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东亚未来”分论坛文字实录

2013年09月11日 11:36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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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财经讯 9月11日消息，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暨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日在大连开幕。“重新思考东亚未来”分论坛讨论结束，嘉宾们从经济发展，文化历史，生活教育等方面讨论了中日韩三国进一步合作的空间，分析交往交流中的现实问题和困难。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苏理达：我们这一场的会议现在开始！

我们这一场的主题是“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牵扯到三个重要的国家，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大小。如果我们把中国、韩国和日本的GDP合起来大概是世界GDP的20%，其实是亚洲的70%。从贸易的角度来说，这三个国家是6千亿美元的贸易。大家都知道，在三个国家在经济上非常成功，可以说目前在世界上是最成功的三个国家，尤其是在过去几年。但是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三个国家，现在因为有某些小国之间小岛的争议，报纸上报道得很多，所以我们忘了这些经济的情况，我们有的时候也忘了中国和韩国受日本的殖民，还有出现大屠杀，死了那么多人，破坏那么大，经常把这个因素忽略掉。

如果我们今天回顾一下历史，看看报纸的媒体，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忘记其实有一个更大的观点，实际上这三个国家有好几十人的和平共处，应该说有很多互相的交流和授粉，或者是互相影响，因为有共同的一些类似的文化、技术，比如说从大米的文化，还有道教、儒教、佛教，有很多这种共享的文化背景，还有在艺术、文化、建筑方面也有很多是共享的东西，有类似的方面。如果再看看16世纪到19世纪，实际上这三个国家都是和平共处的。那么长时间的和平共处在其他地方是很难见到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些。

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提出这些问题？因为现在把这些问题排除在外，我们不要在讨论当中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不要再去想过去了，要展望未来。我们也不要去讲很多政治的紧张，而更多的是讲贸易、文化、经济和技术合作方面的未来或者展望。我们大家共同来商量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新的想法，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发展。在座台上有五位演讲者，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不准备一一介绍了，在会议的资料当中都有介绍。他们几位分别来自于这三个国家，而且都是重量级的人物。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在夏威夷，也就是太平洋中间那个小岛来的Charles E.Morrison先生。他们有的是政治家，有的是大学里的教授，他们有一些共同点，都是思想家，他们在不同的协会当中担任不同的任务，发挥不同的作用，多少和政府有点联系，他们都是国际人士。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用英文来交流。

首先请Kil Jeong-Woo先生，他是韩国议会的成员，也有很多外交方面的经验。请Kil先生告诉我，为什么通过非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紧张这么困难？这是由于政治家没有什么想象力吗？当然和你过去记者生涯有联系，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Kil先生你刚才说了，我们三个国家都很大，都很重要。

Kil Jeong-Woo：你刚才问的是不是政治家有想象力，有创造性。总的来说，应该是政治家并不是没有什么创造力，也没有什么想象力。他们当然对公众的声音很敏感，尤其在这种社会媒体世界中，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中，我们生存是很困难的。为什么我们生存这么艰难？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创造力。但是如果看这三个国家的具体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三个国家当中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中国来说，韩国和日本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那两个国家都一样，和中国也是对打的贸易伙伴。所以他们之间互相的旅游，所以现在出现这么多的政治争端和紧张，我觉得实际上这三个国家都是付出了一些代价。由于我们那么成功，所以我们付出了代价。像中国的崛起，还有日本在这20年中有所放缓，但是日本现在又回升了。所以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恢复，韩国也是在崛起之中。所以这三个国家在近代历史上是非常成功的，应该说这是很少有的。我们看看世界上其他200多个国家，我们的这个状态已经很不寻常了。

但是我们这里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悲观。如果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创造力，更有想象力，包括政治家在内，在很多问题上，他们有办法来摆脱这种困境。

主持人苏理达：你觉得媒体、报界可以发挥作用吗？

Kil Jeong-Woo：我大部分的事业是在媒体渡过的，就日本和韩国的双边关系中，我希望中国和韩国的媒体也可以更均衡的来看待现在这些问题。包括历史上的问题，希望可以更均衡一下。我不知道中国的媒体是怎么样来报道现有的争议。但是我觉得，韩国的媒体我们是可以保持更好的一种平衡。

