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夏季达沃斯：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分论坛实录

2013年09月12日 17:09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人参与条评论

主题：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嘉宾：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物（IFTF）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国

主持人：陈祝全，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各位下午好！谢谢大家参加这次会议，我们谈的是“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我叫陈祝全，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今天的题目是继续今年年初达沃斯开会的继续，因为我们谈到了重要性作为主要的驱动器，驱动经济和未来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包容性、可持续，充满弹性的增长。我们目前面对这样的挑战，要不断的创造各方面的条件来推动这种类型的，有利于社会和经济前行的创新。所以我们主要的问题，什么是最好的方式，通过这种最好的方式培养商业化，

我们如何正确的平衡、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如何能支持新的，跨行业，跨学科的研究

我们需不需要重新思索一下，政府和行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这样一种环境的作用。我们这次会议重点就是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如何能推动新的模型，能够正确积极的，帮助我们设计，提供一些带有创新意义的，突破性意义的创新。今天有四位专家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思考这些问题。

第一位，Marina Gorbis，他是美国未来学院执行董事；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员会秘书长。还有XX，瑞士联邦主管教育研究创新事务的国务秘书，最后是欧洲研究理事会会长，来自比利时的Avi Hasson，开始的时候，请我的同事们谈谈这些具体的问题，再讨论一些主要的题目，最后希望大家提出你们的问题。

Marina Gorbis，你们研究所是未来学院，要想整个未来来帮助各个组织带来更好的未来，你们认为主要的趋势是什么，创新模型未来的趋势有哪些呢？

Marina Gorbis：我们正在跟踪的这些事情，科学研究超越了传统机构的边界，包括大学，一些思想的实验室，还有技术很多其他方面的领域，很多人都参与的，科学的，比如说谁是正而八经的科学家，还有一些业余的科学家，这方面的界限慢慢模糊了，他们越来越多的相互在一起工作。有几个驱动的因素，科学研究所的工具，这些工具越来越小，大家越来越可以获得，而且更加便宜，包括你的手机都可以成为一个研究工具，有很多很多的软件可以应用，在手机上做一些传感，测量，所有的方面都可以做，大家越来越多的分享一些数据，收集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有时候有科学家参与，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各个国家的人收集了很多很多数据，关于他们的健康，关于他们的行为，当然了，把所有这些数据加在一起，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数据的分析，这并不是传统的科学，这些工具本身价格越来越低廉，大家越来越容易接触到。

第二个因素，科学的资金来源也成为在传统的机构，除此之外，包括有一些捐款机构和资金机构，不光是本身的机构，还有五到十个新的各种不同的科学的融资平台，他们都为他们的科学家和其他的科学家提供资金，提供资金的环境也在出现变化。

当然还有各种类型的正在出现的新的社区，有一个研究所，他们作为生物研究，这是一个社区的研究室，实验室，把自己的项目带来，科学家和他们沟通，和非科学家进行合作，横跨不同领域，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的父母把孩子们带到实验室，大家一起工作，在这样新的社区大家一起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

最后一部分，我们开放的研究，公共的科学图书馆，公共的数据等等，其他的资源都可以越来越多。我们看到这一代的极端学习者是非常愿意学习不同的情况，找到这种信息，不见得非要从属于某一个机构，可以自己学习很多东西，并不是说科学组织会不断的消失，形成一种新的边界，我们觉得这是非常令人兴奋得，所有人将来都可以参加科学的工作，我们要想想这会不断的放大，我们所能做到的创新、发明、创造，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在我看来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方向，把科学打开，有更多更多的人来参与进来。

主持人：

我想把这个问题再讲一下，科学出现了分散化的形象，你觉得创新怎么样，知识产权的管理是至关重要的，要创造一个正确的激励因素，当科学越来越分散化，我们的科学研究成果能够很好的科学化，当科学越来越分散化，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参与进来了，创造新的发明，发现和想法，你觉得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对于我们这种知识产权问题，商业化成果的分享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Marina Gorbis：

