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而不仅是城镇化,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
“可以很放心地说,今后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会下降。我的担心是,如果不开展一些基本的改革,经济增长率就更低了。”9月3日,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对本报记者表示。
埃德蒙·菲尔普斯,现任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他曾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并因此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他认为,中国经济要继续要保持稳健增长,必须进行创新,创新而非城镇化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问题首先在于能否将大部分劳动力投入到创新性活动,其次在于这些人是否具有足够的创新才华”,“如此多的顶尖人才都进到政府部门去了。那么创新的动力要从哪里来?”
但他在即将推出中文版的新书《大繁荣》中,对中国的前景表示乐观:“我确信,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最早的行动可能会很快展开。这一转轨可能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但我没看出有什么必然理由能够阻止中国完成这个旅程。”
得知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去世,菲尔普斯表示很遗憾:“我没有见过他本人。在今年的博鳌论坛上,我本来期待与他相见,但只见到了他的助手,也就是与他合作写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的王宁。科斯也一直在呼吁重视创新,相信如果我们见面会相处得很好。”
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增速会下降
《21世纪》: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拐点,将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到中低速增长阶段?
菲尔普斯:今后十年要像过去十年那样快速增长是极不可能,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可以很放心地说,今后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会下降。我的担心是,如果不开展一些基本的改革,经济增长率就更低了。现在中国希望今年能保住7.5%的增长。人们很自然地会期望,今年增长7.5%,明年还能更高,后年以及之后都会很高。但中国的经济可能会陷入困难:出口越来越少,来自西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出口增长也比之前低很多。所以,非常可能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下滑到5%,甚至4%,就像印度经济那样,除非进行改革增加经济的活力。
《21世纪》: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当中,投资的贡献率很高。您如何看待投资在未来中国经济中的角色?
菲尔普斯:投资不能称之为驱动力,因为投资其实是新想法的结果。如果没有新想法,是不会有新的机遇和投资机会的。它是生产力提高、科技发展、就业增加的必要介质(accompanyment)。由于有从西部来的廉价劳动力,因此中国进行资本投入是有利可图的。还有在极少情况下,投资能使一些以往被忽视的商业概念被重视——当事情发生变化时,人们很难马上发现这种变化。但也许会有人某天起床说:“等等。现在有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投资机会。我们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因此需要进行这种投资。”但这叫做适应,和创新不是一回事。创新是由新想法引导的实践。
《21世纪》:在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之后,您认为中国是否还需要出台像2008年那样的经济刺激政策?
菲尔普斯:正如我刚才说的,投资应该是那些创新想法、新的商业概念、新增的劳动力的结果。但即使是这样,政府仍然可以说,“管他菲尔普斯说了什么,我们还是要在北京和成都之间建铁路”。所以,政府可以做很多市场不会做的事情,或者在市场愿意这么做之前做很多事。实际上,投资项目能吸引很多劳动力,创造很多就业。但是市场并不愿意做很多这样的事,为什么?也许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这些事情的回报几乎为零。这些冒险的、大胆的项目很可能最后都很难收回成本。政府可能做一段时间这样“负回报”的项目,就会感到越来越疲惫。扣除成本的收入很可能还支付不了利息。未来就会受到这些项目的拖累。但是这样确实能拉动一定的就业。
创新而非城镇化,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21世纪》:这届政府似乎不再愿意像上届政府这样实施经济刺激计划,而是力图用城镇化来拉动内需。您如何看待这种做法?
菲尔普斯:在我看来,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在以疯狂的速度城镇化,所以城镇化不是一个新词。他说的应该是持续的城镇化。我揣测城镇化的意思是继续从西部地区招揽劳动力到东边,从而不断投入资本。这已经是中国经济“商业化”的重要因素,也是多样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西部的那些劳动力除了一亩三分地、原始工具之外一无所有,如果老天保佑说不定能从土里挖出些宝贝。但如果他们在工厂、写字楼里工作他们的生产力就更高,因为他们在和资本一起工作。
因此,我对城镇化没有意见。在上个月北京的一个会上,我预测,城镇化的过程将一直持续,但最终西部的劳动力会竭尽,中国将不再有源源不断的来自西部的工人。因此,如果将城镇化视为引擎的话,我是有些失望的,因为这样做远见不足,只看到未来五年的事情。今后十年、十五年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听到的,是把这句话里的“城镇化”换成“创新”。
《21世纪》:过去中国经济的驱动力有哪些?未来的驱动力还有哪些?
菲尔普斯:创新在历史上就是繁荣之源,比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德国、法国。中国也将朝这个方向前进。中国过去的增长非常快,主要依靠国外出口需求的增长、新出口市场的开放。更重要的是,从西方转移技术的机会。现在中国已经把能转移的大部分技术都转移过来了,如果还有哪些没转移,就是因为美国公司故意把这个过程变难了。现在这个方面能做的也不多了。这些旧的驱动力都在渐渐退出舞台,但唯一不会消失的就是创新。创新是向中国敞开的广阔机遇,但中国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抓住机会机遇。
各行各业的全面创新
《21世纪》: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创新能力?如果您认为中国过去的创新能力不够,为何能够有经济奇迹?
菲尔普斯:我并没有水晶球,预测中国会采取哪些创新举措。但是我已经看到很多很有创新能力的中国公司。不过中国要想保证经济增长,必须实现各行各业的全面创新。我最近完成了一本书《大繁荣》,副标题是:草根创新如何能创造工作、挑战和改变。我想出这个副标题的时间和完成这本书的时间一样长。
美国爆炸般的繁荣和“幸福”的秘密所在,是每个人都在想着创造新的东西。我们伟大的前总统林肯在他的第一次正式演讲中,以极度繁荣和生产力的大提升以及人们的兴奋心情开篇。然后他说,在这个国家,每个人对于新事物都有“完美的狂热”(perfect rage)。因此,这种在全国范围推动创新的努力能否成功,取决于这种努力的氛围(breath),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要想着创新;每个行业都要创新;国家也要进行鼓励。如果这个成为现实,中国将永葆4%、5%的经济增长,那中国就要统治全球了(take over the world),如果你们愿意的话。现在中国正逐渐占据主导,而美国和欧洲都遇到了麻烦。
《21世纪》: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增强创新?您对中国的创新管理体系有何建议?
菲尔普斯:首当其冲的,是要对私人企业开放资源,使他们能够获得信贷、进行融资,同时也很重要的是,私人企业要能够招到人才。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才华,但是中国经济比较麻烦的是,如此多的顶尖人才都进到政府部门去了。那么创新的动力要从哪里来?
第二个问题,首先我不会用“管理”创新这个词,因为创新应该是天马行空的,应该让它自由绽放。但说到一些基本的建议,第一,我们需要很多小公司来实践创新想法,当然它们当中可能90%会以失败告终。但希望在于,其中5%-10%的人可能会成功。第二,要想让它们有更高的成功几率,就必须要有创新人才。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从而学会如何在这个娴熟的世界中创新的人才,那些拥有自信和非凡才华的人,会帮上很大的忙。
相关专题: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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