我很尊重守本分的问题，第一是把企业做好。第二个守本分有很多的解读，在社会责任上，有一种解读是什么都不说，是一直绕着走，偷偷摸摸地赚钱，还有一个是表达观点，哪一个是更本分的事情呢？我觉得根本的利益是一致的，就是看自己的判断。从这个意义来讲我是很钦佩、很欣赏那些把企业做好的、踏踏实实的这些人，但是我不会敬佩他们，他做得再好我也不敬佩，我敬佩的是那些能够把自己的阶层的利益真实地进行表达，并且能够在一个框架下合理地捍卫的人。所以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我就很钦佩任志强，他做得很多事可能给更多的财富、更多的企业家不能带来什么，但对企业家精神、整个企业的阶层和社会的进步是有贡献的。

这个意义来讲，中国社会现在的改革应该是做什么样的选择，我想大家现在都在关注新三中全会，我想关注的热度已经降低了，为什么？大概已经初露端倪了，已经基本明白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企业家要识大局应该怎么做？我们呼呼喊喊可以，但更多的格局是政治格局，在这个利益格局里我们只是属于思想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时代的确高峰会跟春节后的其实气氛和氛围还是不一样的。对我们来说企业界真实的思考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怎么做另外的社会公众，把企业做好，因为政治上的事情我们提过意见最后的结果也差不多了。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后面临的考验是怎么在一个政治格局既定的框架下，在面临中国经济调整的大格局下把企业做下来。另外我也蛮坦率地说，企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企业家只有两种：一种是创造需求，一种是迎合需求的企业家。第一类企业家是非常稀缺的，很少；第二类企业家绝大多数都是，这种企业家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你不干了别人干，只要有需求在，你不做房子别人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谁伟大？我们发明一个别人没有的东西就是创造了需求。对常人来讲就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家你就是运作一些资源满足人们的需要，你不干别人干，你走了别人来。我相信政府也看得很明白，有很多的企业家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要说什么事，你走了别人来。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清醒地认识了自己的状态，把自己的企业做好，同时认认真真地选择自己到底应该到哪里去干活。到哪里去赚钱，到哪里去生活。

王巍：谢谢毛教授，体说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词汇，中国企业家目前的“恐惧感”，这个恐惧感，不是源于商业竞争，而是源于社会环境，源于政治环境，等等非商业之外的因素造成了恐惧感，这是悬在所有人头上的利剑，很多人战战兢兢不愿意进入任何非自己领域之外的事情，这个题目是留给大家来考虑的一起来关注，如何来消除中国企业家的恐惧感。我们想请王石谈一谈他在国外这两年游学的经历，万科集团在美国直接进行了主业经营，请王石主席分享一下你觉得中国做生意和在国外做生意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

王石：万科是一个中国本土的一家企业，我们真正的到国外投资是去年才开始的，当然了开始准备这个平台是准备了三年，在香港注册了公司，搞这种金融平台来投资，所以严格来说，这里介绍经验和联想、海尔、华为相比都是说不上的，只能说有一些皮毛的感觉。但这个皮毛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强烈的。目前我们在美国只投了一个项目，在旧金山。旧金山今年的投资项目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对万科在中国的投资来讲觉得就是一个一般的项目。因为我已经十几年许多当CEO了，所以具体的业务我没有介入，只是这个项目签合同动工的时候我飞到了旧金山，有几个感觉。第一是项目这么快就签下来了，这是感觉很意外的，因为万科在中国进入一个城市都需要12个月，这算是很快的了，有时候进一个城市两年到三年是很正常的。但旧金山这个项目从接触公司项目到签合同是4个月的时间不到，时间之快是没有想到的。第二，万科本身是搞房地产的，房地产有一个黄金规律，就是地点、地点、还是地点。我们看了地点之后又给我第二个意外，万科在中国进入了60个城市，真正拿到这么好的地还是第一次。而这个地不是在中国，是在旧金山。所以我说怎么这么好的地，感觉非常非常意外。第三，开工的速度和对整个市场的预期，你什么时候能收回你的投资，甚至你能赚多少钱，预计之前非常非常清晰。就是三个意外，第一是速度非常快，第二是地点之好是万科拿地之中最好的一块。第三对市场前景的预测。我们姜建清董事长的发言中就讲了一个预期，实际上为什么是这样的？简单来说，我觉得是两点原因：

