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街论坛“金融创新与机构业务发展”文字实录

2013年09月05日 15:52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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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财经讯 9月5日，金融街论坛在北京举行。以下为“演讲与对话一：金融创新与机构业务发展”环节文字实录。

胡祖六（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们今天下午的会议现在开始。首先我们邀请的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我个人非常好的老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教授。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李扬：谢谢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很荣幸再次作为演讲者应邀参加我们金融街论坛。今天我选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这样一个题目，我觉得非常荣幸，刚才祖六已经把这个题目定位得很高了，确实如此，我们货币政策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政策，它事实上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是同时实施的，最后的效果要看配合的效果，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对于货币政策来说，需要协调配合的我觉得是两个层面：一是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配合，具体到中国一行三会。二是在整个金融部门搭成某种协调配合的基础上，金融部门作为一个总体和财政部门的配合。当然在中国还有发改委这个层面的配合，最后宏观经济政策发挥怎样的作用，对国民经济产生的是好的应该还是不利的影响，要看综合配合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不久前我们成立了一行三会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这是在制度层面上达成了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配合。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完整的宏观调控体系，必须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问题提出来，这个问题肯定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而是一个老的问题。所谓老是指的它不时的被人提及，在实际过程当中，这两个政策都是有某种配合的。但是我觉得由于它到现在为止没有积极的、主动的、有意识的进行配合，所以使得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效率受到影响。我觉得下一步面向新的成长阶段的中国经济，要想能够顺利的展开，能够实现下一步的目标，我们必须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寻求良好的配合。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对象都是资金的流动，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犬牙交错的。由于是犬牙交错，我们事实上可以列出很多应该配合的领域，今天我只择其重要者提出七个方面，与大家来讨论。

第一政策的态势问题。

用我们平时说的是松还是紧，还是双松双紧，松紧搭配？这是政策它们互相之间一个综合效果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在我们的宏观调控历史上比较少提出。我们十几年来习惯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样一个搭配，它也体现出搭配的必要性，但是对于这两个政策自身的实际特点和实际倾向是扩张还是紧缩，以及最后两个政策综合结果是扩张还是紧缩，还是中性，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指示。无庸讳言，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有紧缩有宽松，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有紧缩有宽松。所以我想，在下一步要想提高我们宏观调控的精确性，大家注意，这个词是最近我们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多次提出，要有政策的精确性。精确就必须精确的描述你究竟是什么态度，精确的描述这两种政策配合起来结果是什么样的态势，我觉得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了。一般的文献谈得很多，时间有限，我就不想再多说了。

第二国债政策。

简单地说，国债政策在规模的确定上，在发行的一级市场上是一个财政政策。但是国债一经投入市场，一经进入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一经进入广大投资者的资产负债表，它就是一个金融的问题。所以国债政策就变成了一个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大致说来，国债的规模需要配合，国债的规模一般是决定于财政的赤字。但是我们看世界各国的经验，我们知道并不止是财政赤字决定国债的规模，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美国的两房，他们的资金筹措是靠的政府代发国债，然后转贷给他，这时候政府国债的规模就超出了仅仅弥补赤字的需要。规模确定了就是结构，从财政政策角度来说，它是倾向于发长债，因为这个操作成本低。但是对于金融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来说，我们需要短债。因为货币政策操作是在一年以内的，因为各种金融机构持有国债事实上是把它当做二级准备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在国债的结构上有良好的配合，但是这个配合应该说现在还是有问题的。国债市场的深度和弹性是两大当局都必须维护的，国债的曲线构成了整个国家利率政策的基石，也需要在这个上面配合。大家都很清楚，中国在这方面配合得还是比较差的。

第三外汇储备。

目前我们国家的特质安排下，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负主要的责任。但是我们放眼世界，大致说来小国储备是由中央银行或者当局来负主要责任进行管理。但是在大国，通常是由财政当局负责管理。日本1万多亿的储备，中央银行只有300亿，其他都在财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市场，事实上是由国债支持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构成它公开市场操作一个非常大的池子。中国这个事情应当说在七八年前这个体制的改革就启动了，它的集中成果就是CICC中投的成立，国家外汇储备再通过一些渠道也给了一些国有的商业银行，还有一些其他机构由他们来运营和持有，来保值增值，但是这只是开了一个头。我自己认为，我们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如果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必须割开货币供应、国内利率和外汇储备的关系。在体制上做安排的话，似乎外汇储备可以由财政当局多担负一些管理的责任，从而汇率的决定可能他们也需要有些介入。

第四国库。

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中央银行经营国库，去年在修改预算法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争论，是代理国库还是经理国库？这个我观察国内的经验，但是总体来说，世界的倾向是财政当局自身对自己的国库有越来越多的管理的权利。比如像很多实行零准确率的国家，它的财政，比如像加拿大，加拿大的国库在中央银行里是零，国库资金由财政部自身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来考虑分布在中央银行还是分布在商业银行那里。其实中国已经开始小部分的实验，我觉得这个事情今后还会是一个大事，预算法如果继续修订的话邱会这样的问题。

第五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体系曾经是政府承担下来的，后来财政单不下来了，于是要推到市场上，于是就成了金融体系的一个责任。但是各国证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独立的担当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维护问题。因此，在社会保障领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必须精诚合作，否则国家的安全保障就会破损不堪，就不会起到安全作用。

第六中国下一步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说，主要是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

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有资金的筹措，并且特别是在城镇化过程中有大量的投资项目是兼有私人性质和公共性质的。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说，它需要用财政资金，也需要用商业性的金融资金，这就提出了一个配合问题。更何况我们知道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是很特殊的，它需要有长期资本的筹措与分配。这些必须要有一个安排，我们倾向于认为，恐怕要大力的发展类似开发性金融或者是政策性金融这样一些兼有财政和金融功能的安排，才能够支撑我们长期的，而且是任务非常艰巨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任务。我们最近这些年来一直主要是依赖金融性资金支持这些活动，就有很多的恶果。恶果之一是地方融资平台，另外一个恶果是中国的企业负债率极高，这些问题都会使得我们的金融风险增大，提高我们杠杆率的情况也必须避免，避免的最根本途径是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这方面的协调。