要是看看美国的话，大家非常担心科学教育，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人，有学位，能够大学毕业。原因在哪儿呢？要进入任何科学的领域，都必须要经过一些步骤，有这样一个顺序，到你上了大学，很多人都半途而废。有些新的情况是开放的，尽管你没有这种类型的职业生涯，打开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有很多很多人都能参与进来进行科学工作，到最后，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希望有这样大家懂科学的人口，实际上今天早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大批的拥有科学教养的人，有这些基本的概念，如果把更多的科学，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能够接触到，从潜在来说，的确能够改变整个形势，更多人进入科学，更多人口懂得科学，具有科学知识。

主持人：

从科学的分散化转到下一个命题，越来越多今天的政府在考虑他们大量投资的回报，特别是科学技术，科学研究，现在大家越来越强调应用研究，越来越重视了，考虑到社会和经济的情况，你们会不会考虑到资金给予方，是如何考虑，评估研究的决定，或者说给予资金研究的方法。

Helga Nowotny：

我们这儿谈的是一个生态系统，我们是如何界定生态系统的？很清楚，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文化，并不是一刀切的问题，因此我想必须有充分的空间，如果可能的话，有很多很多的合力产生。在投资于基础研究，我们在这儿谈的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欧洲研究委员会，还有应用的研究，或者是我们考虑的一些能产生经济影响的各种发展。我想恳请一下，政府应该知道，任何的投资在我们的基础研究方面都是要考虑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是内存于我们的基础研究之中的，有时候我们需要新的现象，新的各种发现，我们要不断的发现，他们形成了一种基础，让我们进行迅速的，在未来进行创新。我们可以肯定的看到，这种模式的形成，我们已经看到比如说计算机的形成，计算机的发展，还有进一步的发展方向，这在不断的产生。在过去，通过技术研究帮助我们进行基础研究，没有那些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了，基础研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科学有一个长期的视角去研究新的发明，需要这种长期的视角才可以。因为它的关键是要走进未知，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去找到什么，什么时候能做这些新发现。

另外一个特色，机缘巧合性，这是规律之一，换而言之，大家找到的东西是刚开始没有想到找到的东西，一旦找到之后，会发现这是特别重要的。很多基础科学中最重要的发现都是通过机缘巧合而出现的，因为要发现的东西太多了，这也不是线性的流程。

所以我们和其他的融资机构就要特别知道这一点，科学和研究的注资，是因为政府对我们关注，政府对科技关注，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引擎，它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福祉。我们会去对单独的研究注资，而且我们不会去挑选赢家，不管是能源还是癌症治疗，我们不会挑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因为我们觉得研究者自己明白科学的前沿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在整个框架之下，人们是有期待值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服务能达到这个期待值。因此我们对自己获得资金者有一个要求，他要证明自己的概念，我们首先给他们一笔规格比较小的钱，一旦他们完成了一个项目之后，他们就可以去探讨一下，在这个项目中有没有产生任何有意思的想法，这个想法对外部世界有没有意义，能不能拿去市场上得到验证。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证明一下这种概念，或者说结果的证明是如何进行的。科学家们去探讨我们自己的神经细胞和脑子之间的联系，这之间有没有联系，这离应用科学的距离是非常远的。有一天这个科学家瘫痪了，但是他还能呼吸，呼吸是通过鼻子的，所以我们去看看用鼻子去呼吸，用鼻子里的神经去接受外部的感受，我们就设计了一个东西来看看这个人能不能通过呼吸的方式来控制电脑和外部世界产生联系。这是一个女性，我们都在等待她可以参与实验的时刻，她后来通过电脑跟她的孩子打招呼，她没提到她招呼，她对孩子说，大家请走开，不要来打扰我，这是我们的一个发现，所以这是基础研究和创新之间的联系。

主持人：

你能不能稍微给我们讲一下这些注资机构是如何回应或者是利用这种分散式的知识的产生，当然我们都知道数据的获得可以通过实验室或者是这些不同的实验室来产生，一旦数据已经分析了，已经产生出来了，我们还要进行大量的分析，这些注资机构有没有充分的利用外部机构的能力来帮助他们进行数据的分析和数据的利用呢？