主持人苏理达：下面我想请问周先生，你是一个学者，你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专家，你也参加了很多非常实际的一些贸易问题，发展出口等等。你觉得挣钱的基本动机是不是可以促进三个国家之间更密切的合作？

周汉民：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最大的驱动力，咱们来看一些数据。刚才讲到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整个世界的比例来说是相当大的，这三个国家在过去一年中是全世界总GDP的24%，是东亚的90%，是1.5兆。这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只占了这些国家数据的20%，当然有直接外来投资，这个外来投资只占去了三个国家总的直接对外投资的1.3%。

我把这些数据列举出来是为了说明，其实有很多潜力，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挖得更深的发展空间。好在所有的国家都注意到这一点，而且希望有一些创新。今年3月28日三个国家展开了一些非常严肃认真和诚实的谈判，就是关于一个自由贸易区，在三个国家之间要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他们讲很多的就是关于最近在上海成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还有三个国家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还有是亚太经合+3的谈判，这是第三层。还有第四层的谈判，也就是想打破多哈的僵局，所以可以说有三个圈，这四个领域中世纪上可以让这三个国家创造出一种新的有活力的，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个办法。

主持人苏理达：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作为本国政府的代表，还有一个经济出口方面的作用。你觉得哪个是领先的呢？是经济还是政治？

周汉民：我觉得这两个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

主持人苏理达：你这是一个外交回答。

周汉民：这不是外交回答，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答复。因为你不管做什么，你必须获得老百姓的支持。换句话说，不光是有赚钱驱动，还有一些意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之间必须找到一种平衡。

主持人苏理达：你说现在公共领域中的紧张必须要减少，不然的话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周汉民：坦率地说，所有这些讨论和争议都是围绕这些历史问题。所以从政治家来说，从国家领导人来说，他们必须有一定的勇敢和远见来往前看。所以我觉得，这些谈判本身提示是让人很受鼓舞的。

主持人苏理达：谢谢，下面请问汪先生，人们说你是一个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专家，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你不感到很惊讶吗？这三个国家之间有这么多的相近之处，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紧张呢？你怎么解释？下一步怎么办呢？

汪晖：正像你说的，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因为这个历史很长，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基础，但是现在又非常紧张，我们还是要讲一点历史。你刚才在开场白里也说了，你讲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共同的地方有中国汉字，还有道教、儒教、佛教，还有一些司法的传统等等。但是东亚这个概念实际上是19世纪才出现的，这是日本提出来的。后来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叙述，也就是说这个地区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不仅有一些共同的文化，还有和现在来比，应该说有一种东亚的现代化。从中国14世纪到韩国17世纪，再到后来的日本，这个就是历史的叙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出现了东亚的概念。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东亚的这个概念和欧洲的概念，那么欧洲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这种类型的比较，我们会认为从一个角度来看，东亚是分享了一些共同的文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充满多样性的。而且有很多的多样性，这种情况下，从政治的角度，还有包括经济的角度来看是有一些共通性的，但是文化是有一些多样性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差别都消除掉，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有一些共同点，共同的区域，能够让我们这个多样性来进行发展。因为多样性在过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知道的日本的一些奖学金和中国的奖学金，这些就是说明，我们在20世纪是有这种连接性的，可以把这些类型的项目，使我们的这个区域整个的联合起来。一开始不是说一定要同一性、同一化，而是说我们连接之后应该了解到之间的多样性。另外不仅仅有一种集中性的体系，以前我们可能会有一种集中性的体系更好。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灵活性的对每个不同文化角色的解读，所以说这个想法就是同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文化的共通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会看到多样性本身也是我们的一个财富，而且你是非常有必要保持这种多样性的。

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包括我们对文化方面的资助等等，这些都有这种类型的目标。而且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描述，比如说从19世纪、20世纪，包括韩国朝鲜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如果你看所有的历史博物馆的话，你会看到对于历史的描述他们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对于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是说简单的把不同消除掉，而是说我们应该来促进一些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有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这并不是说使我们的不同之处消除掉。