第七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

大家知道，现在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有国际协调，这次危机之后，这个功能受到进一步的强调。在首脑会之前有一个20国集团央行行长和财长的会议，也就是说两个当局一起代表这个国家，代表这个国家的货币和财政当局先在技术层面上进行协调。既然是协调，既然是两个当局，他们自身的协调就极端重要。已经有了七八次的会议了，我们翻番历史的记录就可以看到，我们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就自身我们国家的共同利益而言，协调机制还是有待改善的。因为我们曾经出现过对于一个问题两个当局不同的看法。这个国际协调对于崛起的中国，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中国来说极端重要，银行行长、财政财长也必须协调。

我只是列举了七个方面的领域，大家沿着这个领域一思索，就知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其实是犬牙相错的，所有单一的政策都必须依靠其他政策密切配合才能够产生它预期的效果，这就是它们协调的重要性。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发生，但是我们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我希望在中国进一步金融改革和发展，进一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建立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从而提高我们的宏观调控效率，谢谢各位！

胡祖六：感谢李扬先生精彩的演讲，他讲得非常全面，从七个大的方面来论述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犬牙相错的互动关系。其中有一方面讲到财政当局和货币政策当局的管理，还有汇率政策方面这种相互的分工协调，这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我想也比较有争议的，希望大家能够进一步探讨，非常感谢李扬先生。

下一个演讲嘉宾是余永定先生，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也是多年执掌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永定也是我的老朋友，我对他也非常尊重，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探讨，应该说这么多年来，永定先生的观点和他的研究成果，我90%是强力的同意。但是可能有10%是强力不同意，不管怎么样，每次我跟他交流都是受益良多。他今天讲的题目正好也跟刚才李扬先生的题目有点衔接，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重要一点，就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我预期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同意，但是我要看他今天有什么惊人的观点，有请余永定先生！

余永定：谢谢祖六的介绍，我今天讲的大概是属于这10%不同意的部分，但是我从祖六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希望祖六和在座的几位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我原来预计可以发言20分钟左右，但是因为缩短到10分钟，所以我一定遵照规则尽可能把我的讲话缩短一点。

我觉得在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现在在国际经济学界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在开始谈论所谓的全球金融周期问题，就是Global Financial Cycles，这个话讲得太多了，大家讲的是实体经济的周期，现在大家看到所谓的全球金融周期。全球金融周期主要内容就是资产价格、资本流动和杠杆率发生同样、同向的变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这种变化就是资产价格上升，资本向发达国家流动，杠杆率上升，这种同向的变化根源是什么？起点是什么？往往是美国联储的政策。

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些年，特别是2000年以来，我们看到美联储的政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层面，就是可能开始的时候他执行的是低利率政策，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去刺激经济的增长。这样一种低利率，大量提供流动性的政策就导致了美国资产价格的上升，与此同时，当然也就推动经济的增长。在这个阶段过后，美国又面临着资产泡沫的问题，面临着物价上涨的问题。于是乎，美联储又采取了升息的政策，一点点的升，持续的升。由于美联储的升息政策，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是资产泡沫破裂，经济增速下降。在资产泡沫破灭，经济增长下降之后，美联储又重新采取低利率政策，提供充分的流动性，制造新的资产泡沫，使得这个经济能够往前发展。美联储在最近这十年、二十年中我觉得有这么一个非常清楚的走势。

与这种走势相对应的，就是资本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和这些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回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这么一个周期，这种周期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从这个图（PPT）我举了三个例子：一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是美国升息了，美国升息之后，资金就开始从亚洲回流，于是亚洲金融危机就爆发了，我不是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全部原因是美联储升息，但是美联储升息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条件。这种事情在2001年IT泡沫破灭之后也发生了，在这次金融危机也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现在在国际金融周期变动之中，我们目前处于一种什么阶段？应该说我们处于一个新的阶段。今天上午亚当斯先生实际上也指出了一点，就是美联储现在已经开始谈论退出Q1政策，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美联储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9月份，也可能在今年年底，也可能在明年年初，美联储将不再像过去那样每个月购买850亿美元的国债和NBS的经营资产。一旦美联储实行这种政策，那么美国国债的价格就会下降，利息率就会上升。而这种情况对于发展中国家马上就会发生影响，哪怕这个政策还没有执行，当你开始谈论这个政策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就会感受到这种可能要发生的政策变化的影响。从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今年以来，所谓金砖四国股票市场的价格下降，这个金砖四国包括了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在我画出这个图的时候印度的情况还好，俄罗斯和巴西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市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下跌了。在这里表现最好的是中国，虽然大家天天在骂股市，但是相对来讲中国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所谓不错就是原来就不怎么样，现在没有更坏。这说明什么？就是它受美联储政策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不是特别大。现在印度经济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印度是信心十足，马上就要赶超中国了。当然现在印度的股市价格在下跌，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卢比也大幅度的贬值，卢比现在兑美元的汇率是65卢比兑1美元，印度人就开玩笑，卢比到了65岁的退休年龄，该退休了。这就说明什么？印度也在受到美联储政策的影响。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怎么能对付这种局面？这是我拷贝下来的图，上面的标题就是说，你干也死，你不干整得你也是死。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目前这样的国际环境，面临着美国政策变化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们能够怎么捍卫自身利益呢？在这里提出四条政策选择：一是我们提高利息率，但是如果你提高利息率，这是土耳其采取的政策，马上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人们就对你的国家丧失信心。二是我大量的干预外汇市场，我不让我的市场贬值，乌克兰、印度尼西亚曾经就是这么做的，那么你就会把你的外汇储备逐渐的用掉，当你的外汇储备被逐渐的用掉之后，那么投资者对你就丧失信心，资本就要外流，就要逃走，所以你也死掉了。三是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干的结果就是汇率贬值，国家的货币贬值，大家对你还是丧失信心，所以你也是要死。四是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但是这样一个政策在政治上难以行得通。

按照刚才我列的这几种政策选择，都是一个死路，有没有活路呢？我觉得还是有的，等会儿再说。现在一些经济学家在谈论目前所谓的三难问题变成了两难问题，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济学的道理，资本的自由流动独立到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这三个东西是三者只能取其二，比如香港他没有资本管，资本是自由流动的，它的汇率是固定的，盯死了美元。香港是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的，美国是什么政策它就是什么政策，美国升息他就升息，美国降息它就降息。我记得前年盖特纳开会的时候，当时对Q1政策提出批评，盖特纳先生就说有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让你的汇率浮动就完了，这样美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会对你这个国家造成影响，你让汇率浮动就行。盖特纳的这种观点是符合三难的经济学原理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至少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三难问题，我们面临的是两难问题，因为美国太强大了，美国的金融政策对世界的金融政策影响太大了，我们现在所谓全球的金融周期，美国政府改变了他的汇率政策，哪怕你有浮动的汇率政策，你也没法保持你的独立的货币政策，当然这种观点可以进一步的讨论。无论如何，现在大家在强调美国的政策对全球经济政策，对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独立货币政策的影响问题。