第一，是大环境。中国是一个经济增长非常非常快的一个市场。但是它不成熟。而美国已经是发展中的后工业时代的市场，是一个成熟的市场，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第二，和万科本来的风格是有关系的。很多人都非常意外说为什么你登了十几年山，天天不答理公司，公司经营的状态还是非常好？是因为万科遵循了西方企业制度这一块，你不在按照这一套做就可以了。可是我们知道，整个中国的大环境更多还是讲权威、讲权谋、讲黑箱操作，讲勾兑、讲关系。万科在中国也做下来了，突然发现你到了一个追求的成熟的市场很容易地融进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做了20多年也非常成功，但很多人就感觉到非常地艰难。到了美国，所谓成熟的标志是一切都非常清晰，一切都很透明。当然了，谈的首先是找律师。我们知道在美国没有律师介入是没法儿经营的。万科在中国虽然有20多年，但跟很多项目是合作的，比如说签一个合同差不多像两本书似的。这样美国投资是很意外地让我感觉到容易，意外地感觉一切的效率都非常高。所以万科加快了步伐，没有什么意外今年会在纽约、波士顿甚至是其他的城市建有投资项目。

王巍：请周总谈谈，主要是通过你的案例来谈中国企业家来谈国内国外经营关系的差异。

周成建：国际化没有什么经验我是做大众化消费的我十几年前这样认为，今天更强烈地认为，未来大众化商品的提供应该是亚洲的国家，无非是三个，日本、韩国和中国。我觉得中国未来会优越性有优势为全球的消费者提供大众化的商品。我认为我们商品的品质重视度会越来越高。第二，我觉得中国有很深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用日本人那种对品质极致追求的精神，把中国这几千年的文化用全球化的手法演绎出来传授给消费者，一定会得到消费者的追捧。

王巍：刚才王石提到中国很多的企业家用权谋、用勾兑来运作自己的公司。我很想听胡总怎么看？特别是你几乎围绕着一个省，大量政府的关系协调怎么判断中国企业现在这样一种困难？

胡葆森：这也是我担心的问题，现在我看顶层设计也好，中央强调的下一步要打老虎也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财富巨大的堆砌，世界经济总量的第二大国等等，这些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我们有一些问题大家也达成了共识，比如说我们在环境上付出的代价，以及在伦理道德上失去的共有的标准，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我接触的社会层面比较丰富，可以从北京到省城到地级市，中国一共有284个地级市，在河南有18个，河南有108个县级市，还有上千个乡镇。我是在和四个层面的政府在打交道。中国有五级行政体制，中央、省、市、县、乡，到了一个省有四种体制。我现在不担心顶层这些东西，顶层的东西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无论谁做到这个位置上都不会拿着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的利益开玩笑，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基层在过去三十年间失去的这种共有的价值观，失去的这种做事情，刚才讲的天理、公平正义的这些标准，现在我持着一个非常积极的观望的一种态度，我对未来，大家知道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是不被利益所绑架也好、渗透也好，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利益已经被权力这些部门给瓜分的差不多了，就算一个城市的垃圾也可能被一个城市部门的党权者、每天拉垃圾没有具体的一个活儿被这种利益瓜分了，更不要其他的部门、城市供应实施、消防、卫生检疫，我现在关心了是这个层面的问题，当中国的改革开放、三中全会释放出的改革信号，什么时候才能把公正、正义、透明、公开这些东西还给三线、四线、五线这些城市的政府。反过来讲，我们什么从乡镇、县城、地级是一直到省城这种腐败、利益瓜分的格局在一个新的标准下，在一个新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塑的过程中重回到20年前、30年前那种纯洁、公正、透明这样一个水平上，实际上我现在还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下。

我们是需要一种心态，也许这个过程是艰苦的、复杂，甚至是难度非常大的。

王巍：我们把问题回到主题上，中国的改革，想请冯仑以你的经历谈一下你对三中全会的期待，希望对中国的企业家这个圈子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善？

冯仑：我简单说一下，刚才小毛说的话我想起我干爹那时候调侃开我，我18岁第一次听说改革，就像少女听说爱情第一次心动，你是走夜路吹口号自己给自己状胆，我觉得不是这个事，到38岁被改革，最后下海做生意，到48岁这个事都快遗忘，大家开始说这个事，我觉得就改一点，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再谈到改革的时候，就不是走夜路吹口朝，要在阳光下唱心理的歌。这就是我们的心里话。

王巍：毛教授你这个提的很好，控局感，你对三中全会有什么期待？

毛振华：现在我们讲的是经济改革，我前边说中国没什么经济改革，第二句其实改革就是政治改革，我们不能把经济政策的调整当成是改革，调整今天可以去、明天可以回，今天在国家发改委、省发改委，市政府、县政府，这些没什么太大的意义，货币总量多少，税多少，改革就是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从经济体制还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的，我觉得有三个问题：