Helga Nowotny：

我想这里大家都知道开放的路径是很热门的一个话题，两年前我们在瑞士设立一个全球的委员会，后来变成了一个论坛，该论坛是所有国家的一些研究委员会都可以加入到其中来，这花了很长的时间，全球研究委员会现在在讨论公开路径的问题，在全球研究委员会的大旗帜之下，我们是在对此进行讨论的。

开放路径还有一个网址，外部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很多年轻人可以在科学期刊上成为共同作者人，因为他们也在促进先进科学的发展，公开获得数据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发展都是在实验室外部之外的事情，影响了研究委员会的运作方式。

主持人：

从个人到融资机构，再到国家，Mauro先生，你们一向以来都是世界上最有创新力，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而且你们国家有很多先进的公司和领先的科技，瑞士的创新模型是什么呢？是什么促进你们达到这一点呢，你觉得其他的国家可以从瑞士的经验中学到什么呢？

Mauro Delr Ambrogio：

人们经常问我这个问题，简而言之，我的答案就是瑞士之所以创新，是因为我们没有创新政策，当然这也是过于简单，我也想试图陈述这个观点。一个国家不应该有一个专门去促进创新的政策，当然也有很少的国家有促进创新的政策也是很成功的。我们关注长期的，框架性的条件，不同的政策的总和，是有竞争性，有创意的前提。

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瑞士环境很好，景色很好，我们也希望可以长期保持它的安全，高质量，这对旅游业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吸引全球的人才到瑞士来工作，因为在瑞士他们可以选择在这里居住，人才是创新的，重要的引擎。另外提到框架条件，这里指可持续基础设施，我们要远离私人开车的模式，建立起公共交通，还有自行车的系统，这一点我们是需要大量投资的。瑞士今天公共交通政策就是促进自行车的使用，而且可以增强生活质量，同样也是很有创新的解决方案。这是一种新型的投资，不同于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做的投资。

另外一个框架环境，减少政府的官僚，由于我们的民主政策，人们对纳税可以进行投资，人们不想要更多的纳税，也不需要政府机构去做更多其他的，他们不需要的活动。我们就业市场监管比较低，在欧洲是一个里外，出于此因，我们才能让公共领域变得更加有创造性，政府的活动不能浪费钱，要有效，要创新。国家的任务就是要让自己简单创新，不要让它成为庞大的体积，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创新。

另外我们的目光也特别长远，教育不能光光是五年或者十年那么长，教育投资应该是更长期的，而且要投资于各个教育层面，高等教育，吸引国外的人才，另外，我们还要减少退学率。瑞士能够给每个人的机会，给年轻人的机会，比如说他们是十五六岁，他们也可以去参加学徒制，参加就业技巧培训，之后还可以再接着学习。还可以在瑞士技术学院拿一个PHD，如果他们想拿到的话，这是一个公开系统，他们可以做不同的选择拿到不同的教育资质，改变自己的职业和未来。这样一来，瑞士就有很强的社会移动性，瑞士是社会移动性最强的一个国家之一，跟低阶级的人可以在一代之后变成更高一个阶级的人这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移动性都要强。这是更加全面，公平的系统。

最后一点是稳定性，社会稳定性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希望给每个人都有职业生涯的权利，所以说在政府系统中，在机构中，在法制中，我们要确保他有稳定性。另外一方面，要确保民间有社会移动性，我觉得这些都是必要的框架条件。70%的瑞士投资都是投资于RND，科研都是私企进行投资的，政府把它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基础研究上，而私企把重点放在应用研究上。

主持人：

您说得非常好，我的问题是你们瑞士的成功会不会侵蚀目前你们已有的基础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瑞士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很成功的国家，瑞士的就业还是比较充分的，社会移动性也不错，但是一段时间来，人们就会变得，觉得一切都习以为常了，这就会阻止社会的创新，这也会阻止你们目前创新系统的继续往前推移。