在这里我自己觉得，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各种选择，还有一个选择我们没有谈，这个选择就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够轻易的放弃资本管制，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按照盖特纳先生的说法，我们本来可以通过让汇率自由浮动，我一直主张可以让汇率更为灵活的，但是这个汇率的作用是有限的，汇率可能急剧上升，急剧下降，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击也是比较大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觉得不能够轻易放弃资本管制，放弃资本管制你会给自己找到非常多的麻烦，制造很多的麻烦。如果有了资本管制，同时我们让自己的汇率比较灵活，我们就可以在这两之中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因为我们还有些资本管制，所以说汇率的变动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大了。如果汇率的变动不是那么特别大的话，它对于我们国家企业的打击和影响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我的看法。我们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一系列的脆弱性，中国的M2对GDP的比现在差不多快到200%了，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在全世界也是属于最高之列，当然中国居民的杠杆率是不高的，但是中国企业的杠杆率非常高。我们地方债务也是相当高的，对于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到底是否能够真正保证，到以后能够偿还本息，虽然现在根据我们所看到的资料似乎是可以，但是有许多不确定性。我们的理财产品，在这里面就像肖钢说过的，就是唐氏游戏盛行，我们利率和汇率的改革尚未完成，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下降。在国际上许多投行都看空中国。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如果美联储真正开始了退出政策，内部的问题和外部的问题相叠加，那么它对于中国的冲击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拆除了我们自己的防火墙，后果可能是比较严重的。

我要强调，我们要加强对跨境资本的管理，我主要是指的对短期跨境资本的管理，不知道祖六同意不同意短期跨境资本的流动，这个并不妨碍我们继续推动直接投资和其他的长期投资的自由化。而且我自己在政协提出了一个提案，就是把这个报批制变成备案制，我并不是笼而统之的反对给资本的流动提供便利。我也是坚决主张中国应该尽快开放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允许外国金融机构来中国进行竞争。但是我们不能轻易放开短期资本的流动，否则的话我们无法减少国际金融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说。刚才我讲到了，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下行的压力，国际资本看空中国经济的情绪比较严重。不少投资者对国内经济信息不足，这个包括中国的投资者转移资产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咱们是学术讨论，我觉得说这一点没有什么关系，据我所知，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我们的投资者把资本转移到国外的情况。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就是中国居民的资产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房地产，大家有房子，另外一个是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中国居民储蓄存款现在是43万亿人民币。我们可以想一想，作为一个理性的居民，他总是希望使他的资产要多元化，包括他的储蓄要多元化。要有人民币的存款，要有美元和欧元的存款，这种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你想43万亿，如果我们放弃了管制，你可以随便兑换，假设我们一个人希望存款中15%是美元，那么就有1万亿美元，如果在某一个时间大家都想把这相当于1万亿美元的人民币换成美元，那就是极大规模的资本外流，这个就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并不是说这个可能影响很高，但是它是后果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尽管它的概率可能不是那么特别高，我们也必须非常小心。

总而言之，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多讲了。在当前这样一种情况下，特别是国际金融周期处于一种导致发展中国家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和发达国家流动的这么一个时点上，我们说现在是我们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战略机遇期是不太妥当的。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谨慎，我们还有时间，不用太着急。我自己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并非国内重要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调整的必要条件，寄希望于通过资本项目自由化，利用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冲击，倒逼中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战略没有理论和国际经验的支持。我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还留着个墙，这个防火墙还留着，虽然已经千疮百孔了，但是它还是起一点作用。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我们加速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的完善化。像李扬院长讲到的，有很多的金融问题，我们专注于解决这些问题。当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再去彻底的开放资本项目也不迟，谢谢大家！

胡祖六：果然不出所料，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余永定先生的立场是旗帜鲜明，他讲的有很多实证，也有很多理论的根据，所以值得我们大家反思。他讲的话我必须要再重新认真的思考，等会儿我们还有机会进一步的探讨和交流。

其实刚才永定讲的之所以对新兴市场，包括中国能够造成困扰，一个主要的根源，或者甚至说罪魁祸首就是世界第一大央行，最终的央行就是美联储，恰好我们有纽约联储的执行副总裁西蒙·波特先生给我们演讲。美联储的决策机制是有一个公开市场委员会，纽约联储就是这个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永久成员，我们今天很荣幸的请西蒙·波特先生来演讲这个题目《金融市场的系统创新》。我希望他能够间接或者直接的回答一下余永定先生前面演讲的内容，请大家掌声欢迎西蒙。

西蒙·波特：很高兴来到这里参加第二次金融街论坛。刚才的发言人讲得很好，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问。我就在这个大楼（PPT）里面工作，大家感兴趣吗？我们是负责公开市场的运作，我主要介绍外汇，跟刚才的发言有一定的联系。

首先我们要考虑我们金融市场体系的革新，我们今天已经讨论了很多了，有4个人讲为什么要进行金融体系的革新，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讲的，首先我们讲金融市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我们要找到一个高效的基金，因为有很多大量的基金。最简单的我们考虑，比如我们各种不同的理论，如何定价，另外还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包括风险的转移，再就是技术，我们也听到了技术，包括软件、硬件，包括我们IT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硬件和软件，我们还讲到近来的一些例子，比如高频度的交易，这也是和我们的金融市场密切相关的。只有用计算机，用芯片才能达到高速计算。风险的传递和转移，大家不想承担很多的风险，我们可以多样化，让更多的国家，让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公司来分担这样的风险，所以我们金融系统能够创新的领域就是在这个具体的领域。我们的金融体系由于有一个目的是要利润，人们不希望被监管，所以有很多的创新。可以看到我们金融体系当中是由监管引起的。

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我们的金融体系使资产证券化，各种各样的现金流，我们想讲两极的例子。我们从信用卡、现金流或者汽车贷款的信用卡，在90年代就建立得很好。这个证券化使我们的资本市场非常迅猛的在美国增长起来，而且很多人来分散风险，这种证券化和全球金融预期，后来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产生了汽车贷款、信用卡等等，产生的现金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把它和我们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些原因也进行了一些比较，我们看到这种按揭的证券化，重新再被证券化，这也是我们的金融体系能够产生新的产品来带来一些利润。很多的想法在他们之后，把我们重新包装，很多想法最后证明是有问题的。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由此产生的风险，也就是说包括我们没有很好的在美国建立这种监管体系，特别是加上这种创新，带来了很危险的结果。