主持人苏理达：汪先生讲得非常有意思，这也说明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我们自己使独特的，在多大的程度上我们认为我们和其他人有共通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这个理念有可能是由我们来塑造的。但是在过去我们尽管有很多的共通性，可能我们也不承认。

Charles E.Morrison您作为一个日本非常独特的思考家，我知道作为日本的社会来讲，并不会经常谈论这个话题，从您的角度来看，如何能够从政治家来说进一步的推动，或者让我们来共同的解决一些相应的，包括共同的当代的问题，比如说从东亚能源的角度来进行推进，您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包括女性的角色？

Charles E.Morrison：非常感谢。我觉得三个国家之间有一些差别，而且没有很好的联系。包括历史方面的互动，还有包括分享我们一些共同的文化，或者是传承点。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些方面从某种程度来讲是失去联系的，就是失去了一些对话。在整个文明社会的对话方面，尤其在过去的30年到40年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个经济体在不断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和韩国的情况是这样的，而且社会有了很大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可能是不足的，而且对话、沟通和互动非常少。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可能是我们让三个国家加强的一个点，加强这个部分，能够更好的来分享一下我们相应的一些想法，来解决关键的问题。

主持人苏理达：这样很好，应该有更多的一些会议，就是所谈论的一些话题可能是我们平常不经常谈的，是这样的方式吗？

Charles E.Morrison：包括相应的一些会议、论坛等等，这三个国家应该举办类似的活动，包括我们也参与一些共同的会议。我觉得经济的层面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西方的社会，比如说G7国家，在70年代成立的时候，当时是由一些个人参加的论坛，来促进一些政策方面或者国际方面的对话，就是日本、欧洲和美国之间，促进他们的对话，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些制定政策者就会去接受他们的一些意见。我们知道，当时整个业务的环境也是比较趋向这一点的。尤其是商业方面的代言人，无论使中国、日本还是韩国，应该更多的参与进来，创造一些机构，使我们像西方社会一样的机构或者公司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推动。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部分尽管我们和西方的差距变小了，但是还有很多可学的地方。有一些国家崛起非常快速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让其他邻国的不安或者是担心，或者是害怕，怎么样能够以和平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担心和害怕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日本和德国崛起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是希望能够使相应的利益相关国感到更加安心，所以说我们在此应该有更多的方法、战略或者策略来实现相关的目标。

主持人苏理达：Charles你当然是一个外行人，但是有很多的知识和想法，你一生都在研究东亚，你是中西中心的，你觉得东亚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做好准备来迎接和其他世界的部分来互动？

Charles E.Morrison：我们说东亚的时候，当然我在这里也生活了很长的时间，有很多的了解。我们更多说的是社会和社区。我们有的时候说Community的时候更多说的是欧盟，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国家第一点就是没有办法想像能够使用一些战争，第二点就是包括气候变化、人口变化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变化。我们知道，在欧洲过去的50年到60年的时候，英国、法国、德国的这些年轻人可能没有办法想像他们的国家能够互相来进行合作，尤其是在上个世纪的上半段是这样的。后来我发现，在国际的关系之中，这些国家发生了很好的正面变化，尤其是对21世纪来讲的这种挑战来说，我觉得西方可能会遇到同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东北亚的地区，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不仅对亚洲，还有包括全球的未来，都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我觉得包括商业人士，还有包括知识界的人士，还有包括各个层面的人士来进行更好的互动。

刚才先生说了很好的意见，包括周先生的观点我也非常同意，你觉得政治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Kil先生提到了要创新，有可能你是一个政治家，应该引导一些相应的创新，而且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一些相应的领导要换届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朴总统也说过，我们不仅有规则，还要有相应的环境，就是让商业的环境更加透明，他们了解这个情况，他们了解这个规章制度。而且我们知道，包括外交家也能够了解，其他国家也知道，我们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其他国家我们都会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来做。我们知道要有和谐社会，有和谐社会才能有一些国际的合作。而且我们觉得有一些国际的这种合作，或者是国际的社区是需要有耐心的，不可能几天时间，甚至是10年或者是几十年的时间才会发生。