Mauro Delr Ambrogio：

这种政策有很多的风险，开放与包容之间是有平衡的，而且还要让人们接受移民，也不是容易的。我们开放，但是有来自于意大利、法国、德国的人都到瑞士来，这是以前的事情，现在很多是来自伊斯兰教的人，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能不能再把同样的模型往前推进，因为我们目前全球化的情况和以前不同了，一切都要以瑞士人自己来做决定，所以还是很困难的。有的时候所做的决策并不是很有政治上的正确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需要赢得人们的支持才行，如果我们要制定一个政策，我们这个政策一定要让人们能赶得上我们的步骤，不能超前于人们能接受的程度。我的工作并不是只是执行这些所有好的想法，我90%的工作都是阻止坏的想法在瑞士发生，这个坏的想法可能是人们进行政治讨论之后，用意是好的，董事会讨论是好的，但是最后出来的结果不一定是好的，因为最终这些想法是要人民批准才行。

主持人：

Avi Hasson，现在能不能请你来讲讲，以色列经常被人们说成是创新企业的国家，你们的秘诀是什么？是什么重要的原因使得以色列可以继续成为如此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社会？

Avi Hasson：

当你看到以色列创新的生态体系，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需求，一方面我们有人才，另外一方面我们有风投，而且还有很成熟的融资市场，杰出的科学和学术研究，另外一方面，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初始是怎么走的，我想讲两点。我们很难照抄，因为有一些经验，以色列的企业家精神非常强，不光是技术方面，几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能找到企业家精神，这些企业家在以色列，大家认为是模范榜样，包括愿意承担风险，这是每个企业家所愿意承担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绝对不是说是可耻的，而是我们可以通过失败中学到一些东西，重新再开始，反映到社会的方面，教育方面等等等等。

除此以外，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而且有非正式的文化，合作是非常基本的概念，这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刚开始搞一个公司的时候，比如说医疗方面，你有一个朋友，第一个人懂得医疗，第二个人懂得通讯，所有的人不断的进行交流，行业方面，学术方面的人都应该在一起，所以把两个社区联系在一起，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政府的作用，以色列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和瑞士不同，我们研发方面的投入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我们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生态系统是怎么演变过来的。我们经常看到，我们过去不断的重复自己，政府永远想建立起这样的基础设施，减少私营领域的风险，建立起这样的内嵌式的机制，让私营部门承担很大的包袱，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反映这方面生态系统的情况。我们大概40年前就开始这么做，关于支持创新，非常稳定，从来没有变化，我们国家没有自然资源，没有人力资源，主要是侧重于政府非常重视，因为我们一部分的出口，一半都是高科技，占了我们经济很大一部分。

如果总结一下的话，有三点可以总结的。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样呢？三条。第一，稳定，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家，我就想确保每两年不会改变我们的政治规则，我希望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固定不变的情况。同样，我希望政府也是充满活力的政府，如果一个政府花两年设计一个解决方案，又花三年来实施这个项目，今天高科技的世界里，也可能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很多公司会存活不下去。显而易见，我们必须要充满活力，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对于政府必须要做到，因为我们这种创新的生态系统需要我们这样做。第三点，我们要侧重于积极的鼓励发展我们的生态系统，给企业家创造最好的环境，不要替代私营系统，为他们预测怎么样，或者把我们的目标按照一个方向把所有的资源都用下去。

主持人：

很有意思的一些想法，对于有些国家刚开始建立起生态系统，特别是人口不多的国家，一般人们认为我们的资源有限，最好投资有所侧重，围绕核心领域建立起我们创新的生态系统，比如说无线应用，这是和生物科学完全不同的领域，我们是不是要更加有规划，更加侧重于某一个领域，你是怎么认为的？

Avi Hasson：

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刀切的情况，并不是所有的问题我都有聪明的答案，我还有一个很坚定的想法，我是这样人为的，首先从我们的经验来说，多数失败自己就证明了这样一点，为什么这方面很难，最聪明的人，最棒的人也不能准确的预测未来是什么样，未来得大事是什么，这一点很难做到。第二，整个国家都要专注于十年的变化，十年专注的战略，这是不可能的，对以色列是不可能的，也许其他国家可能做到。这些综合起来来看，这方面我们失败的代价是非常高的，你推动人们的智能，如果再加上全球的合作，我们现在还没有讨论到这一点，也许晚些时候会谈到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全球开放的态度，在我看来，应该能拿出最好的结果，最好的解决方案，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对变化进行调整，对于我来说更加重要的多。