今天我想简单的谈一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外汇市场。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创新，多数是和新的一些产品相关的。我们看到一些公司投资者他们想很好的使用我们的外汇市场，不光是来推动他们的全球贸易和全球的资本，而且很好的管理他们自己的风险，横跨各个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25年里，刚才发言人讲到中国开始使它的货币国际化，开放它的资本市场资本帐户，所以我们要更加注意在这方面的发展趋势，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非常大的经济强国。比如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比如说中国10万亿美元的GDP，如何来使它的风险分散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乐观主义，有一些悲观情绪，不久前我们还看到主要是对中国的增长产生了重新的一种乐观精神，这也对金融市场会产生一些影响，比如说很多自由的资本能不能流入中国等等。

我想尽量简短的向大家介绍一些外汇市场方方面面的情况。今天晚上9点我们会发布一个新的国际外汇市场报告，这个图表表明了总的交易量有三个金融中心的交易量。这是平均每天外汇市场的交易量，是以十亿美元或者万亿美元为单位，是由三个外汇市场委员会组成，今天晚些时候会发布这个报告，每天平均是5万亿美元，是流动性非常强的市场，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一点，主要的卖外汇交易的地方是伦敦，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深蓝色的，第二个最大的是纽约，是浅蓝的。如果把它进一步分解的话，发表香港、东京和新加坡的规模差不多。另外大家看到还有很多增长的情况，从2012年10月到今年4月之间增加很快，很多这方面的增长是来自于一些其他的日元的交易活动，这也是一个风险的转移工作。我们看到了日本的央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策，看到他们的一种投机风险的转移和它密切相关，最终一部分是来自日本，把日本以外的投资带过来，因为在日本进行投资更加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看到的是全球经济的力量也影响到外汇交易市场的总量，这是2009年的4月，最低的一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增长最快的，从那以后有一些减缓，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也会产生对外汇市场的影响。另外一点也是和刚才讲的类似的，如果你再看看多数货币，在这种交易后面恐怕还是美元，美元代表几乎是占了交易总量的90%，美元兑欧元，美元兑日元等等交易。我们再看看最快增长的货币，比索和人民币，人民币和中国经济总量相比数还是很少的，但是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的澳元大家看到增长很快。因为它被认为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分散来自中国的一些风险。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三大主要地区的外汇交易量，包括我们的这种期权、远期、掉期和现货交易。多数主要是以商业和资本市场的量，期货和我们的掉期主要是风险转移带来的。2012年10月和今年4月相比，有一个领域没有增长就是掉期。大家看看增长很快的，从比例来说，特别是期权方面，浅灰色显示的，就是说对冲基金他们很好的抓住了这一点，特别是涉及到日本银行的一些政策。对掉期来说为什么增长放缓？是因为有很多这方面的混淆，大家不清楚美国的国库，美国的财政部会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在这方面有点特殊，有的国家想很好的监管它的外汇交易，如果你谈到交易商，其实外汇市场当时监管最少，因为很难来监管外汇。因为一个国家没有权利完全把这些双边的贸易都由这个国家来进行监管，因为大家横跨各个不同的边界，这是造成这个的原因。

今天我们在很好的考虑一个非常复杂的立法，大家看到它的一些规则很厚。它的规则把整个舞台都能覆盖住，主要的一点是很难让监管部门没有很好的和行业部门就拿出监管条例，这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和行业进行讨论很有意思，我们的行业有一个具体的动机，就是要赚钱，很多办法他们怎么赚呢？就是通过新的产品，通过创新，这种创新并不一定非要来产生额外的社会财富。所以这是一种权衡利弊，如何来监管这些活动来改进我们的财富，难度很多，在美国经常发生的是我们的行业产业向监管部门解释，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而且监管部门感到很混淆。我们刚才也听到别人讲了大概的意思，因为这个监管人不知道这个行业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有非常有用的一些信息。有一个方式我们在美国或者在其他的国家怎么做的？就是创造这些数字的组织，伦敦外汇这一方面的标准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还有纽约外汇市场委员会，新加坡的委员会，这种委员会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可以更好的改进工作。就是把这个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和我们的这种监管放在一起考虑，就是更多的和我们行业的各个公司进行谈，不断的进行这方面的论坛。我们也觉得这么做非常有用，比如通过CFTC和其他的领域，另外美国政府也希望这么做，就是很好的从行业和产业那里了解到我们必须要做一些改变。所以我也期待着晚些时候和大家讨论，回答你们的问题，谢谢！

胡祖六：谢谢西蒙的演讲，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金融监管改革，包括在美国有很多批评者，认为危机的导火索是金融的过度创新。刚才听了美联储的高级官员的讲话，金融市场的创新对金融市场的效率，针对社会福利的提高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应该好好的吸收。

过去中国的崛起，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推动力量，中国的金融体系对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应该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一个特别举足轻重的金融机构是国家开发银行，作为一个机构来说，从90年代以后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对中国金融的稳定发展，对城市化，对我们的开发性融资，也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特别是跟新兴市场国家的这种贸易和投资的合作当中，国家开发银行扮演着非常独特，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我看到一个说法，从2008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融资超过了世界银行，拉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开发机构的总和，可见国家开发银行的重要性多么之大。接下来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郑之杰先生为我们做演讲，大家欢迎！

郑之杰：谢谢祖六的介绍，刚才各位嘉宾都谈了非常好的观点，应该说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启发。特别是李扬院长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的观点我是很赞同的。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如果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很好的补充的话，就需要有一个开发性的金融机构把这个政策落实好。今天我的演讲主题是《金融开放与国际金融合作》。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关于金融开放的争论应该说不绝于耳，如何在金融开放中趋利避害，更好的推进国际金融合作，对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关于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的开放。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开发能够促进国际金融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有效运用，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全面履行金融开放的承诺，大幅度提高了金融市场的开放度，有利的促进了国内金融业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世界体系，对外依存度长期保持在50%左右比较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国内经济转型，打造经济升级版，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在金融开放方面，中国提出了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推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对外开放的目标，相关措施正在积极有序的推进。扩大金融开放将进一步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国际的竞争力，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业出现了回归实体、去杠杆化、加强监管等潮流。在推进金融开放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问题，需要给予关注和妥善的应对。