主持人苏理达：谢谢Charles。刚才你们各位非常简短的演讲中充满了智慧。

Kil Jeong-Woo：我想补充一下关于这种勇敢的领导，其实这三国好在幸运，在过去几个月中都有新的一些领导人物，这些人都是充满信心，而且是很有能力的，他们是得到各个民众大力的支持。比如说在韩国是60%，在日本是70%。基于这种自信心，又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由于这个，我觉得希望他们可以大胆一些，可以把个人的个性稍微放在一边，而更多的去考虑促进政治关系。正像嘉宾说的那样，是不是可以把这种合作拓展到其他的领域，比如说能源或者是环保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现在幸在有一些非常能干的，非常有干劲的一些新领导。所以我觉得对将来还是充满了一种乐观和希望。

主持人苏理达：这么说，等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是这个意思吗？

周汉民：我想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我觉得有很多潜力的这么一个例子。2010年的申请就想争着来主办世博，我也参与了整个申博的过程，我们是竞争的。我自己也是对那个国际组织所有的成员都跟他们交谈，都跟他们讲话。而且他们告诉我说，日本不会支持中国，会支持韩国。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韩国也是完全可以组织这个世博的。但是这个竞争不好预测，所以我们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办法和策略来进行这种预测。中国最后取得主办世博的权利，后来我也去游说很多国家来参加世博，这个世博是相当大的，6千平方米。我希望韩国和日本都来参加，他们这两国的大厅、展览馆是最好的，最美的，是合作得最好的例子。我非常感谢这两个国家当初跟我密切合作来举办这么好的一个活动，我们如果都很严肃的去办这个事情，肯定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不仅是为这三国的老百姓或者亚洲的人民，甚至为全世界人民，我们都可以完成这些事情。

所以我希望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可以更有鼓励的口气。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大妈她到上海去，她每天都到世博，天天去看，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大妈这样的，就可以把关系建立得更好。因为我们不能光靠领导人来建立关系，还要靠老百姓来建立这个关系。

主持人苏理达：谢谢。我想请我们的观众提一些问题。大家如果想提问题或者想法请举手，然后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希望大家提出的是问题，而不是观点。

问：我来自印度，我是GMR集团的，我们是一个搞开发的机构。我们听到这三国的进展，对这个发展都很感兴趣，我想向你们三位都提出问题。肯定你们也都在盯着我们印度，看我们印度的发展和成长，我想问问这些嘉宾，根据你们的经验，你们能给印度提出一些什么建议？就是印度什么时候也可以像日本、韩国和中国那样呢？

问：我是来自新加坡尼克大学的，大家说了，这是关于未来的一个讲座。所以我想问问你们觉得在改变人们固有过去思考的方面，教育给予什么样的作用了呢？

问：谢谢你的演讲，我受益匪浅。我是Global Lead CEO的代表，我想问一下怎么领导这种网络的建立，怎么样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主持人苏理达：你的意思是联合的领导还是三个不同的？刚才印度的嘉宾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这里可能有一点儿唐突，这个问题跟我们现在主流行业偏离比较远，我们搁在一边。第二个问题就是教育方面的，这三个国家怎么在他们的教育里下点儿工夫，改变老百姓的思想。第三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共同领导的网络，

但是我觉得印度的媒体都是太小气了，老是看见自己的事情，不看别人，也不看世界，中国的媒体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强势是完全可以报道全世界，它的媒体报道有上百个记者派到国外去的，非洲，所以，他们是全世界的情况都可以了解，但是印度在这方面好象有点儿落后。