主持人：

也许我们可以把范围稍微扩展一点，问问Marina Gorbis，你看到未来的时候，你觉得创新，像中国，亚洲这些新兴市场，这方面的模式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有的系统会更加成熟，你是怎么看这一块儿的？

Marina Gorbis：

你刚才讲的一点很重要，有各种不同的创新模式，最糟的就是把别人的拿来照搬，以色列做的恐怕对以色列是适用的，有以色列的特点。我们知道硅谷，每天都有人在参观，到底秘诀在哪儿，有很多类似的事情跟以色列相同，但是它还有它的独特特点。文化很难复制，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的独特文化，可以创造出一些机构，实施一些政策，这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文化是最难改变的，每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文化，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是这样，我觉得从政策角度来说，我们需要看一看这些资源方面，文化因素，元素是什么，你们国家所需要的，你们区域所需要的，很好的利用这一点。我也同意你刚才讲的这一点，没有人可以准确的预测未来，到底十年以后是什么情况，这不行，最好是创造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大家感到兴奋，围绕科学技术创新，让他开花结果。我们在每个领域都要看到，文化是什么，资源有哪些，据此来做出你的创新政策。

主持人：

部长，我们刚才谈到了对系统要有很好的适应性，这种系统适应性来自于什么地方，政府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对一些提供资金的机构，是什么来推动你们能够更加适应，针对变化调整你们自己，对创新做出更好的支持。你也可以讲讲，私营部门帮助推动这些方面，适应改变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Helga Nowotny：

欧洲研究委员会2007年才建立的，并不是任何政府成立的，钱是欧盟的钱，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需求，在欧洲的科学界长期的要求，他认为在国家层面给我们资金。但是在有的国家，出于自己的预算情况，让大学无法进行自己的研究。当时我们就这么想的，我们有欧盟，为什么我们的基本研究不是放在整个欧洲的层面进行，这样的话，能增加欧洲未来在全球的定位，使它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地方，这是从上往下的首创行动，和所有的项目一样。比如说瑞士，在一定的时间内，也需要政府能够同意，你需要钱能够投进来等等等等，我们要使这样的自下而上的政策保存下去，这样的话，更好的感觉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哪些必要和需要。

再有，我们看到欧洲的大学，都是国家的机构，从我们欧洲研究委员会成立以来，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始料不及的，我们委员会成立之前，能预测大家怎样得到资金呢，没有人可以准确的预测到会是这样，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欧洲的大学开始相互竞争起来，他们开始竞争他们的声望，这样的话，能够得到我们的资金，在每个大学，每个研究所之间找到一些新的人才，鼓励人们等等等等。另外我们看到实际发生的情况，你看到这些机会，抓住这些机会，所有因素集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应该前进的方向。

主持人：

Mauro部长，我们的行业在形成创新生态系统方面能扮演什么样的积极的作用，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进行调整？

Mauro Delr Ambrogio：

所有这些工业的企业都想赚钱，获得利润，都想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想出口，这些都是他们基本的经济活动。我想越来越多的情况，我们私营部门的代表都来参加这方面的活动，私营部门非常清楚，还有其他的利益相关方，除了业务的股东，还有其他的利益相关方，要把整个社会考虑在内，欧洲的情况就是这样。私营部门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态度来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寻找公营，私营的合作伙伴。在我看来，到头来公营和私营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非常人为的，取决于本地的情况，取决于文化，很难说公营就是不好的，公立的学校就不好，如果你能够使我们的公营部门放在一个很好的情况下，让他们能参加竞争，就像瑞士一样，所以这方面一样能做得很好，这样的话，你可以在这种意义上，使一个公营的体系，他的运作像一个私营体制，包括财务、金融体系，你给他们一个激励因素，比如说我们的研究按照竞争性的出资，竞争性的资金，如果学校不太好的话，就很难吸引这方面具有竞争性的国家层面给你的科研基金。通过这个方法，系统就有它的选择性，形成一个很好的，有利于竞争的生态系统，必须有某种类型的方法使它充满竞争性。