一是金融保护主义。当前在一些发达经济国家，金融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比如对外国资本的战略性投资，已涉及国家安全，唯有采取抵制的态度，对外国机构设立的分支机构提出监管要求等等，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金融保护主义，确保金融开放按照对等原则顺利推进。

二是宏观政策的外延性。主要发达经济体推动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大幅度增加，热钱大量涌入新兴市场。随着政策逐步退出，热钱又大规模集中的撤离，资金的大进大出不仅威胁了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安全，还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三是金融安全问题。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在金融开放条件下，危机具有更快的传播速度和更大的破坏力。因此，在推动金融开放要与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循序渐进，加强顶层设计，防范金融风险。

第二金融开放格局下更要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在全球金融开放的格局下，各国经济金融互相依存，互相影响，联系日益密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一方面通过合作挖掘更多的利益交汇点，更大程度的实现互利共盈，从而提高资本流动和资源配置的效果，提升金融开放的水平和效益，有利的促进经济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开放使国与国之间不再存在隔离风险的防火墙，国际资本的跨区域流动使风险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必须通过加强金融合作，共同维护经济金融的安全。当前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协调。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要认真考虑重大宏观经济政策的负面溢出效益，对政策调整时期和路径进行周密的设计，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协调，共同管理好可能出现的风险。

二是加强金融规则制定方面的合作。共同推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的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促进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更加科学和合理。

三是深化金融监管合作。包括信息共享、法律制度协调、维护金融稳定。

四是深化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适应金融机构国际化、电子化、综合化发展的趋势，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融资、产品创新、交易及结算、人才交流等方面开展广泛的合作，促进各种金融业态之间的融合和集成创新，实现优势互补，供应发展。

第三开发银行在助力金融开放与合作中的作用。

2005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业务，目前外汇贷款余额达到2624亿美元，贷款项目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涉及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制造业、农业、民业等多个领域，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开行的国际业务实践促进了与合作国的互利共盈，共同发展，推动了金融开放和国际金融合作，这当中也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一是规划先行，注重互利共盈。为合作国提供符合其经济社会特点的发展规划或者规划咨询，通过商业化投融资，支持合作国基础设施、农业、民生、能源等领域的发展。既实现项目的商业可持续性，又促进合作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是积极探索助力人民币走出去。积极开展本币授信业务、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截止到目前，跨境人民币贷款余额达到了726亿元，是中国最大的跨境人民币贷款银行，有利的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三是形式多样，不断创新合作模式。大力发展国际银行贷款，平行融资等业务模式。去年国际银行贷款规模突破了160亿美元，充分发挥了开行综合的金融优势，通过中非发展基金等平台进行直接投资，实现投资与融资的相互促进，与全球101个国家和地区的638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形成了开行国际业务代理行的全球布局。

四是多边合作，积极推进机制建设。与世界银行签署在非洲进行合作的备忘录，双方取长补短，推动南南合作，参与发起成立上合组织银联体，中国东盟银联体，金砖国家银联体等合作机制，通过签署多边、本地、授信、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等协议，加强政策协调，推动区域融合与发展，提升发展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女士们，先生们，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仍然艰难曲折，只要我们携起手来，秉承金融开放的理念，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有效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大的动力，谢谢大家！

胡祖六：谢谢郑行长的精彩发言，他特别提到了国开行所坚持的历史使命，也谈到了从全球经济体当中加强合作和开放，以后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令我们非常鼓舞。

下一位演讲嘉宾是来自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亚太区的CEO瓦易那，他发言的题目是《最大限度利用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大家欢迎！

瓦易那：各位下午好！

非常荣幸来到这里参加今天的论坛。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西班牙银行的对外银行怎么样使用技术和创新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如果大家了解我们西班牙对外银行的话，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零售银行，我们在32个国家有着自己的业务。我们在西班牙市场份额非常大，在墨西哥、南美、美国南部都有很多的业务。此外，我们在土耳其也有很多的业务，主要是通过在担保银行做了很多的工作。大家可能都知道，在中国我们也有业务，我们在花旗集团中也有我们的投资。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发言，中国金融行业中此时此刻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行业，我目前想把重点放在如何降低金融风险方面，这主要是影子银行所造成的问题。现在值得大家高兴的就是现在有很多好的计划，在金融行业当中开放，其中包括很多障碍的排除，利率方面放开的考虑，如果这些计划都执行的话，我认为将会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行业当中的效益，并且开放出新的银行业的经营业务的领域。在行业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些技术公司他们已经在电子商务中有了很多的业务。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但是又是一个挑战，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在金融领域中我们的经验，我们所看到的变化趋势。

我们现在有三个主打的力量：一是经济的转型。最近在发达国家中，现在经济出现了回转，在一些新兴市场上，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这是过去十年中，经济发展主要是在一些新兴的经济体国家中，他们在全球现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展望未来，他们的作用刚会越来越大。认识到现在的这种调整和重心的变化，我们对这些市场有很大的信心，我们就非常愿意到新兴国家来开展业务。就像我以前所说的那样，这些经济体的收入占我们全球收入的一半。二是监管方面的力量。今天的发言者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全球金融系统现在正在进行监管方面的改革。在过去5年中改革力度更加大，所以对那些对于金融危机有责任的地区和国家也正在认真思考。但是我想说的是银行的监管确实是很有帮助的，它可以帮助我们采纳最好的最佳实践，否则的话将会影响我们未来的发展。三是技术。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动力，它推动了金融行业最大的变化，在金融行业当中看到它的变化更大。现在金融行业中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技术的变化改变了人的关系，改变了我们和客户之间的经营方式，不仅仅和银行交互，同时还有其他有关方面的交叉。客户的这些行为已经变成了一种数字化的数据，客户的行为变成了什么样的东西呢？变成了一些数字，一会儿的问答阶段我再说。目前的客户他们使用很多社交媒体，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和别人在互联网上共享，也就是完全全新的观念。20年前我们的客户可能和他们的银行是非常有关系的，原来他到银行找柜台的服务员打交道，现在他们都是通过互联网了，不用和人打交道了。

