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为啥科斯对中国的影响比欧美还广泛？

2013年09月03日 16:25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作者：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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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22-23页)

据此，我在那篇发言里还大胆地推断，如果科斯教授有机会与邓小平先生谋面，“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

其实，惟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而是接近于真实的现实。这是因为，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每日每时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即全盘计划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误配置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科斯分析的含义是，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我认为，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超级国家公司的理论洞察力，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这样看，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那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中国在实践中趟出来的改革路子，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经济还是因此而获得增长。在真实成本的限制下，“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得不偿失，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

科斯从来不认为他和他的经济学可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他的道德原则和信奉的方法论也不允许他那样做。1981年11月18日，科斯在一个讲演中引用了弗兰克·奈特的话：“科学的基本规则——真实和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他本来是用这段话赞扬沃伦·纳特(WarrenNutter)教授的。但是每个直接接触过科斯的中国经济学家，都会同意“真实和客观”，以及支持客观态度的“正直、能力和谦虚”，正是科斯先生自己的为人风格。他的助手王宁告诉我们，即使到了百岁高龄，科斯老人还是会认真阅读不知道比他年轻多少、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经济学家的文字，还会认真倾听每位来访者的问题、叙述和见解。就科斯而言，我们相信奈特说得对，科学的基本规则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

在方法论上，科斯坚持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他批评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流行特征，就是分析的日趋抽象化，似乎因此就不需要对真实经济体系进行详细了解，“甚至在完全没有关于真实经济体系真实的情况下，也可以发展理论”。科斯的坚持其实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坚持，因为不从观察现象出发，对规律的猜测就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科斯的方法论坚持也是他的中国影响力日增的一个原因。这是因为，遵循科斯的方法论原则去从事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人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经验科学——而不是神学——的殿堂。科斯本人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从求学的青年时代开始，就踏实观察市场里的企业，认真思考可观察现象中那些不能被现成理论(当时是价格机制理论)很好解释的部分，勇敢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猜想。无论我们的天分怎样远不如科斯，遵循这条路线走，我们总更有机会做出有意义的科学工作。那么多欧美经济学家连认真观察欧美经济现象的时间都不多，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老天爷正在把观察中国现象、提出中国问题并作出科学猜想的难得机会，更多地留给了中国的经济学人？

最后，科斯的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基于中国经验研究“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带给我们极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于市场之中，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着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着过于多样的组合，并无一不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在复杂的转型环境里，中国经济的走向当然与中国经济制度的走向密切相关，问题是我们对后者所知甚少。

也许值得注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中国奇迹”——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都可以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例如，有人断言举国体制才是中国经济辉煌的源泉，因此需要把这种体制继续扩展到无远弗届之处。有人肯定彼此竞争的地方政府运用合法强制力配置资源，促成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城市面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变化，因而构成了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有人认为席卷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显示了市场的缺陷和失败，人类正进入一个也许可以由中国领头的、需要扩张政府调控和管制的新时代。我相信，所有这些观点都包含着一些真理的成分。不过，要是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为此，我们为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感到鼓舞，也希望科斯的中国影响力保持得更为长久。祝百岁老人科斯教授生日快乐！

(2010年12月29日，是科斯教授(R.Coase)百岁诞辰。当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吉林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及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科斯与中国》讨论会。本文是作者在会上的发言稿。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经作者本人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