我是政府的代表了，我回答你的问题，我怎么看待私营企业呢？不一定是我作为企业家会怎么做，而是作为一个条件，政府要先让私企和工业能够变得自由，有创新性，去找到全球的最佳解决方案，我也特别同意旁边人的讲法，小国家的优势就在于他们特别能够全身的加入于竞争中，而且他们要以全球的视野去思考，不受到政治体系的保护来进行竞争。

主持人：

现在我想请观众进行评价或者提问，大家首先请自报家门，然后再简单的陈述你们的问题。

提问：

瑞士的银行业会不会有任何创新来促进新的产品，新的创新？

Mauro Delr Ambrogio：

在过去一些年，瑞士的银行业主要受金融行业的吸引，当时在危机中我们在瑞士失去了银行业的一万份工作。回头来看，银行业原始的任务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要把钱转化成企业家精神，让商业银行以正确的方式营运，这是过去私人银行的首要任务。

Avi Hasson：

在我看来，我的说法比较有挑衅性，我觉得风投之所以创新，是因为他要找到刚开始高风险的科研项目，我觉得银行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机制，这不表明银行是好是坏，因为银行的功用和我们不一样。你刚才说到以什么正确的方式来做？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行业很好的扩张开来，我也希望他们可以离我们的市场更近一些，我们的体验证明了两点。第一点，知识上有空缺，尤其是在科技公司，你们必须对我有一些了解才行，这也不是一个基本上的银行的系统，因为你要去给知识产权投资，这些都是无形资产，没有所谓的钢，没有铁，没有计算机，你不知道是什么，所以第一要填补知识空白。

第二点，要给一些保障，一些风险的障碍，让他们能够采取第一步。回到我前面的观点，我们不能让他们特别热爱这种网络，当他们教育程度越高的时候，他们才有胆量去投资这些高风险的企业。

Helga Nowotny：

我想连接一下，一边说一说风投，另外是接受失败，这两者之间要产生联系。我们在欧洲，经常人们跟我们说，你们和美国相比，特别惧怕风险，因为对美国来说，失败是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企业家创造了一个企业，结果企业失败了，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你去看一看他有多少风投基金的话，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他们的风险值是不一样的。这就回到了文化这个词上，这不仅仅是指小文化，这是特别大的文化，不是某个人特别害怕风险或者喜欢风险，你整个生活的文化圈，以及整个机构的文化圈，以及融资机构的文化圈，和整个生态环境都可以让你能够拥抱风险，所以我这里讲的是整个大环境。

Avi Hasson：

我也同意，但是我想补充一点，政府应当意识到一点，政府和风投是不同的，我两边都做过，所以我知道，如果我对你的公司进行投资，你的公司如果不幸失败了，但是我相信你的公司肯定不会失败了，假设你的公司失败了，一个公司下去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的公司可以出来，因为他已经有知识，有才能了，我作为风投的话，可能不喜欢我在你身上输了钱。作为政府的话，这意味着刚开始对你公司的初始投资是特别棒的投资，周围的扩散影响必须受到我们的考虑，如果只是看某个项目是成功还是失败，政府不应该仅仅做这种事情。应该看看整个扩散性效应。

提问：

我是青年科学家，我想考虑一下这个机构的融资的结构可以如何影响我们社会对科技的发展方向的影响，如果你想得到风投支持的话，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理解，融资上他们很困难，尤其是融资的资金要求很大的项目，也许你可以注资一些项目，但是很多设备的，制造业的项目就很难。另外一点，年轻科学家也讲到了欧洲研究委员会，一种开放的途径可以让你们获得更好的投资，这种投资从其他地方很难获得。这两个观点，一个是大型的投资，对资金要求高的项目，我们如何让那些没有特别大成就的科学家也获得融资，我们如何让风投去对这种的科学进行投资，而这些科学家可能之前没有被验证的项目。