这个技术创新的周期越来越短，我给大家举一些数字，可能大家感兴趣，我们花了70年时间才让5千万人的家庭获得了电话。但是互联网可能4年就完成了很多这样的问题，5千万的家庭13天大家就可以互相联系上。今年在世界上已经有6亿人使用手机进行手机银行业务的操作了，今后可能会更多。因为现在这个事情的发展比我们想像得还要快。不仅仅很多的信息在互联网上运行和流动，同时对我们金融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有很多的竞争对手出现，新的市场的一些角色。技术确实驱动了很多，例如在线支付、云计算，这些新技术可以提供很多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这些服务供应商，例如像Paypal这种公司，这是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在线支付系统，已经超过了信用卡的支付方式，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还有亚马逊、谷歌、阿里巴巴等等这些公司都非常著名，他们开始把重点放在了金融这个领域中，也在提供各种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客户，实际上有些已经开始做了，我知道在中国就已经开始做这种在线的金融服务产品了。他们非常注重自己的品牌，他们有上百万的用户。他们没有过去遗留的这种传统的银行过期旧的设备和技术，所以他们全新开始，这也是个挑战。

我们的银行业怎么样能够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我们的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是一个传统的银行，我们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迎接未来？哪些是最关键的一些要素，使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能够真正的生存下来和发展下去？我认为一切都是源于这个，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对客户提供最好的体验，这是最重要的。如果银行想要应对这种变化，必须要进行变革，就是业务和分销模式要改变，要非常有效，同时要找到一种方式，提供客户所需要的东西，而且客户需要在不断的变化。现在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技术，在这儿我想强调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是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平台，这个平台非常灵活，非常有可扩展性，能够不断的提升客户的体验，降低成本。与此同时，还要帮助银行能管理风险，更加有效的掌控风险。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一个银行，管理风险和掌控风险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移动性，我们和我们的客户进行互动，方式是要有新的渠道，跟客户进行沟通，满足他们的需求。不管在什么地方，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移动的计算帮助我们提供这种机会。现在跟过去传统的银行网点不一样了，现在是无形的虚拟银行。现在有很多全球的用户，他们还有很大的需要。还有电子商务，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的系统可以帮助我们从电话变到信用卡，又从信用卡变到虚拟银行的支付，现在有很大的数据，技术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新的内容，也就是客户的满意度有了新的内容。客户现在越来越复杂，要求越来越高，他们需要更多的在线的服务价值。我们是有着竞争性的优势的，主要是通过我们关于客户的数据库来实现这样的竞争优势，我们能够很好的了解我们的客户，更加精细力度的加以了解，而且向人们交付这种定向的、个人化、个体化的服务，同时增强客户给我们带来的盈利贡献，让他们更加满意，更加重要的是能够留住这些客户。技术和创新也是我们的战略重点，当然时间有限，我不会把每个例子都讲一下。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发了一个数字支付的平台，更好的建设我们的数字支付和网银的渠道。我们也刚刚发布了一个百分之百的数字化产品，是一个数字化的银行帐户，三次点击就能够畅享这个数字化的银行产品给你带来的便利。

下面我来讲一讲这些对中国来讲有什么样的启示和意义。展望未来，世界会变得和今天不一样，对于偿付能力、信用、盈利能力以及流动性就银行而言必然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要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来克服这些挑战。对于中国来说有哪些经验教训，有哪些启示呢？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飞速的，而且中国的发展确实让人赞叹。前面大家已经谈到了两场转型，首先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更加注重消费者，把消费者作为增长的引擎，这是中国正在进行的转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些转型。银行业要实现更多的竞争，特别是像利差和利率会进一步的放开，进一步的自由化。这对于中国的银行来说，这会是一轮挑战。还有我刚才讲的新的这种渠道带来的挑战，像电子商务带来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机会，能够让这些银行也通过这些技术来进行创新，适应新的环境。转向内需，刺激内需的经济转型，会使得中国的银行扩大业务有更多的机会。同时金融的放松管制，特别是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我们看到有关的计划会让有关银行更多的向中小型企业和内陆地区发展他们的业务，也会进一步的调整银行业的结构，同时整个经济会更加以内需和国内消费为重点。这对于银行来说，这是一个格外好的消息。同时对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比如说消费金融公司打开了机会之门。而且随着家庭变得越来越富有，这样理财业务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而且整个市场直接融资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还会有更多的投行业务机会，随着股市和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我们想零售客户也能够推出更加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要充分的利用好这些机会，我们要能够去实施大数据的分析能力，能够定向化的去精准的向客户交付服务，同时我们还要能够更好的去评估客户的信用风险，这些都将是成功的要素。在这个过程当中技术会发挥一个关键的作用，比如说手机银行服务，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都是这些能力的例子。我们这样的银行是充分的利用技术和创新，希望以此来保持成功，感谢大家的聆听！

胡祖六：感谢瓦易那先生的精彩演讲，他用他们自身的经验讲到了IT、技术创新对提高效率和质量，我感到非常受启发。前面永定讲到中国的杠杆率低，其实是我们金融体系消费融资不发达的一个迹象。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对居民，对消费者的信贷占GDP不到16%，利用移动互联网、IT、大数据的时代来改善和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降低交易成本，对促进中国转型私人消费的成长也非常有意义。

最后一个报告的是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先生，红力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这几年我们吸引海外精英回到国有金融体系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第一人，这些年来我也非常关注红力的专业生涯，应该说他做得非常好，非常踏实，把国际最佳惯例能够跟中国本土的国情相结合，扎扎实实，确实非常有韧劲。今天在这个全球市场，包括国内的投资者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成长放慢等等不看好的情况下，银行股的股指都低的情况下，ICBC还是保持强劲的成长，今天还是全世界存款最大、市值最大、也是盈利性最强的这么一个银行，我相信这跟红力的公信力和领导力密不可分，接下来非常欢迎红力给大家做精彩演讲！