周汉民：现在我们来自这三个国家的留学生非常非常多，都跑到国外去，比如我们大学里有很多来自韩国和日本的大学生，而且现在日本也发展的很快，尤其是70年代以后的政策所促进的，我只强调一条，关于语言的问题，尽管我们在这里在开会，我们讲东亚，我们还要讲英语，英语变成我们共同的文化了，我们怎么样来促进我们这种多语言的学习，每个国家促进这种各个不同语言的学习，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鼓励更多的中国学生来学韩语，学日语，这非常重要的，彼此也都一样。我不知道正确不正确，但是从我的学生，来自韩国和日本的学生来看，他们告诉我他们好像要恢复学汉字，不仅是为了沟通交流，而更多的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讲创造性或者是有想象力，他们如果可以从历史上了解这些东西也可以促进他们的创造性和历史性。所以，这种多语言的一群人，这个群体可以建立一个公共的空间，我们在这个空间中又是多样性的又有共性的。我知道这里不是学术讨论，但是我想提及欧洲的一个人类学家马崔·摩斯，这位人类学家他提出一个所谓的超社会的制度，所以，如果东亚有各个不同的文化组成的，怎么样把这些多样的可以放在一个整体来看。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促进年轻人，使得他们更多的知道英文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彼此的学习我们的语言，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我们彼此的文化。

Charles E.Morrison：我觉得教育是至关重要，是最基本的东西，三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公平，考虑到所有的机遇，机会往往是通过小时候的教育，有些教育体制只能给有钱的人提供良好的教育，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紧张而又效率很低。所以，教育要做好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需要有一群人彼此了解，了解语言，了解彼此的社会，要用那个社会的语言了解那个社会，这样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任何一个团体都需要领导人，需要有一种远见，需要展望世界，也是展望地区和国家。欧洲早期的时候有一些机构，建立一些机构，太平洋这个地区我觉得也需要一些亚太的领导人。我的中西方中心也是希望培养新的领导人物、领袖。我们这个论坛是经济论坛，实际上也是想培养人作为全球的领导人。这是非常关键的。

主持人苏理达：在这三个国家里的大家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教育，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正是因为这个我对这三个国家长远的未来感到非常乐观。这个事情我一直在考虑，为什么东亚人要到美国去念大学，为什么不是上自己邻国上学呢？你能说一点这个吗？

周汉民：当然了这是有一些历史原因，首先在中国这是70年代以后开放的政策，所以，很多学生就跑到国外去念书了。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日本当初也是一个留学的，70年代有很多中国学生到日本去念书了，所以，我觉得日本学变得越来越强，作为一个学科变的越来越强大。正是因为这个，这种交流后面我们可能得调整一下，调整我们的政策，鼓励更多的学生上邻国去，而不光韩国，还有印度，还有其他的国家，不光是学知识，也是去学文化，学语言。所以，这些国家非常不一样。我希望将来可以有这种方面的努力。谢谢。

Kil Jeong-woo：为什么包括韩国的孩子去美国或者英国学习，我觉得事实上信任英国的教育体系是一个方面，还包括信任他们的体系能够更好的教育处学生来有一个全球性更加广泛的视野，从全球的视角来进行思考，这不仅仅是教授一些知识，而且是教育他们从一个全球的视野对他们进行教育，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对于韩国这么小的国家来讲，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吸引力。所以，从全球的视野来进行思考是很重要的部分。

主持人苏理达：如果从全球的视野来考虑，我们现在说的是美国或者欧洲，不可能在那儿学一辈子，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你在那儿做这件事儿，如果你去很远的国家就没有办法去你的邻国学习了，当然，包括在亚洲内部和亚洲外部都有很多要学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中欧学校来讲，事实上也是有很好的排名的，但是如果地理位置是在中国之外的话，好像就会更吸引学生了，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一点，为什么？

Kil Jeong-Woo：我知道现在很多韩国学生在中国学习，学外语中文已经变成第二大的外语，受到我们学生的欢迎英文是第一大的，学中文在韩国学习中文，还包括现在在一些中国的大学学中文已经变的越来越普遍了。

周汉民：第一点就是因为工作市场和机会，人们认为他们在美国和英国学习过之后会有更多的机会，不仅仅在中国之外，还包括在上海，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也能带来更好的工作机会，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标准，包括我们的政策，比如排名的政策等等。在一些最顶尖的大学，尤其是数学的情况，尤其包括人文科学或者是一些社会科学等，要看一下有关于他们出版物方面的这种数字也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不仅仅是你们自己的这些人，包括在外面外界来讲，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看看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教育体系来进行衡量，这样的话标准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变整个教育或者学生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