Avi Hasson：

我心里是这样认为的，这和政府的决策相关，如果看看政府的预算，每个政府的预算都是有限的，他们应该把钱放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尤其是高风险的，资金要求很多的长期性的投资，在这一点上，政府应该对它进行注资，应该进行风险共享。共享是很重要的词，我不觉得政府应该给你百分之百的赠款，政府应该和所有一系列的融资类型进行风险共享，这可以造成很大的改进。如果大家考虑一下我的政府内预算，你会发现，这个预算本身放到很多长期的，高风险的项目，这不是我们自己去挑的，因为在一些容易的项目上，资金要求不强的项目上，私企可以搞定一切，但是如果是半导体，或者是生物质能这些项目，需要更多的资金，需要更长的投资期限，而且风险会更高，所以需要政府的支持。起码在我们这个办公室，风险是个好词，因为它关注的是我们政府需要把钱放在那些资金缺乏的地方上。

主持人：

你刚才讲到的是众包可以填补空白。

Marina Gorbis：

我想整个众包或者是从众人那儿融资是很好的概念，现在我们有些项目拿到了50万的资金，创造了会发光的树，但是这是有争议的，因为它引起了其他的问题，我们在这个项目上融资了50万，这只是几年间的事情，我们希望更好的理解众包的做法，从众人那儿融资。长期，如果大家看五到十年的投资期限，我觉得这里不能完全的代替它，但是它可以创造一些有意思的教育，来看看这两者可以如何进行更好的平衡。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在众包的融资机制上，有人觉得这个词特别热门，我们去融资的时候，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必须看到，有些什么项目缺乏资金，众包的融资平台它的运行基础是非常不一样的，政府的角色就要看哪里缺乏融资。

Helga Nowotny：

从基础研究进行融资的角度，我们会去看很多高风险，高收益的基础研究项目，但是大家不知道这种高风险的研究项目到底会是成功还是失败，所以我们的评估者经常是趋于保守，因为这也是公众的钱，所以说私营的个这些融资机构就更加容易一点，他要花钱也没人管，所以这里还是要获得一些平衡的。

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风险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认为风险等于危险，但是这不是对的，风险不等于危险，风险是这么一个概念，风险对未来是有好处的，在未来也许可以从中收获巨大的好处，因此我们应该不断的促进风险项目的融资。再者，我们也需要一个系统，能够让失败可以变得接受，如果大家没有一个基本的安全网的话，大家就会趋于害怕风险的心态，这对于创新，对于科学都是不好的。

主持人：

我觉得本次讨论也强调了一下在系统中多元融资的重要性，因为大家都带着不同的标准和视角去看融资项目，而且它的风险属性也不一样。如果是多元的融资角度，整个生态系统才会变得更多元，更强劲，因为融资结果毕竟不是确认的。

提问：

我们谈论到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如果一旦失败的话，还是有一个公司从项目中可以引发出来，风险点在哪里呢，如果项目本身失败了，也不是有风险的，还有很多好处可以从中生出来的，大家不要谈高风险，就谈高收益好了。

Mauro Delr Ambrogio：

我觉得风险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你作为一个政府或者一个机构，你只有这么一点点钱，对你的需求比你的钱高五倍，你要从二十个当中选一个，你要看看把钱投出去的标准是什么，风险应当是一个标准，但是不应当是唯一的标准。

主持人：

我们今天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非常感谢大家的问题，我想总结一下这些讨论的重要要点，对于我来说，这些要点特别关键。第一点，知识的产生系统变得越来越分散化了，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不一定是科学家，但是他们可以去分析数据，可以帮助知识的管理和创新，刚才大家都在呼吁继续支持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是一切的长期，和更加巨大的将创新商业化的基础。另外融资机构也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来促进更近期的融资，包括要基于他的概念是否得到验证。

另外我们要看看跨国的，资金的跨界是否是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跨国研究的融资，不管是创新还是基础研究。讨论很关键的一点，要创造一个创新的生态体系，基本面要包括教育、基础设施以及规则的设定，还有对研究的支持，以及研究的商业化，而不是应当让政府去挑选某个特别的行业来支持，因为历史上来说，专门挑某个行业来支持获得成功的例子太少了。这么一个生态体系的支持是有一系列标准来支持的，刚才Avi Hasson也讲到了，长期的稳定很重要，这样人们就不会觉得规则一直在改变，不敢来投资。另外政府的回应性，以及融资机构的回应性，看到新的情况出现，他会回应，另外还要更好的理解生态系统不同的问题是什么，要如何解决他们，尤其是政府要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插足，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环境。另外还可以跟私企的投资进行风险的分享。