1、第一是政府主导经济，还是市场主导经济，这个问题要回答。

2、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的问题，我们知道整个社会讲分配律的问题，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分配，过去年份里面我们在这个结构里看到有一些问题，主要是国家拿的太多，就成为公权力泛滥的基础，有足够的实力是公权力泛滥，这跟政府有关，现在很多的研究所谓收入分配的改革，就是到老百姓手里再搞一次，现在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是怎么把老百姓得到的钱再搞走，社会一旦出什么问题，政府想的招就是怎么收税，房价搞了就收税，收税不是房价更高吗，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

3、法治，还是人治，现在但是看的根据本烟的一样，法律判决、司法，关乎每个人的利益，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持续，所以我们要回归法治社会的时候，不是这个社会有没有法，而是这个社会的法是不是公平正义的基础，而不是选择性之法，所以很多社会同样有内心我们的政治结构，比如说新加坡是法治社会，每个人都在法的框架下，这个问题怎么实现，有什么措施来保障，有些恶法怎么来修正，执法的过程怎么来规整，选择性执法问题怎么来解决。

王巍：在微博上，任志强大概有三千多万的粉丝，而且他这个粉丝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姚晨，为什么？姚晨这些明星的粉丝是小粉丝，每个人下面有三五十个，而任志强的粉丝经常是上百万、上千万，所以他的转发能力影响力巨大，很多人在微博上如果靠粉丝投票，任志强是当然的总理，现在我想用今天这个机会来假设说，你是总理，这个三中全会在经济上你将有哪些政策，有一个克强经济学，能不能有一个志强经济学，有请任志强假设他是总理应该给什么样的政策？

任志强：王巍是想让我去喝茶，这是公开的陷害我。前两天在博鳌的三亚会，就问克强和志强的差别，今天王巍又提起来，你怎么不听听习近平说什么呢，我也不可能当总理，你们也别瞎捧，捧的很高一关手电筒就掉下来了。

我觉得中国的经济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是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宪法上对产权保护问题没说清楚，你后面再怎么改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毛振华老说恐惧问题，他本来企业家当的挺好、赚了很多钱，一转身就当了研究者，说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则没有对产权给以一个清晰的保护，如果没有给产权一个清晰的保护就出现了拿了钱就往外跑，冯仑跑到台湾，王石跑到美国，反正得往外跑，不往外跑不行，其实毛教授也把一大堆都扔到外面。我觉得如果我们最终在经济制度上不能解决大家不往外跑，或者说是毛振华说的恐惧问题，怎么样的政策都无法让中国的经济持续而永久迅速的发展起来，因为大家都想跑。

我记得前几天王石在天则所的会议上也一个非常好的讲话，在网上传播的非常多，为什么？如果企业家的财产权利和做人的权利不能得到保证的时候，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我，所以每个人要把这个问题当成自己的事做讨论，而不仅仅是曾成杰事，恰恰是这样一些问题让大家有了一些担心、有了一些恐惧，越来越多的推动大家我们是否敢再投资，前两天小潘的老婆就说我们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要不然我们不敢投资了，就是说大家在担心中国的未来往哪儿去，这已经成为大家讨论最多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说是中国梦，但是梦到底是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其实大家只知道每个人有不同的梦，这也是昨天晚上王石在科大之夜讲的，现在告诉只能做一种梦，这是不很的。所以我想三中全会最后给人们，如果仅仅是说经济上放开哪些，你可以进行投资，但如果不能消除人们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和个人权利保护的恐惧感，我不觉得这次的三中全会能像前面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产生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真想像十一届三中全那样会给出了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保证，就是说先对历史的问题做一个说明，党内若干问题的几点意见，然后大家就放心了，应该这样，可以充分的往前跑，否则要想让中国的经济真正能走入正轨还有一段距离。谢谢！

王巍：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大家从六位企业家的不同风格的阐述可以体现出共识，第一我们期待继续改革；第二对改革、对社会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要关心、要参与，不是袖手旁观；第三，这批企业家经过这么多年折腾之后，仍然对中国前途有信心，仍然有梦，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共同来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参与这次亚布力论坛的一个核心。谢谢大家！

主持人朱丹：谢谢几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的精彩主题论坛。大家一起合影，大家都觉得由于时间的原因意犹未尽，接下来有多场论坛来分享行动力和中国改革的话题，希望大家积极地参与。接下来是午餐的时间，下午见。

（会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