张红力：谢谢祖六，有朋友做主持人总是能听到很多好话，所以感谢。

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今天的金融街论坛。金融街论坛去年成功举办以来，可以说对整个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路径做出了很多思想上火花的碰撞，所以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感到非常荣幸，感谢大会的组织者。在李扬老师、余永定老师、西蒙先生、之杰行长，以及瓦易拉先生后面发言确实也感到很有挑战，因为他们精彩的发言我刚才都认真听了，还做了笔记，确实感到很受启发和启迪，所以说也期待着一会儿在讨论当中与大家一起沟通和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开放环境下的金融稳定与金融监管变革》，主要是自己个人的一些看法。前一段时间在证监会上做了一个口头发言，今天稍微做了个笔头的总结。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要是总量在今天这个大数据，互联网时代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方面的监管。二是呼吁建立中国有金融稳定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的世界更成为一个高度的互联体。2008年的金融危机波及的程度和范围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证明了金融的开放和经济开放同时也是一个双刃剑，有助于国际的分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也给金融稳定带来了较大的挑战。金融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相当重要，但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互联网世界的今天，瞬息万变的国内外金融形势，令金融稳定面临着更多的新挑战和潜在风险。从国内来看，我们的银行、证券、保险三大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有一定的隐患。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的比重虽然不断的增加，但大量的债券实际拥有者还是商业银行，风险从没有从银行体系当中得到充分的转移和释放。一旦遭遇经济的下行期，或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银行的资产质量就会受到考验。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我国又处在转型期的背景下，防范系统性的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任要常抓不懈。

资本市场波动性大，特别随着衍生产品和场外市场业务的发展，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当中的影响力会进一步的增加。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也很大。保险业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虽然在这个阶段当中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没有风险，所以说需要我们大家未雨绸缪。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的经济金融政策的秩序调整也会对中国的金融稳定造成影响和冲击。美国数次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和退出，欧债危机的应对、日本的汇率战、日本的QE都影响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和金融稳定。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风起云涌，促成了第三方支付，网络信贷融资等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勃起，传统金融业补充的同时，也有利促进了传统金融业的创新和改革，并为金融体系的稳定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如有些互联网公司在一些线下业务，在一些产品发布上以及吸收公共存款方面，以及集资方面都冲击着我们现在一些法制和法规的底线。此外，民间借贷，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融资渠道蓬勃发展，这些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相对较弱，特别是处于尖端之外的影子银行体系，成为影响金融稳定的潜在隐患。为此，就必须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和法律保障，维护金融稳定，防止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金融稳定的问题肯定是已经在全世界各方面都得到了重视，我国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但是还是缺少充分的法律保护和制度保证。当前立法体系当中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原则规定了人民银行富有金融稳定的职责，但没有任何条款和内容针对金融稳定，在问责上没有固定的条款，而且在机构设置上也不够全面。这个问题其实在国际上我们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例如以稳健著称的德国，2008年就出台了金融市场稳定法，英国议会也不断的抛出金融体制改革建议和法案。如加强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金融稳定当中的责任始终是核心的要领，欧盟也不断的通过立法来加强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美国在危机后出台的法律，第一部分就是金融稳定法。法律将通过整合监管资源，维护金融稳定作为主要目标，以便防范系统风险。我国这方面正在做大量的工作，刚才之杰行长也特别提到加强国际这方面的沟通和合作，以便任何监管套利都得到避免，同时在G20的框架下，如何在金融稳定委员会董事会的框架下加强这方面的合作，使全球这方面的监管能够得到有效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最近在8月20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同意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管理局作为成立单位，建立综合化监管机制，有利于更好的防范金融集团内部的风险，消除监管盲点，恢复金融稳定。

金融互联网把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尽快的纳入到总体的监管框架当中去，实施长期监控。特别是互联网金融要明确其金融主体的资格和范围，避免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无序发展，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同时也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业系统安全的监督和监管，切实保障消费者的信息和财产安全。这方面几个部委都由人民银行牵头成立了互联网金融发展和监管研究小组，我们也期待着这方面能够尽早的有监管规章，为我们国家的金融稳定来做出贡献。

最后，从立法的高度重视金融稳定问题，建议成立兼容稳定法，为金融稳定问题提供全面、完整的法律框架，使金融稳定的工作有法可依，成为制度化、法律化、常规化的工作，金融稳定本身也就是能够为实体经济的稳健发展起到更好、更大的作用。同时监管机构也能够正确的处理稳定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使金融机构能够在一个比较可确认的法律框架下更好的创新，为实体经济更好的服务。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胡祖六：感谢红力行长的精彩演讲。接下来我们进入嘉宾对话互动环节，请六位嘉宾来到台上就座。

应该说我们今天演讲嘉宾的阵容如此强大，议题的题目也是如此重要，给我们安排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实在太短，但是我们就像吃西餐一样，正餐之后是甜点阶段，我们就是短而精彩。我们有几个问题进行互动，其实今天各位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了这个主题，就是金融稳定、开放和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开放资本的跨境流动，特别是短期的资本流动肯定会带来波动性的风险，给宏观经济和监管带来挑战。但是确实就像各种创新一样，能够促进这个资本的配置效率，改善金融服务的效率。我想就这个题目，每一位嘉宾只讲一个看法，特别像永定，过去人民币国际化也好，他在学术界、媒体等都已经热议好几年了，随着十八大，马上三中全会到来，有我们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有影响力的大经济学家说我们要非常冷静，可能不宜操之过急。我想如果让你讲一点，为什么让你这么做，你能不能再讲一下？我也请纽联储、BBVA的朋友们，还有郑行长、李扬院长对这个问题谈一下你们的看法，就是同不同意永定的这么一个观点，是不是要以后再缓一缓，延误会有哪些风险，只讲一个就好了，因为这个题目比较大。永定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我还是给他一个机会，你再讲一下为什么你说不宜操之过急？

余永定：我是个学者，关于资本方面的文献我看了很多，我当然也要受这些文献的影响。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的行长和财政部长我们都有私人的交往，直到最近我们谈起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表示了他们的担忧，他们都表示当年我们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我特别记得任志刚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辛辛苦苦几年的通过，一下子全让我们弄没了，使我们的经济倒退了好几十年，这太不公平了，太惨了，大意是这样的。在观察中国国内的情况，我觉得咱们中国国内有许多自由化可以搞，有轻重缓急的问题，有时序的问题，综合这些考虑，我们还是把这个事情放一放。正好跟我原来关于人民币汇率和美元脱钩、浮动、升值这个立场好像又是相关的。2003年的时候我是坚决主张人民币和美元脱钩，应该允许人民币升值，中国不应该继续积累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合理需求，我认为当时我坚持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我到现在也相信，这样的观点我自己有信心，我认为从理论上是站得住的。当然我希望我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似乎已经决心进一步开放了，我错了，咱们国家对了，那么这就好。

胡祖六：我非常欣赏永定的说法，关于汇率改革，我也很赞同他的分析。

西蒙·波特：中国来决定什么对它最合适，最正确，我们刚才讨论了，很多国家都用这样的辩论，如果开放资本市场，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会受到各种冲击。有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不同的情况，他们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生活会有这样一些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受到影响，这方面有没有很好的理论呢？比如说我们的兑换率，5天要增长25%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完全的自由化，很多国家尽管他们愿意这样，但是有时候资本的这种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使我们的资源很好的进行配置。