我们从嘉宾这儿听到的观点，不光是生态本身很重要，生态还要不断的进行改进，要改变它的条件，在竞争性不同的情况下，将自己和其他的地方区分开来。很多今天的生态系统都是基于一些长期以来有创新传统的国家，今天谈论到的很多要点都可以很好的和创新系统的建立融合在一起。

最后，我们如何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不同的系统参与方互相合作，来产生新的想法，新的产品，同时还可以改进创新体系，这种个人间的、网络间的效应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创造价值，即使某些特定的研究或者是初创公司，或者是商业化项目失败了，但是这个失败还可以帮助贡献于创造整个生态系统的不断延续。

现在我请每个嘉宾来讲讲他们有没有最后的一些总结观点，没有人要补充的话，我很高兴宣布，本次会议要本着大爆炸的精神来结束，我们要欢迎施瓦布教授入场，以及新技术先锋的主持人要过来，我们现在要欢迎所有的领袖们与新领军社区成员一起上台。

施瓦布：

谢谢！首先我想非常感谢所有论坛的讨论人，而且我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感到今天这次会议一个非常重要的荣誉，对于我来说就是能欢迎技术先锋，这些新领军者公司的领导，是非常年轻的，非常有创新精神的，有很多技术能够使我们行业产生改变的公司或者领导，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公司，公司也取得了一些成功。有些公司已经变成了全球非常重要的大公司，而且我现在想来说一些名字，我们找到了一些名字，有一些可能不是资本型的。谷歌成立半年之后我们就发现了，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公司也是在它的早期发展当中由世界经济论坛所发现，我们是从2000年的时候开始这样一些项目，一般是选二十到三十个左右的技术先锋，而且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的支持方，这是全球范围之内的，还有最佳的入选公司，很多的公司今天也入选了。

首先是能够让人们更好的了解技术目前能够怎样改变我们的世界，我自己也是一个工程师，现在人们的意识不是非常足够的，技术如何能够影响我们的世界，不仅是在经济层面，还有包括社会和政治的层面，要增强意识是第一步。

第二点，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人们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因为大家在技术发展的前沿，你们能够理解那些前沿的东西，能够真正的找到一些解决方案。还有一点，我们也必须要确保我们能够在各个角落里促进创新。我昨天在开幕仪式的讲话中也提到过，在未来，可能没有办法再区分传统的行业，或者是一些高科技的行业，不会有这种区分了，而且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工业国家也没有区分了，我觉得未来的世界将要看哪个公司是具有高创新性的，哪个是低创新性的，包括哪些国家是高创新性的，哪些国家是低创新性的。那些高创新性的将会在竞争中获胜，是未来的获胜者。

所以今天我们在此，我们要来欢迎2014年度的技术先锋，感谢他们的贡献，他们的成就能够促进世界的可持续性发展。让我的同事艾克曼先生，他是主要负责新领军者部分的，请他来进行下一部分的主持。

艾克曼：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非常高兴能来欢迎2014年度的技术先锋。

…，它是一个电子商务网站，改善了整个客户信息方面的技术。

…，它是一个分享经济很重要的新领军者，使全世界人的空间变得更加先进。

…，这个公司是一个回收的公司，尤其是余热，让工业再利用他们的余热。

…，用一些大黄蜂，能够减少一些害虫，不会再使用有毒的除虫剂，能够保护我们的空间。

…，用了一种在线的方式，能够帮助人们，有一些课程更好的学习计算机技术和科学。

…，通过他的机器人能够帮助人们改善肌肉方面的病痛和疾病。

…，改善了低收入的人，4美元之下收入的生活水平，帮助他们提供医药。

…，能够让媒体包括公众更好的，包括对危机回应，社会治理方面进行更好的分享，互动的工作。

…，不用人工的光，而是通过一些自然光，太阳能技术等进行推广。