郑之杰：关于人民币资本的自由化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话题。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担心自由化以后对中国金融市场稳定的一个冲击。我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外交往的扩大，在国际经济的地位作用的提高，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国际化，应该说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不要人为的设定一个时间，还是要考虑一下对于什么时间采取一种什么方式，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怎么样加强监管，能够趋利避害。

瓦易那：现在中国的行业越来越国际化了，他们眼望世界，在很多国家投资，我们看到了这些。我想如果中国更加自由化的汇率体系，更加容易把这样一种银行、融资成本更低，对中国的公司来说，到头来发展得越快越好，结果就会越好。因为对中国变成国际化的程度是有好处的。

张红力：这个开放我觉得是中国一定要做的，确实这是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在全球经济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关键还是时间点是否准备好了，而且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好处和坏处的分析，往往这方面我觉得现在做得还是不够，所以这个时间点一定要把握好。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以后对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冲击，这是需要研究得更细的问题。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多的挑战，通过刚才余老师列了一个数字，M2其实也并不行，在一定程度上，在整个社会，包括银行体系当中并不缺钱。但是我认为真正缺的还是资本金，资本金怎么样得到释放，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办法？例如如果我们套用陈云老先生说的，包括我们银行，我们能不能拿出我们的资本金的3%，100多万亿银行资产的话，一下子就是三四万亿的东西可以做直接投资，来撬动其他银行的贷款和项目。因为往往是一些高科技的小企业在银行贷款面临更多的挑战，所以这样的话，银行可以拿出来，3%的话可以4万亿，其他的一些外汇储备，我们的保险，从金融体系这一块就可以拿出一大块钱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撬动更多的经营资产，特别是信贷资产对这些企业的支持，也有些其他的办法可以考虑。同时在人才储备方面，应对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以后，各方面的挑战，人才的储备也需要一段时间得到积累和准备。

李扬：关于中国资本项目开放我认为应当谨慎，有三个原因：

一是作为整个金融对外开放的一个部分应当有个顺序。我们说金融对外开放至少包括汇率更加浮动，资本项目更加自由化，以及人民币可兑换这三个方面，我认为应当有顺序。资本项目开放应该放到最后，和人民币可兑换大概是互为表里的过程。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相对自由浮动都应该排在它前面，而现在这一点没有完成，所以从顺序上来讲，它应当放到后面。

二是国内和国外的关联问题，我们面临国内金融改革和对外的开放，这两个也有顺序问题。首先我觉得顺序应当是国内的金融自由化要达到一定程度，否则的话你难以接受，更难以来缓冲可能透过资本帐户对你产生的冲击。国内市场都这么扭曲，一个外部冲击就可能会使得产生非常大的不利后果，这个我们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国内金融改革一般加快，这是应当缓刑。

三是在现在的国际货币制度下，少数国家的本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必然造成少数国家国内货币政策会对他国产生不利的外因性影响。就此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像刚刚老余说的，你做也是死，你不做也是死。这时候我就死得稍微缓一点，死得好看一点，有效的、好看的措施就是资本项目设一道防火墙，也许不死了，侥幸活下来，人民币国际化了，到时候让别人去死。

胡祖六：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发言，现在我想开放给在场的各位嘉宾和听众，大家可以提非常简短的问题。

问：我刚刚收到消息说上海自贸区将允许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我想请台上的专家对此事做一个点评，对未来做一些预测，谢谢。

余永定：我没看到这个报告，因为我今天生病没有看新闻，所以我不能够对你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但是加强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肯定是一件好事。

李扬：这个涉及到这个事情，一个是涉及到上海自贸区的问题，我刚刚在外面被记者围攻，他们好多人问到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很复杂，涉及面很广，我只说了一句，这在我看来，可能是下一步中国改革中最大的事情。因为自贸区别看小，才28.68平方公里，我们是想在这28.68平方公里上实施TPP、TIPP还有每日协定这些所有的规定。大家都知道，我们从我们的原则上说，各种国内的政策在那里，我们是负面清单，就是我们要在那个地方实行一套新的体制，而且这套体制是可以复制的，可以推广的，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一个蓝本。在这个意义上采取各种措施都是不奇怪的，但是我觉得像这些事情肯定讨论过，我当时讨论就觉得，货物贸易可以通过铁丝网拦起来，在某个地方实施或者是暂时不实施。金融服务的贸易如何能够作为隔绝，其实这是一个问题。你说那个可自由兑换了，过了那个铁丝网就不能自由兑换？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如何做？所以我没有看到这个消息，但是我想这是方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不一定要跟踪，什么都放着，大家记住我刚刚说的那一套规矩，这个背景以及我们这样一个战略安排，恐怕这样更好一点。不能具体到哪一个，这有点舍本求末了。

问：我想问一下郑行长，从今年以来国开行已经和全国10多个省市签订了融资协议，每个省融资协议都达到一千亿以上，全国10多个加起来就超过1万亿。郑行长今年年初也提到中国城镇化还需要50万亿的资金，国开行会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城镇化建设，请问国开航对于各地的城镇化建设具体是什么态度？是不是像舆论传说的那样，国开行就是城镇建设的资金是鼎立支持，上不封顶的？

郑之杰：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也是针对于当前的政策。首先说开发银行今年以来跟各个省份签订了一个框架协议，跟城镇化还不完全相等同。因为还是为了在“十二五”期间支持各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框架协议，是未来5年的一个想法。关于城镇化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在跟各个省市在联合搞一些规划，还处于一种规划状态。整体的数字应该说还不是一个特别完善的，只是一个推断的数字。但是我们想，根据开发银行以往的工作，我们还是以棚户区的改造为一个突破口再做这个工作。前两天有记者采访我，我也提到，就是在未来的5年当中，我们大概是每年对棚户区改造的投入不低于1千亿。目前为止，从开发银行开始，辽宁的棚户区改造第一笔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已经有6千多亿的贷款额。关于城镇化应该说比这个范围更大，更复杂一点，我们可能还要等着中央城镇化的有关工作会议部署以后再做具体的安排，谢谢。

胡祖六：谢谢郑行长。我们在座有这么多嘉宾，在座各位肯定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我们时间紧张，这一环节就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